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主义的发扬光大，使人类摆脱中世纪的蒙昧，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但同时，主体主义认识论天然的主客二元化，必然带来现代性的一系列问题。随着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在20世纪60年代的兴起，现代性问题似乎不再成为时髦的名词，但事实上，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今天依然深刻地受到现代性的影响，现代性的问题与危机丝毫不弱于后现代主义“去主体”后的新问题。

现代性特指西方理性启蒙运动和现代化历程所形成的文化模式和社会运行机理，它是人类社会从自然的地域性关联中“脱域”出来后形成的一种新的“人为的”理性化的运行机制和运行规则。现代性是从总体性上反思一定历史发展阶段（即现代社会）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及其蕴含的思想观念，并寻求发展的再生之路的一个核心概念，是指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根本特质，是对现代化的“本质”“特性”的概括和表达。

现代性作为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在西方社会进入近代以来扮演着重要的历史作用。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有四重制度性维度：“工业主义（自然的改变）、资本主义（在竞争性劳动和产品市场情境下的资本积累）、军事力量（在战争工业化情境下对暴力工具的控制）、监督机器（对信息和社会督导的控制）。”现代性的进步意义是伴随其隐藏的矛盾和危机不断发展的，而其背后，也与现代性赖以维系的主体主义认识论密不可分，即：主体对客体可以能动改造，通过人类理性的力量，人类可以战胜自然，相信人类可以通过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和现代技术重新发现世界、改造世界。

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现代性的反思在学界日益流行，而这种反思也是对主体主义认识论的本质、真实、整体的颠覆和反思。其中，法国思想家福柯认为，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就是主体的理性，正是理性的法庭将“疯癫”裁定为非正常，抑制了人的非理性的发展，于是他在启蒙理性宣告“上帝死了”之后又喊出了振聋发聩的“人死了”的口号，扛起反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大旗。在此之后，后现代主义开始重新思考主体的意义，一股后现代浪潮仍徘徊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问题之间、其中，激进者如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反对任何假定的“唯一中心”“绝对基础”“纯粹理性”“大写的人”“等级结构”“单一视觉”“唯一正确解释”“一元论方法”以及“连续性历史”。侧重于对旧事物——传统封闭、简单、僵化的思维方式的摧毁，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批判，因而带有否定主义、虚无主义、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色彩。(www.daowen.com)

后现代浪潮正是从否定主体主义认识论的“二元论”确定自身新的合法性的。从历史的语境来看，这与西方社会进入现代性晚近以来暴露的社会问题有密切关系，但同时也与主体主义认识论天然的认识论困境有关。例如，从人的存在问题出发，“他者”问题势必在现代性晚近的陌生人社会中愈加矛盾激烈化。从全球政治的角度来看，“他者化”问题势必导致对东方的想象和重构，也势必导致世界性的意识形态冷战和地缘政治的割据。人与自然的矛盾也在工业化社会中成为关系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现代性技术力量的推动，全球不会如此联系紧密，也不会如此休戚与共，正如在面对这场影响全世界的新冠肺炎疫情时的一系列现代性问题，东方和西方的碰撞丝毫未因互联网的信息流动而减轻，主客二元对立的认知成为现代人的普遍思维模式。

回到传播学来论，为什么传播学没有出现在古希腊，同样也没有出现在强调纲常人伦的东方中国，却在20世纪初诞生于历史并不久远的美国，恐怕与一系列现代性的问题在美国的萌芽和快速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作为一个移民文化发达的社会，美国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所暴露的各种交流、传播问题亟须一门不同于传统社会学的学科来深耕此领域。而在这一情势下，作为可能与各种社会问题发生交集的“传播学”也就应运而生，而为了获得其学科合法性，自然需要向当时主流的学科进行学习。同样，由于早期西方传播学涉及的许多命题是其后被归为批判学派的后现代思想家们（当然，这其中亦有很多学者并不认为自己是后现代主义）所关心的核心问题，因此，回答这一系列主体主义认识论语境中的现代性问题也就成为理所当然。至于其后这两种不同研究范式的历史偶遇和分道扬镳乃至水火不容，大概既与特殊的历史语境（二次世界大战、冷战）有关，更与主体主义哲学所延续的两种不同的认识论传统有密切的关系，关于主体主义的这两种同根不同脉的认识论传统，及其对20世界西方传播学学科问题的影响，本书将在第六章、第七章进行进一步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