自哈维（Harvey William）的血液研究开始，生理科学领域开始解除“神的禁忌”，自然科学家可以像对待动物一样通过解剖人的身体进行实验研究。桑代克（Thorndike，Edward Lee）作为动物心理学的重要研究者，发展了一种客观的和机械的学习理论，他指导研究工作的客观精神构成了行为主义的重要前提。尽管桑代克的很多见解引起人们的争论和反驳，但是他的学习理论在心理学上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一些观点，特别是他的效果律一直是人们争论的一个主题，至今仍有人为验证效果律和强化的作用，而埋头进行细致的实验研究工作。虽然在桑代克之后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学习理论和模式，但他对动物和人类学习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在心理学史上的影响是不可抹杀的。

20世纪初，巴普洛夫（Ivan Petrovich Pavlov）开始了对动物反射性的行为机制研究，“条件反射”后来成为行为主义的核心概念。巴甫洛夫做了一个相当著名的实验，他利用狗看到食物或吃东西之前会流口水的现象，在每次喂食前都先发出一些信号（一开始是摇铃，后来还包括吹口哨、使用节拍器、敲击音叉、开灯等等），连续了几次之后，他试了一次摇铃但不喂食，发现狗虽然没有东西可以吃，却照样流口水，而在重复训练之前，狗对于“铃声响”是不会有反应的。他从这一点推知，狗经过了连续几次的经验后，将“铃声响”视作“进食”的信号，因此引发了“进食”会产生的流口水现象。这种现象称为条件反射，这证明动物的行为是因为受到环境的刺激，将刺激的讯号传到神经和大脑，神经和大脑作出反应而来的。

条件反射的情境涉及四个事项，两个属于刺激，两个属于机体的反应。一个是中性刺激，它在条件反射形成之前，并不引起预期的、需要学习的反应。这是条件刺激（CS），在巴甫洛夫的实验中就是铃响。第二个刺激是无条件刺激（UCS）。它在条件反射形成之前就能引起预期的反应：条件反射形成之前，出现了肉，即UCS，就引起唾液分泌。对于无条件刺激的唾液分泌反应叫作无条件反应（UCR）。这是在形成任何程度的条件反射之前就会发生的反应。由于条件反射而开始发生的反应叫作条件反应（CR），即没有肉，只有铃响的唾液分泌反应。当两个刺激紧接着（在空间和时间上相近），反复地出现，就形成条件反射。通常，无条件刺激紧跟着条件刺激出现。条件刺激和无条件刺激相随出现数次后，条件刺激就逐渐引起唾液分泌。这时，动物就有了条件反应。

与巴普洛夫基本同一时期开始研究的别赫捷列（Vladimir Mikhailovich Bekhterev）认为反射不仅是由少数自足的刺激引起的，而且是由许多同这些刺激有联系的刺激引起的，复杂的高级行为可以被解释为低级运动反射的复合，思维过程也具有同样的性质。总之，他认为，完全可以用客观的方法来研究心理现象，而反对使用心灵主义的术语和概念。20世纪初，约翰. B.华生开创了行为主义的研究典范，行为主义研究以华生1913年发表的《行为主义者心目中的心理学》为标志而诞生。

众所周知，施拉姆将拉斯韦尔、莱温、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四人列为所谓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霍夫兰是耶鲁大学的实验心理学教授，他把心理学实验方法引入了传播现象的研究领域，并揭示了传播效果形成的条件和复杂性。他在耶鲁大学心理学系学习博士学位课程之时，有志跟随人类学方面的杰出行为主义学者C. L.赫尔学习。赫尔的研究是完全建立在巴普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基础上，同时掺进了J .杜威和桑代克的功能行为主义。霍夫兰的研究直接受到了赫尔的影响，其学习理论的基础，以及后来的说服研究的基础，在于使赫尔的行为主义与精神分析理论相结合。霍夫兰的态度研究在今日传播学研究中依然是时髦话题，比如研究人的孤独感、研究受众对产品的好恶。这些研究设计了很多科学主义方法指导的量表，以此来对人的态度和行为进行度量（比如关于“幸福感”的研究，大量的所谓“某某幸福感”排名），这样得出的描述性结论看似有道理或比较符合事实，但往往经不住时间的检验（量表中涉及的变量无法涵盖各种潜在的或新出现的自变量，因而只能是一种阶段性的测量）。从根本上说，人的态度与行为除了要作理性的科学的一般经验研究，可能还要从感性的实践的角度去研究，而这些是自然主义视域所无法观照的。(www.daowen.com)

除了霍夫兰直接受到行为主义的指导影响，“四大奠基人”中的其他三位学者当时研究的“传播”中心议题，也都直接与行为科学有关（虽然并不都是行为主义的）。拉斯韦尔研究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他将宣传定义为“通过操纵有意义的符号控制集体的态度”。这基本上可以看作一种传者中心论的雏形，B. L.史密斯在《拉斯韦尔的神奇思想史》中将其誉为“行为科学的达·芬奇”。拉扎斯菲尔德研究广播对于听众的效果，其行政研究中的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参与式观察、个案研究等方法都是基于针对行为进行内容分析和测量的思路。莱温主要研究群体动力理论和把关人问题，他受格式塔心理学的影响最直接，格式塔心理学研究个体直接经验的主观过程；它涉及整体，涉及个体所知觉的环境如何影响个人的行为。虽然他们并没有直接受到行为主义研究的指导，但他们的研究路径多少都受到了行为主义指导下的行为科学的规范。

除此之外，行为主义直接作用在早期的各种具体传播研究，形成了如“魔弹论”（典型的刺激—反应模式）、“控制论”（将工程学研究嫁接到行为科学研究中）等相关的研究成果。这些理论或模式固然在当时解释了一定的现象（如分析二战中纳粹党的宣传、关于“火星人入侵”广播剧的研究），但其对传播学科建构的隐患也在之后的研究中慢慢显现。对行为主义的依赖，使得研究者将“传播”从心灵层面降格到动物本能的行为研究；或者混杂工程学的研究，将人类组织和社会视为与自然动物界类似的系统，这样就势必无法解释友谊、爱情、亲情等更贴近“人性”的传播研究议题。虽然行为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了自我修正，形成了将行为与认知相结合的认知心理学、社会学习理论，但其中行为主义的研究取向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比如班杜拉的经典社会学习理论实验，他通过在封闭的实验室环境研究儿童观看电视暴力后的暴力倾向，得出电视暴力对青少年具有四个方面消极影响的结论，虽然其研究非常具有现实意义，也很有价值，但该实验的研究方法依然受到诟病：现实中的儿童真的如同实验室里的小白鼠一样没有自我意识吗？家庭、社会教育、公共组织这些因素在研究中是缺失的。

当然，主流传播学界总体上对行为主义是持认可态度的，并且其研究方法在今天依然非常受宠。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刘晓红总结了行为主义对传播研究的三个影响：一、以客观的研究方法研究传播现象。二、刺激—有机体—反应作为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案（如霍夫兰所作的那样）可能并不是有效的，但为研究传播现象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三、观察学习理论对人们认识传播效果有重要启发。无论我们怎么评价传播学研究中的行为主义取向（或者是行为主义的传播学），都必须意识到它根本上乃是出自一种将人的自然属性置于社会属性之上的研究（尽管新行为主义在这方面可能处理得比较微妙）。我们要警惕将这种研究作为整个传播学研究的基石或典范的后果，毕竟：人的确曾经是动物，但人又绝不仅仅是动物。正如施拉姆当年所说的：“我们既不完全像神，也不完全像动物。我们的传播行为证明我们完全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