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氏百科英语词典将科学主义定义为：“科学主义指一种信念，认为物理科学与生物科学的假设、研究方法等对于包括人文与社会科学在内的所有其他学科同样适用并且必不可少。”

科学主义的英文（scientism）在19世纪70年代就已出现。德国哲学家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在19世纪末主张人文学的研究方法与科学方法不同，人文学应该“主观”，与科学的“客观”相对，并批评那种试图将科学方法应用于人文学（指法律、艺术、历史和宗教）研究的思想为科学主义。

科学主义是这样的一种思想：即，自然科学是最权威的世界观，也是人类最重要的知识，它高于所有一切其他类的对生活的诠释。如果从最初源头探究，科学主义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自然科学传统，从米利都三杰朴素但具有科学精神的自然世界观，到作为数学家、物理学家的阿基米德的古代科学实验精神。科学主义这个词首先被社会科学家，如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科学哲学家如卡尔·波普尔等使用，用来描述许多科学家所共有的态度和信念，这一信念让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其所采用的方法终于上升到意识形态的水平。对科学主义的经典论述，正如物理学家卢瑟福所言：“除集邮，皆物理。”

从社会历史考察，科学主义应该从科学革命算起。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科学革命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原因似乎在于，只是在西方，科学才成为一般社会的组成部分。或者换句话说，只有在西方，哲学家——科学家与匠人才实现联合，互相促进。因此，正是这种科学与社会的联合、科学家与匠人的联合，大大促进了科学在西方世界的空前繁荣。”

科学革命之所以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与西方社会的思想背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着根本联系。诚如韦伯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精神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行为方式，追求标准化、合理化、秩序化成为启蒙运动之后欧洲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普遍准则。与社会生产方式彼此互相影响，人们普遍认为只要遵循理性指导原则和经验方法，就可以认识客观世界，掌握科学真理。基于这样的认识论，欧洲科学繁荣发展，以哥白尼、伽利略、牛顿为代表的科学家身体力行地证明了科学理性的价值，长期以来被宗教盘踞占领的科学领域重归人间。

随着主体认知能力的不断提高，科学观察更加深入细致，并逐渐形成一套新的科学研究范式。科学革命的胜利带来了工业革命的一系列成果。在此过程中，社会剧烈变迁，人们的思想与观念与之相适应地进入到现代阶段。丹皮尔（Sir William C. Daupien）称19世纪是“科学的世纪”，不仅是因为有关自然界的知识迅速增长，还因为“人们对于自然的宇宙的整个观念改变了，因为我们认识到人类与其周围的世界，一样服从相同的物理定律与过程，不能与世界分开来考虑，而观察、归纳、演绎与实验的科学方法，不但可应用于纯科学原来的题材，而且在人类思想与行动的各种不同领域里差不多都可应用”。在这样的条件下，由西方理性主义培育起来的科学主义精神迅速壮大，并用经验实证传统武装自己，形成了科学主义的“新”传统。(www.daowen.com)

科学主义从18世纪兴起，经过19世纪在各学科盛行，到了20世纪，它的缺陷也日益显现。这直接导致了学科领域的“科学危机”。胡塞尔认为，科学危机是指“科学的真正科学性，即它为自己提出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些任务而制定方法论的整个方式，成为不可能的了”。胡塞尔将科学主义存在的问题归咎于实证主义，“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的整个世界观唯一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且唯一被科学造成的‘繁荣’所迷惑，这种唯一性意味着人们以冷漠的态度避开了对真正的人性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单纯注重事实的科学，造就单纯注重事实的人”。

应该说，科学主义原本是一个认识论概念，主要限制在知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其核心目标是要说明科学在认识中的地位。科学主义在不自觉中将自然科学建构为一种可以关照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领域的标准工具，而背离了科学精神的要求。但总体而言，科学主义对工业革命以来文化知识的普及、社会科学的发展以及学科的分门别类起到了历史过渡阶段的积极作用。

而与科学主义这种非自觉性的形成不同，唯科学主义不仅有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诉求，其背后更有一种科学研究中较为普遍的主观驱动。唯科学主义本身甚至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诉求，成了知识生产领域新的权力规训，其本质则是科学研究中的教条主义。郭颖颐将其描述为一种信仰形式：“一般地说，唯科学主义是一种从传统与遗产中兴起的信仰形式，科学本身的有限原则，在传统与遗产中得到普遍应用，并成为文化设定及该文化的公理。更严格地说，唯科学主义……可定义为是那种把所有的实在都置于自然秩序之内，并相信仅有科学方法才能认识这种秩序的所有方面（即生物的、社会的、物理的或心理的方面）的观点。”

科学主义自信于可以用自然科学的范式去研究一切问题，唯科学主义则走得更远，甚至背离了科学本来的宗旨，而将科学建构成为新的宗教。R. G.欧文在他的《唯科学主义，人与宗教》一书中，攻击唯科学主义是一种偶像崇拜，他称之为“科学崇拜”（Scientolatry）。“把科学地位提高的结果”，他写道，“在某些方面，使科学被认为是全知全能的人类救世主而逐渐受到崇拜”；他认为，“科学崇拜”就是声称所有的问题都能被它科学地解决，甚至能检验精神、价值和自由问题。

为了便于辨析科学主义与唯科学主义的这种不同，这里我们借用R. G.欧文所描述的这种“科学崇拜”（Scientolatry）来定义下文将提到的中国传播学研究中的唯科学主义，以便能够界定本文所批判的传播学研究中值得警惕的唯科学主义趋势。在描述中国传播学研究中存在的唯科学主义趋势之前，本文将以影响早期传播学研究范式的科学主义为起点，分析其对早期传播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