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理性主义所导致的个人主义和实证主义西方传统，在此我们暂且搁置。相对来说，理性主义的传统虽然也间接影响到了西方传播学的范式和方法，但更应该为方法论问题“背锅”的可能还是下一章将论述的科学主义传统。在我看来，由于理性主义秉承了主体主义的主客二元对立，高举了理性的“自然主义”之光旗帜。因而，它使人类社会某些与交流更加相关的问题被理性的高光“遮蔽”了。

要理解这种遮蔽，首先要从西方思想史晚近对理性主义的颠覆与反思谈起。

既然理性主义无论是从西方社会生活层面还是从研究范式角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理性主义是否真如主体主义哲学家们所相信的可以作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元起点呢？理性主义在其自身建构过程中存在哪些容易被忽视的问题？随着社会发展，理性主义又产生了哪些消极影响？理性主义指导下的研究范式又存在哪些问题？围绕这些问题，作为传播学研究者，我们可能更熟悉的是晚近欧洲学者的批判视角。被划入20世纪西方传播学另一阵营的主要思想家们（法兰克福学派，虽然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研究的是传播，或自己是传播学者）对理性主义及其他相关话题进行了深入剖析。但其实早前的大思想家在思考理性主义时早已经意识到理性主义自身可能存在的问题。

叔本华最早开始了对非理性主义的反思。叔本华在认识论方面创建了直观认识论。叔氏所谓直观认识，是指与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形式的理性认识相对立的一类认识，他根据认识对象、认识内容和认识作用的不同，将直观认识分为三种：对于个别表象的科学直观、对于理念的艺术直观和对于意志本体的哲学（道德）直观。这三种直观认识尽管存在差别，但共同的特征是它们在本质上都属于非理性的直觉认识。

叔本华认为，理性认识的特征与直观认识相反，这些特性造成了它自身的局限。理性认识是一种间接的认识，它缺乏直观认识所具有的直接性、鲜明性。同时，它也是一种普遍的、僵硬的认识。普遍的、僵硬的概念与具体的、个别的表象之间存在差距，它“永不能下达个别事物”，永远不能“精当地”表现个别事物在性质上的千差万别，这就好像“嵌合的碎片”永远不能毫无痕迹地从一个颜色过渡到另一个颜色一样。叔本华认为，理性本身存在局限性，因此，需要运用我们的悟性直观认识，即“直接的了知”。叔本华宣称“直观是一切真理的源泉，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叔本华的认识论是对主体主义认识论主客二元对立的一种大胆突破，他希望通过整体的直观的认识论打破理性主义在主客之间建构的真理藩篱。

叔本华开始了对理性主义的“叛逆”，尼采则可以说是对理性主义进行了全面批判与颠覆。所谓理性，对尼采而言，就是逻辑及其虚构的体系。在他看来，狭义的理性就是逻辑本身，而广义的理性就是逻辑虚构的体系，包括所有的价值体系。他从全面批判理性主义的发源“逻辑（Logos）”入手，否定理性及理性主义知识观。尼采甚至将理性视作“一种危险的、破坏生命基础的势力”，他说“并没有什么精神，也没有什么理性，什么思维，什么意识，什么灵魂，什么真理：这一切全都是无用的虚构”。

在主体与理性的关系上，尼采反对将理性作为人的本质，而将“意志”视为人的本质。不同于此前笛卡尔、康德等哲学家将理性视作主体认识客体的本质，尼采致力于寻求一个“理性的他者”，即艺术的酒神精神，用以作为宗教及理性的替代物，来作为个体生命与时代精神的安身立命之处。通过把理性观与“逻辑”联系起来，把理性的观念看作源于逻辑，理性本质上是对逻辑的迷信，以此来对理性进行批判。

尼采反对理性主义，宣扬非理性具有生命意志的权力意志，其实与尼采所在的时代背景有着必然关系。关于尼采的个性与身世经历这里暂且不表，从近代社会的变迁来看，尼采的思想所具有的超前性，从今天看来，可能正因为尼采预示到了主体主义在现代性阶段将面临的一系列困惑。后现代主义学者在追溯后现代思想的源起时将尼采的反理性主义视作开端，也正是基于他作为一个伟大思想家对现代性的理解。(www.daowen.com)

