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由三部分组成，这三部分分别论述以下主题：1.主体主义哲学的发展，及其如何建构传播学及其相关研究。2.20世纪西方传播学研究的方法和流派是怎样受到主体主义哲学传统影响的？这样一套研究框架可能存在哪些问题？3.目前的传播学正在试图如何超越（或者也可能是重新继承）主体主义哲学的框架，有何种可能性？

这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侧重于对主体主义哲学及传播学的发展轨迹的回顾。在回顾的基础上，将重点探讨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等受主体主义哲学影响的传统如何影响传播学科的演变发展，并反思其中带来了什么样的积极意义，又埋藏了什么样的危机。

在第二部分，通过回顾主体主义哲学，我认为20世纪的传播学研究格局基于两大不同的视域，一是自然主义视域，二是人文主义视域。这二者之间虽然表面针锋相对，但其实本质上反映了整个西方传播学研究框架的脆弱和学科边界模糊。经过分析，我们选取了几个主要的流派和研究取向进行述评。在述评的过程中，我回顾了传播学研究初期的一些问题，并反思了一些现在看来理所当然，实则关涉学科根基能否巩固的现象。同时这些问题在今日交流与传播环境中都有着鲜明的指向性，因为学科研究框架和方法的分野所导致的交流问题也在结构化地建构着现代人的交流方式。

第三部分，主要是我针对最近五年学界日益关注的研究新命题和新转向而进行的梳理反思。不过要说明的是，这一部分主要聚焦有关传播思想史方面的研究，行政经验研究范式下的传播学研究并不在讨论范围，这一脉络总体上依然承袭了20世纪主流经验研究的路数。这些新的研究命题开始从超越传统经验学派划定的研究视域思考传播问题，例如对麦克卢汉思想的重新认知和理解，从传统的技术研究转向更加广阔的技术哲学研究，从被20世纪传播学忽视的现象学思想家海德格尔重新反思技术的意义，思考德布雷在国内传播学界的“热门”，反思20世纪70年代之后从时间转向空间的范式转向及其带来的新传播问题。

在我七年前完成这本书稿时，我曾经有一种强烈的现实关怀：这个媒介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何种新的交流体验？我们的传播学研究强化了什么？又选择性忽略了什么？我强烈的感受到现在这个时代——无论是称呼它信息时代还是新媒体时代，抑或更加时髦的媒介化社会时代——带给我们交流与传播的各种深深的忧虑。尼尔·波兹曼悲观地认为我们将在媒体中“娱乐至死”；塞缪尔·贝克特创造的《等待戈多》的剧情发生在每一个坐在电脑前刷微博、挂QQ的你我间：充满戏谑的酒神精神在这个时代随时可能在网络上被引爆，狂欢之后依然是失去自我的空虚；而当你涉足社交网络找寻自我时，你只是在窥探、围观，或者仅仅是参与一场顾影自怜的游戏。

我想要问的是：从日常的交流到传播学的研究，这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是应然，还是必然，或者仅仅是偶然？也许这些问题的答案本身就是很矛盾的：我们永远无法回答这个设定的问题，因为当你回答这个问题时，你便再次掉入笛卡尔式怀疑设下的陷阱——主体与客体永远只能在幻想锁链的彼岸交融。

但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主体主义哲学带来的危机在今天的传播交流及学科研究范式中已经带来的问题和危机，我们未来的研究道路能不能实现某些层面的超越？正如当年笛卡尔带领我们超越了本体论，倘若传播学真的想成为某些学者设想的未来显学，它该如何正本清源，又该何去何从？(www.daowen.com)

作为一本讨论早期传播学科发展的著作，本书主要是从哲学源流和传播思想史的角度切入，在研究方法上，偏向传播的思辨性，并没有做任何定量定性研究，也没有采取传播学借鉴引入其他学科的参与式观察法、田野调查法、个案研究法、控制实验法等实证研究方法。本书在分析中将采取思辨与研读文本相结合的方法对上述实证方法做一个形而上层面的剖析，这一剖析的目的并不在于给出某个具体建议或者数据结果。本书尝试通过联系具体的社会情境对传播学科发展史做出解读，还原传播学研究范式尤其是研究方法等问题陷入的学科危机。通过梳理分析思想史的脉络，寻找这其中某些思想传统与传播学科的连接。

实证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本书之所以不使用实证方法，首先与本书的选题侧重思辨的梳理有关；其次在于文章中大部分内容侧重思辨式的论证与述评，实在没有必要故作“科学”地制作几张令人颇有成就感的图表曲线图——一切“方法论主义”都是纸老虎。

作为一篇以主体主义哲学为视域的交流传播思想史论著，本书最大的创新点在于从认识论的角度反观一门学科的逻辑起点和学科框架——当然，这意味着自不量力与无知者无畏。我希望能够通过一种不同于主流学科建构史的路径，从更深远的哲学源头重新考量当代传播学研究范式的前世今生。

本书并非一本停留于形而上的理论著作，本书的写作初衷有着强烈的现实观照，这其中的线索如下：为什么交流成了无奈的？——主客二元对立如何建构我们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从现代性过渡到后现代性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交流（传播）及学科意义上的前传播学受到了什么影响？——尤其是到了今天，在一个传播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的时代，我们能够走出“交流的无奈”的现实悖论和学科困境吗？

选择这样一个选题与这样一个角度去写作本书富于挑战，同时也充满历险。写作此书的思考过程本身便是一个最好的学习与再次审视传播学发展的历程。传播学做的研究更多是立足地图上某个点，研究它的地貌地形。本书如果稍稍有点价值，那么其价值就好比手执地球仪，旋转着看了一圈——虽然未必能清晰地观测每一处，但或许能够否定地球是平的——虽然这看似是常识，但是时常被学术圈一叶障目地选择性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