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主义哲学的二元论思想基础，决定了其在认识论的具体方法层面，追求主体对客体的“客观”“确切”“真实”“可感”，这也对19世纪以后的学科发展产生新的影响和危机。这种危机即实证主义在西方各门学科中的全面崛起。

按照《哲学大辞典》的解释，实证主义（Positivism），亦译“实证论”主要有如下起源发展：实证主义19世纪30—40年代产生于法、美两国。该派强调感觉经验，排斥“形而上学”，试图超越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实证主义”一词首先于19世纪初为法国圣西门哲学家孔德所采纳，用于指称一种哲学。孔德从1830年起陆续出版6卷《实证哲学教程》，标志着实证主义哲学流派的形成，他本人被视为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其他重要代表有英国的J.S.穆勒和斯宾塞等。他们都强调经验事实和科学方法的价值，反对“形而上学”，但侧重于从心理学、逻辑学和生物进化论中寻求解决问题的基础。19世纪下半叶实证主义在欧洲各国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哲学派别和思潮。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经验批判主义（马赫主义）是这一派别的直接继承和发展，20世纪流行的逻辑实证主义则与经验批判主义直接相联，也是实证主义在当代的表现形式，又被称为新实证主义（neopositivism）。新实证主义的产生、发展与当时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密切相关，也与新兴资本主义国家迫切需要稳定的社会秩序，需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共同的新的信念密切相关。改派在哲学上主要继承英国经验主义特别是休谟主义，反对黑格尔派的思辨理性。它表现为注重“事实”经验，排斥思辨的观念和抽象的原则。认为“事实”即感官所“给予的”知识直接的感觉经验，亦即“现象”，这样的经验、事实或现象才是“确实”“真实”“有用”的，亦即“实证的”。实证的事实、经验或现象是知识的唯一可能的对象，也是认识的范围，科学知识描述这些事实、经验或现象之间的不便的先后关系和相似关系，这种联系和关系亦即“规律”。哲学不应具有与科学不同的方法、哲学的人物应是找出对一切科学共同的一般原则，指出各门科学之间的联系、关系，并将这些原则作为人类行为的指导和社会组织的基础，这些并非各门科学之外的另一种科学，而只是各门科学的协调、综合，它与科学一样并不研究事实、经验或现象之外的东西。试图探究现象之外的事物的“内在本质”“初始因”“最终实体”等等都是办不到的，是应予反对的“形而上学”，以往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陷入了这种形而上学。实证主义自称为一种不同于以往哲学的崭新的哲学。又将这一哲学主张用于社会学、伦理学和宗教，建立实证的社会学、伦理学和宗教。实证主义者在这方面的具体主张各有特点，孔德提出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和服从关系，建立崇奉人类之爱的“人道教”；J.S.穆勒提出建立“人性学”，提倡功利主义的伦理道德，主张绝对自由的政治观；斯宾塞认为生存竞争原则支配着社会进化，主张社会有机体论，提倡自由放任的政治经济原则，发展功利主义的伦理观。但他们都是用实证的自然科学的观点和方法解释社会现象，都以“社会改革”和“人类幸福”为旗号，实质上都是为维护、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提供理论根据。新实证主义开启并代表了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新倾向。在西方，实证主义不仅是一种哲学流派的名称，在广义上，它还是一种在思想界、科学界颇有影响的基本立场或思维方式，它的基本点就是主张从“直接给予的东西”即感觉经验出发。

实证主义带来的科学研究危机，已经在诸多学科得以体现，其中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因为是实证主义的开启学科，因此早已有很多学者对实证主义的学科危机进行反思。周晓虹教授指出：相当多的社会心理学家认为，科学的社会心理学的任务就是通过观察、实验以及抽样调查收集各种经验数据。这一切，直接造成了两个相关联的恶果：一是对研究方法与技术手段的过分追求，一是对理论研究和理论综合的过度轻视。前一个恶果正如卡特赖特曾不无担忧地写道的那样：“对方法的刻意追求不仅对每个研究者的工作会造成不良影响，而且对这门学科的整个体系也有消极影响。社会心理学已经变成了根据方法界限而不是实质问题来划分的学科。”以致整个文献中都充满了除了能证明研究者技术高超外什么都不能证明的研究。更为严重的是，在方法和技术崇拜的同时，必然会出现排斥乃至抛弃理论的倾向。G.奥尔波特直截了当地写道：“由孔德倡导的实证主义的出现，已经导致了一种本质上非理论化的倾向。结果，在报纸、杂志和教科书中塞满了特殊的和个别的调查研究，而理论的兴趣却被降低到最低程度。”

实证主义对传播学的奠基起到了证明合法性的意义。毕竟在20世纪的美国，传播学这样一门弱小的学科在建构学科合法性的初期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选择问题，传播学有可能成为一门和文学、艺术学为伍的学科，但这意味着它或许很难成为一门能够拿到基金支持，为政府和企业出谋划策的年轻“显学”。而彼时美国的社会学正是实证主义继续盛行的时代，加入这样的学科阵营也就不难想见其“理所当然”。从这点讲，其实我们真的不必过分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看待当年的施拉姆。但换句话说，这种依附社会学、心理学和同样年轻不成熟的政治学发展起来的早期经验主义传播学，也就相当于丢掉了自己肩负着的更重要的使命，即人类交流、沟通和传播更深远的意义。(www.daowen.com)

胡翼青认为，这种对实证主义的追求，“体现出了主流传播学媒介观的片面性，这种片面性导致传播研究的偏颇并加重了传播学的认同危机”。他同时还总结了实证主义带来的这种认为危机的四个方面，即：第一，实证主义传播学同时极大地窄化和泛化了媒介的概念。第二，实证主义传播学的媒介观导致传播自身的学科特点被抹杀，传播学变成了一门缺乏自身独特文化气质的学科。第三，实证主义传播学的媒介观分裂了传播学科的内在一致性。第四，传播学几乎放弃了理论建构，而成为一种应用和测量的社会工程科学。

实证主义对传播学学科发展更为深刻的影响，是在方法论层面对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追求，是在学科本体问题层面对传播（沟通、交流）等形而上学价值的舍弃。而这在研究传统上，表现为以理性主义为纲的批判学派和以经验主义为纲的行政学派的分道扬镳。最终，许多更为有价值的传播问题（媒介、技术哲学、身体—心灵等）被20世纪的传播学遮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