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交流的无奈》一书被作者冠以“手拉手”的结语部分，彼得斯这样写道：

交流的观念是我们难以摆脱的困境。其他人和其他时代也许就免除了这样的困境。直到今天，地球上的许多人还是发现，没有这样的交流观念，生活会更加惬意舒适。然而，对于富裕社会那些爱喋喋不休的阶级来说——我写的这些话，到了你的手里，就使你成为这些阶级的一员，哪怕是名誉上的——如何与远近不同的人联系而产生的焦虑，已经成为我们日常行为的老一套东西。

对于彼得斯的这种说法，你我作为现代人读完难免会有“于我心有戚戚焉”之感。然而，从人类交流的历史来看，未必就能得到普遍的认可。所以彼得斯也知趣地描述“其他人和其他时代也许就免除了这样的困境”。何以彼得斯道出了普罗大众内心的真切感受，又何以连他自己都不敢肯定这一结论是否当真符合所有时代呢？

胡翼青教授的一段话值得玩味，他说：“《交流的无奈》真的算是一本好书，因为我一直觉得它的理论阐述在哪里有问题，但始终无法清晰地表述，直到现在才把思路理得更清晰些，那就是：交流的无奈作为一个问题进入人们的视野并不是贯穿人类历史的，在大众传播出现以前人们可能并不意识到交流存在什么问题，因此彼德斯在思想史上建构了这个问题。”

我非常认同胡翼青老师的这一解释，我想这也是对上文提到的“彼得斯悖论”的最好解释：交流之所以如此有争议和成问题，乃是因为它是一个基于社会现实而被建构的概念与问题。

那么，彼得斯又何以使得交流作为一个问题进入人们的视野呢？不妨听听彼得斯的说法：

本书的中心思想比较严峻，里面提出的交流问题根本上是难以驾驭的问题。“communication”一词，无论其含义是什么，绝对不是改进一条线路或更加袒露心扉，而是涉及到人生存状况的一个扭结，剪不断，理还乱。在这一点上，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是对的。我们永远不可能像天使一样地交流，这是一个悲惨的事实，但又是幸运的事实。比较健全的视野，是交流中不能够接触却值得庆幸的视野。我们在此重申，交流失败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是孤魂野鬼，渴望搜寻灵魂伴侣的孤魂野鬼；意味着，我们有新办法彼此联系，共同开辟新的天地。

简单说，彼得斯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一场纠结的妥协：人与人之间终极是不可知，不可理解的，乃至自我也时常忽视对自我的观照。灵与肉的交融是乌托邦式的想法。但为了减轻这种过分“乞灵”的悲观论调，彼得斯只能把交流看作是一条无限趋近坐标轴的抛物线。因其难得，故而可贵。而彼得斯给出的疗方是：放弃“心灵共享”，回归“协调行动”——从对“心连心”的奢望回归“手拉手”的务实。

对彼得斯的“疗方”，黄旦教授补充：彼得斯的“手拉手”未必能激起大家的喝彩，更不必说人人响应。然而，如果我们能多一些手拉手，少一些“心连心”，不因无法连心而拒绝拉手，更不是为了连心而使劲拉手，我们的交流是否会更顺利、更轻松而且更充满乐趣？可是有谁愿意呢？(www.daowen.com)

我不能揣测黄旦教授是否非常赞同彼得斯的结论，但从黄旦教授的话语中隐约可以感觉到对手拉手带来的“更顺利”“更轻松”和“更充满乐趣”的美好向往。这当然是值得提倡的，比起仇视、对立和不可理喻，手拉手是一种“处理”交流问题的正确方式。

但必须进一步指出彼得斯忽视的一个常识。事实上，作为“协调行动”的“手拉手”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它在动物界是一条通则；而心灵的共享，却只为人类所拥有。手拉手仅仅是一种“经验共享”，心连心除却共享经验，更是人性的独特表达方式。

狮子为了猎取动物会协调与同伴的行动，围攻包抄，步步为营；在自然界有很多动物之间有着“同盟”，一方保护另一方免遭天敌的侵犯；在《狼图腾》一书中，作者详尽地描述了狼群的协调生活和——“交流”。但显然，以上都不是人类世界所特有的交流。

这样举例并不是说彼得斯的思考和结论完全不值得提倡，在现实中，人与人之间难免要有协调行动的手拉手：就连身处孤岛的鲁滨孙也需要依靠工具和文字等媒介与遥远的人类世界协调行动（以规范他作为一个文明世界的人存在的象征和仪式）。但假如谁认为这就是人类“交流”的终极目的和意义了，不是误解就是如彼得斯一样的“无奈”。

彼得斯的“无奈”源自西方传统的理念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对立。从柏拉图的两个世界到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到中世纪“神的世界”与“人的世界”的冲突，再到集大成者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以及其后康德的先验论与“物自体”，还有尼采著名的宣言“上帝死了”……这些哲学界探讨的问题，在千百年后彼得斯的论述中依然能看到清晰的魅影：从其中可以窥见，西方传统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了主客二元对立。

这就是我们想指出的问题所在：为什么彼得斯们建构了“交流的无奈”这一命题？交流真的天然就是无奈的吗？是相信彼得斯还是相信“心有灵犀一点通”？

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话题，然而不全是本书讨论的重点。回到我们的问题，我们认为，彼得斯之“无奈”以及彼得斯之结论是因为西方传统的主体主义哲学建构了这一问题。在主体主义哲学悠远的理论根源和传统影响之下，20世纪西方传播学的问题和方法也就呈现出相应的旨趣，传播学学科奠定初期的研究范式也相应地产生了多种可能，在此研究范式中得出的研究结论也就难免更加符合这样一套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