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主体意义的建构，与人相关的学科蓬勃发展，并建构了新的学科体系问题。在指出主体主义对于与人相关学科的巨大促进作用之时，我们不得不又一次感慨笛卡尔的意义与功劳。罗素这样点评：“松果腺里的那种奇妙事物被笛卡尔的信徒们抛弃了，且不去管它；笛卡尔体系提出来精神界和物质界两个平行而彼此独立的世界，研究其中之一能够不牵涉另一个。精神不推动肉体，这是个新颖想法。”

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的彻底发现，使得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之研究开始并驾齐驱，互相不成为前提。在这一条件促进下，一切关于人的学科才具了它们存在的意义。而在这之前，是无法想象社会学、心理学以及短短百年历史的“显学”——传播学能够占据与物理学、天文学一般的地位。

自此之后，出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自然科学作为研究客观物质世界的纯粹科学，开始能够以“科学主义”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之中；而作为研究主体的人文社会科学，因为取向在主客二者之间的摇摆不定，显现出丰富多彩的各种流派。传播学正是在这样一种语境下如浮萍般发展着的特殊产物，传播学自诞生初始就沾染上了严重的实证气息，在后续章节中我们还将反思这一问题。

接着论述刚刚谈到的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庭抗礼，皮亚杰在谈此问题时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主体主义哲学的影响，但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主体”对于这种学科衍变的意义：(www.daowen.com)

这两组科学对立的主要原因在于，“主体”的作用与属性，所以它们的对立随人文科学发展的文化环境对形而上学魅力的感受之不同而有所不同。有些人坚定不移地把人文科学设想为独特的科学。对他们来说，“主体”不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是自然的旁观者，有时甚至是创造者。在主张连续性的人们看来，人是主体，这是一个自然现象，和其他自然现象一样，但这并不妨碍主体去控制自然、改造自然，也不能阻止他表现出传统哲学赋予“主体”的各种活动。这就是问题的要害所在了。

自从人们企图把主体与自然对立起来，并把主体作为专供精神科学研究的领域——精神科学更接近形而上学而不接近所谓的“精确的与自然的”科学——从那个时代起，在科学总的演进中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以致目前的趋势是在强调各种问题在实在的各个层次都具有其特殊性的同时，远远地离开了简单的二分法。

皮亚杰的这段论述清晰地指出了主体主义对于“精确的自然的”科学与作为精神的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意义。如此再去审视传播学（以及类似的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五花八门以及学科界定的不明晰，可以从宏观上抓住问题的本质：到底什么才是传播学的“科学”方法？是科学的传播学还是人文的传播学？抑或是科学主义建构的传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