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传统的哲学教育喜欢狭隘地将哲学家不分青红皂白先划分成“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然后再戴着这一有色眼镜去看待他们的理论和思想。这是一种误导。认识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应该首先回归到他们所处的时代，然后发现他们何以会提出某种思想。将整个哲学问题用“唯物”“唯心”来划分，本身就是脱离语境想当然和投机取巧的表现。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用本体论与认识论的范畴去看待主体主义哲学家们的思想，是纵观整个西方哲学史的历史语境。本体论是探究世界的本原或本质的哲学理论，但直到主体主义哲学的旗帜飘扬起来后，哲学才转向以认识论为主导，重新思考人类的周遭世界。

诚如黑格尔在点评笛卡尔时所说：“笛卡尔事实上是近代哲学真正的创始人，因为近代哲学是以思维为原则的……哲学在奔波了一千年之后，现在才回到这个基础上面。”

主体主义哲学是对本体论的“悬置”，对认识论的极力推崇，无论是经验主义、理想主义还是直觉主义，都必须首先以主体和客体之关系作为认识的起点。关于这一点，里特尔这样描述其重要意义：

主体性已经接管了这一任务——使有关上帝的知识（在宗教领域）、美（在审美领域）以及伦理（作为道德）得到保护，并使其保持鲜活的生命力。因为在这个物化的世界上，就其社会基础而言，它们已经成为一种纯粹的主观性。这就是主体性的伟大之处及其世界历史意义的职责。(www.daowen.com)

笛卡儿的唯理论的新意表现为：一，这是一种数学—几何学的理性主义；二，将理性从肉体之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精神实体。笛卡儿的实体论的新意表现在把思与在、意识与物质明确地区分为两个各自独立的实体，确立心物二元论。但唯理论和实体论只有与我思论连接起来，才能谈得上哲学转向。笛卡儿的“我思”理论把“思”和“在”与“我”结合在一起，“我思”和“我在”概念的出现，表明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体性的凸显，标志着主体主义的兴起，在哲学上这是重大的创新。在此之前，哲学家们总是想从“我”之外去追寻最根本的存在，未曾想到从自我之中或从自我出发去解决存在和知识问题。笛卡儿则把我思、自我意识、主体性作为哲学的起点、基础，由此去解决认识和存在的根本问题，不仅为认识论而且也为本体论的解决开辟了新思路。虽然笛卡儿仍把上帝看作最高实体、终极原因，但这个上帝是从“我思”推论出来的。因此，“我思”理论改变了哲学研究的思路，可以说是哲学的转向、转折。

如果说笛卡尔是开启了散发理性之光的认识论窗户，康德则是推开了认识论的大门。康德意识到主体的理性认知模式，无法正确把握客体，沿着主、客二元论的既有思维定式，康德把本体论的“客体”转述为认识论的“物自体”。康德以“批判哲学”和“先验主义”完成了笛卡儿开创的哲学转向，主要表现在认识论上的“哥白尼变革”和将本体论从认知转向实践。黑格尔以绝对精神（理性实体）的辩证运动“克服”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在逻辑上实现了传统本体论和知识论的终极目标，他的辩证法为哲学转向提供了武器，但被他的体系封死了；黑格尔的“精神哲学”是当代“实践哲学”的重要理论资源。当然，以经验论和唯理论为主要阵营的认识论转向，在现代哲学时期又走向了认识论的语言论转向，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开启的语用学转向，标志着语言哲学开始从注重语言的客体性转向重视语言的主体性以及主体间性。

当然，这种本体论的悬置有其进步意义，也有其“隐患”。在第七章中，我们将谈到马克思哲学思想中对本体论的回归，以及在此基础上，新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批判思考。马克思对本体论问题的回归，是一种历史必然。认识论开启了人发现自我的过程，为新教伦理指导下的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但随着时代车轮的前进，这种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却开始走向“异化”的道路，马克思深刻地意识到主体主义哲学影响之下的社会畸变，其思考的问题很多一语成谶，至今成为传播学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研究及后现代研究路径中的经典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