虽然尼采宣扬的是一种完全颠覆理性主义核心内涵的哲学，但尼采这种带有强烈后现代主义色彩的哲学能够逃脱主体主义哲学的窠臼吗？（换言之，后现代哲学又真的对主体主义进行了超越吗？还是只是在主体主义的道路上不知不觉中走得更远？）理性有其自身局限和领域区划，这些康德早已经意识到。但随着历史的车轮进入现代性的轨迹，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与无奈已经不再是作为“整齐划一”“秩序井然”的理性主义所能够完全解释的。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主体主义哲学自身开始进行自我抗争。尼采从古希腊的酒神精神中找到主体的意志力量，来弥补理性认知所不能解决的，又企图用艺术来救赎人。然而，既然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按照理性主义的轨道运行，这种企图彻底抛弃理性主义的主体主义势必不能解决现代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从学术研究角度看，尼采对理性主义知识观批判的价值主要在于它为后现代问题研究奠定了基础。当然，后现代思想家并不是都像尼采一样否定理性及理性主义，但他们都意识到盲目相信理性主义及其标准在现代社会已经无法解释很多现象与问题，并致力于去解释理性主义及其影响之下的现代生活（或“后现代生活”）。

传播学两个学派在学术旨趣和方法论问题上的分野也正好佐证了这种对待理性主义的不同态度。美国实证经验学派尊崇理性主义的核心内涵合理化，在方法论层面表现为追求有序、有效、可证实和可计量；欧洲批判学派并不完全反对理性主义，但更多地继承了黑格尔思辨理性和马克思对主体性的批判。这种源自同一哲学观（主体主义哲学）却大相径庭甚至各自为政的局面，通过以上分析，除了从方法论的区别来解释，还要结合二者不同的基本研究范式深入分析。

虽然“两个传播学流派”在对待理性主义的问题上分道扬镳，但或许更值得反思的是被理性主义遮蔽的“交流”问题。自传播学进入中国以来，出于历史原因，communication一词几经辗转后，最终“传播”一词深入到学术研究概念史中，并在词汇的社会应用层面，被普通大众习以为常。然而，“传播”一词本身即释放出强烈的主客二元对立，所谓传播，即肯定有传者和受者，而传者和受者必然存在着主体和客体之关系。“传播”一词本身的传受二元关系，背后其实也嵌入着理性主义的源泉，即我们默认对可传者，对不可传者则无所谓传播，常言“对牛弹琴”即是一种表现。对牛弹琴显然不是理性主义的行为，当我们果真“对牛弹琴”时，一定不是期望于与牛“communication”，这种美好的希望或许可能存在于中国古代民间高山流水的故事中。在现实中，虽然极少真的有人“对牛弹琴”，但在日本西南部的一个牧场里，却有牧场主给奶牛配上了寻呼机。放牧时，每头奶牛的脖子都挂上一只寻呼机，当寻呼机发出呼叫声时，奶牛闻声便会“自觉地”从牧场回到牛棚。很显然，寻呼机作为communication（交流）的工具，默认是有理性的人参与的。但奶牛使用寻呼机的这个案例也极其反讽地拷问传播（communication）中理性的位置。给奶牛发寻呼机信号与人类互相之间的寻呼机传播有何不同，如果它是一种传播，理性主义真的能解释这其中的主客关系吗？如果它不是传播，那么什么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communication（传播/交流）？

如果我们能够重新审视传播学研究的理性主义传统所划定的社会命题，就不难发现，人类沟通、传播、交流的问题域里有大量被20世纪西方传播学忽视的问题域。我们最为熟悉的20世纪传播学的经典问题域（也是一种非常机械教条的问题域）是传播的四层次，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这样一种简单粗暴的划分，把人类传播、交流的现象用看似理性的机械分类圈定成一个个自成一体的研究小圈子。以至于当互联网、社交媒体这样一些新的媒介形式出现后，20世纪传播学问题域所建构的大众传播范式便随之土崩瓦解一败涂地。或许问题并不出在媒介上，而是传播学研究背后的主体主义理性幽灵，终于等到了面对去主体化后的新技术新媒介的这一天。

留给未来传播学的问题是：接续还是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