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科学主义宗旨的近代科学研究是实证主义诞生的直接催化剂。实证主义的思想在17世纪开始呈现最初形态，它与近代机械论的出现有着密切的关系。伽利略的科学观直接形成了与传统世界观的对立：科学的任务不是去增加自然及其属性的数量，而是大量地去描述一切可以测量的现象。理想实验超出了经验材料的范围，开始确立科学理想的重要性，即为一切实验确立理想条件。这正是后来的实证主义哲学确立科学规范的开端。

近代科学在科学方法论上主要表现为四种观念或原则。首先，是对观察、假设、实验、再观察的需要，即经验原则。其次，为取得精确的测量必须用数量方法，即数量原则。再次，科学方法处理因果关系常用抽象化的手法来表示这种关系，为此，必须确定反复出现的行为的意义，然后将其总结成描述并解释这种行为的普遍规律或方程式，即科学的机械性原则或因果原则。最后，是近代科学家的总的精神态度：通过科学而进步，即进步原则。就方法论体系而言，则表现为培根的经验归纳法与笛卡尔、伽利略、牛顿的数学方法论的统一。

实证主义总体上继承了科学方法论，遵循科学的经验原则、数量原则和因果原则。它是牛顿机械论世界观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最直接体现。这种机械论的世界观从欧洲启蒙运动以降，深刻影响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旨趣和方法。实证主义强调经验排斥形而上学，认为人类社会的定律同自然世界一样，可以被验证和检验。它贯彻科学主义传统，将客体对象化，在方法上倾向单向度的实证，用自然科学的手段证实或证伪经验事实。极端实证主义者甚至自信于人类世界的一切存在都可进行实证研究，甚至人类意义世界的情感、道德、审美、意志等都不例外。实证主义思潮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渗透到人文社会研究的各个学科和领域，在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刺激下，成为追求文明“进步”（这种文明的进步认为人类社会可以像自然界的进化那样统一于同样的标准和度量方式）的西方社会的重要研究范式。

实证主义在20世纪初期，成为传播学这门新兴学科迅速出产研究成果的工具，而彼时实用主义哲学在美国的盛行，为其作为传播学研究的标准范式奠定了基础。美国传播学研究的经验主义方法的实用主义基础，与这个国家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实用主义作为美国社会所特有的思想趋向和世界观，早在18世纪70年代就得到C.皮尔斯的一般论述。它的另一个主要代表人物杜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声称，现代社会的唯一出路在于把解决自然科学和技术问题的方法应用于社会问题，从而一方面为包括传播研究在内的社会科学的经验主义方法奠定了哲学基础，另一方面使得实用主义哲学和美国的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这个“哲学的使命（就）是为美国社会所认可的一切辩护”。

施拉姆将拉斯韦尔、卢因、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四人列为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霍夫兰是耶鲁大学的实验心理学教授，他把心理学实验方法引入了传播现象的研究领域，并揭示了传播效果形成的条件和复杂性。他在耶鲁大学心理学系学习博士学位课程之时，有志跟随人类学方面的杰出行为主义学者C. L.赫尔学习。赫尔的研究是完全建立在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基础上，同时掺进了J .杜威和桑代克的功能行为主义。霍夫兰的研究直接受到了赫尔的影响，其学习理论的基础，以及后来的说服研究的基础，在于使赫尔的行为主义与精神分析理论相结合。

除了霍夫兰直接受到科学主义指导下的行为主义的影响，“四大奠基人”中的其他三位学者当时研究的“传播”中心议题，实际都是科学主义指导下的行政实证研究。拉斯韦尔虽然研究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但B. L.史密斯在《拉斯韦尔的神奇思想史》中却将其誉为“行为科学的达·芬奇”。拉扎斯菲尔德研究广播对于听众的效果，采取实证定量的研究方法肇启传播学的效果研究传统。勒温主要研究群体动力理论和把关人问题，他受格式塔心理学的影响最直接，格式塔心理学研究个体直接经验的主观过程；它涉及整体，涉及个体所知觉的环境如何影响个人的行为。这些施拉姆笔下的奠基者的实证主义研究取向无不受到科学主义的影响。(www.daowen.com)

除此之外，被奉为经典的传播学理论如“魔弹论”（典型的行为主义模式）、“控制论”（将工程学研究嫁接到行为科学研究中）、“信息论”（将人类传播现象和意义世界作物理科学的解释）等等，无不体现了科学主义在当时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盛行。这些理论或模式固然在当时解释了一定的现象（如分析二战中纳粹党的宣传、关于“火星人入侵”广播剧的研究），但其对传播学科建构的隐患也在之后的研究中慢慢显现。对效果研究的依赖，使得研究者将“传播”从心灵层面降格到动物本能的行为研究；而混入早期传播学中的工程科学研究，则将人类组织和社会视为与自然动物界类似的系统。

实证主义在今天依然是最主流的传播学研究范式，且更侧重实际研究中的工具主义取向。一定程度上说，这种对实证主义根深蒂固的传承，导致传播学研究难以实现自我突破。尤其是在进入20世纪中后期，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也开始遭遇到反实证主义的质疑。批判学派认为，实证主义在科学精神的包装下，似乎要秉承客观，摆脱主观，但是从未脱离科学主义的影响，对此，阿多诺这样评价：

实证主义从情感上说，坚持那种最外在的、清除了一切主观意图的客观性，然而却更深刻地陷入那种特殊的、纯粹主观的、工具的理性之中。那些自以为克服了唯心主义的胜利者，比批判理论更深入地陷入唯心主义之中：他们把认识主体不是实体化为一种创造性的、绝对的主体，而是想象为一切有效性以及科学控制的固定精神（topos neotikos）。

当然，上述所论并不是要对实证主义不加区分地完全否定，也并不是要否定科学主义对于早期传播学研究范式的建构价值。需要意识到的是，传播学（包括其他社会科学）如果继续按照科学主义的思路发展，难免让更多有价值的传播现象问题和思想被忽视，也势必导致本学科研究范式的匮乏。按照科学主义设定的框架进行看似注重效果的描述性研究（很多时候是重复的、无效的），对学科地位的巩固并无根本帮助。不但如此，传播研究中存在的科学主义传统同时导致了传播学的学科归属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