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主义哲学对于整个西方社会有着跨时代的意义，这种影响由形而上进而影响到民众的一般普遍认识，并进一步掀起了启蒙意义上的各种社会运动。

正如在综述主体主义哲学源起时所提到的，以自我为关照核心的哲学并不是古已有之。主体主义哲学表面上围绕着认识论的问题，但其核心是这种认识论背后的认识主体。“我”是世界的认识主体，不论“我”是先验的（以理性主义为“我”认识之根据），还是通过经验后天获得认识，没有了“我”，客体也不再有意义。

从今天的角度看，17世纪西欧哲学中发生的重要事件是笛卡尔的《论方法》（1637）、《第一哲学沉思》（1641）和莱布尼兹的《单子论》的出版。因为正是这些著作开始把整个西方哲学真正引入对人类知识的性质及其形式的考察，而哲学才第一次被明确地规定为“正确指导理性和寻求科学真理的方法”（笛卡尔）。从此，“理性”在哲学话语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并成为衡量一切人类知识的最高准则。

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被笛卡尔称作“自然之光”（即理性）。理性虽然自古即有，但只有到了笛卡尔，才有了作为主体认知世界的方法论上的意义。虽然狭义上我们把培根为代表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作区别，但广义上说，近代哲学的理性传统都可以追溯到笛卡尔那里，甚至培根经验主义一脉流传下来的工具实证主义也不能摆脱理性主义对它们的巨大影响。关于理性以及理性主义对传播学问题研究的意义，我们将在第四章进行探讨。

有一句众所熟知的话“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其原文康德是这样说的：“你的行动，要把你本己中的人，和其他本己中的人，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段。”这句话可以作为康德哲学自我意识的注脚，即对“人是什么”主题的探讨。(www.daowen.com)

康德的主体主义哲学为现代性所塑造的“人”的观念，是把人视为目的，而且是整个宇宙世界的“终极目的”。康德不吝用各种最强烈的用词，来赞誉人的终极目的性。人是“唯一的”一种存在，他的目的性是一种原因性，能够据之来为道德立法；人作为终极目的是“无条件的”，他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作为他的可能性的条件；人之所以是终极目的，在于他是道德性的存在，他的“善良意志”使其具有某种“绝对价值”。甚至，整个宇宙大千世界，尽管有着多种多样的造物，但如果没有人的话，就都会是“无意义的”；也就是说，“没有人，这整个创造都将只是一片荒漠，是白费的和没有终极目的的”。

这种对“自我”价值的发现，在其后各位思想家的思想中数不胜数。黑格尔甚至把这种自我主体性看作现代自由的根本原则：“现代世界是以主体性的（subjektiv）自由为其原则的，这就是说，存在于精神整体中的一切本质的方面，都在发展过程中达到它们的权利。”尼采则将其这种主体精神发挥到了极致，他说“上帝死了”，是要完全树立人的主体性，他所谓之“超人”，不但是一种哲学概念，甚至更成了一种影响世界面貌的精神源泉。

所谓“过犹不及”，自我意识的觉醒有其进步意义，但在下文我们也将指出其不足。在现代化过程中，由于高扬主体性和人类中心主义，把人和自然的关系理解为统治和被统治、改造和被改造、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人类无限制向自然索取，使得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地球已越来越变得不适合于人的生存。现代主义宣扬科学至上，以为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然而科学的发展又重新导致人的异化，导致对精神文明和道德信仰的忽视，且科学大发展的结果是生产出能灭绝人类的核武器。

正是因为这种不足，后现代主义研究者也开始了对自我的解构。后现代主义源自现代主义但又反叛现代主义，是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剥夺人的主体性和感觉丰富性、整体性、中心性、同一性等思维方式的批判与解构，也是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在场形而上学”等的批判与解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的理查德·罗蒂（1931—2007）、法国的雅克·德里达（1930—2004）和让·弗朗索瓦·利奥塔（1924—1998）。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从不同的角度企图瓦解人类中心论、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本质主义，坚持差异而非整体统一，强调自我解构。并且重新审视主体在世界中的位置。后现代主义开始重新反思主体与历史之关系，重新思考意识、身体之于主体的意义。总而言之，主体主义使人的价值得到显现，后现代则走得更远，它要重新追问主体的价值，重新否思主体与主体，主体与客体的在世方式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