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立言，必浑沦切实。后人求其说而过之，毎蹈虚寂之弊。如释老之书，朕向亦曾浏览，深知其虚幻无益于政治。《易》曰“有君臣父子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今释道之教弃绝五伦，根本既失，其余言论更何着落？《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人并列而为三才，今释道之教，生生之理已绝，是使三才且有时而穷。此皆其大体错谬，不待辨而自明者也。

尝闻明宫闱中食御浩繁，糜费不赀，掖庭宫人几至数千，此皆可为深鉴。朕思人主惟能自检束恭谨，则贵者益贵，《易》所谓“谦尊而光”也。若惟知侈纵，反不觉其可贵矣。我祖宗相传，以此为训，朕恒用是凛凛。

“履霜坚冰”之喻，可谓切至。司马光作《通鉴》托始于周以三晋为诸侯而首发论断，极言防微杜渐之宜谨，正阐明此爻之义，千古治乱不能出其范围。后世如莽、操之祸，总皆由辨之不早耳。

易理虽变化无穷，而历观诸卦实有一贯之义。大约审爻位之阴阳，辨刚柔之中正，而吉凶悔吝之数，即不外乎此矣。

《易》卦中《大象》言简义该，独扼一篇之要。如乾之“自强不息”；坤之“厚德载物”；蒙之“果行育德”；师之“容民畜众”。全卦之义蕴不越乎此，尤当寻绎。

三代井田之法，寓兵于农，正《易》所谓“容民畜众”也。自兵农旣分，势难复合。后世有欲于旷闲之壤仿古行井田之法者，不惟无补于民，正恐益滋烦扰天下。事兴一利不如去一弊之为愈，增一事不如省一事之为得也。

《易》之理虽无所不该，下至士庶人皆可用，而圣人立经垂训之大义，则为有天下国家者而发一辞一语，皆可通于政治。故《系辞》有曰“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此所以为万世法程也。

《行殿读书赋序》（摘录）：

东巡十有余日矣，寒夜初永行帷清肃，取《大易》《尚书》及前代史籍探索披览，夜分乃休。侍臣髙士竒每以过劳为请，然朕勤政爱民之外，惟涵泳乎诗书，心契古人，寤寐勿倦。非此，何以自乐耶？

古今体诗《经筵进讲周易》：

桂宫仙仗啓，兰殿讲筵开。朝士鸣珂集，词臣执简来。

天苞宣一画，人极位三才。待抉羲文秘，羮墙日几回。

《王道近民論》（摘录）：

《易》曰“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而《大学》之言“絜矩”本之以所好所恶；孟子之原得民心亦归之于与聚勿施。合圣贤诸说推之，总不外因民之心以为准，然则“易简”者近民之实，而近民者王道之旨欤？

《太极图说》：

《易》道阴阳，《中庸》言性道，形而上之道，形而下之器兼备矣。《易》之理具于一画之前，《中庸》之理原于天命之始。若周子《太极图》可谓精于《易》而通于《中庸》者矣。

《易系辞》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两仪既立之后，生生无穷，太极未判以前，此理具在，则所谓“无极而太极”者，洵善言太极者也。《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夫必皆中节而后谓之和，则或中或不中者可知矣。

盖天下之中节者常少，而不中节者常多也。不中节则不和矣，不和则失其所以为中，而非太极本然之体矣。若夫未发则无不中也，人能常存未发之中，则无论未发者谓之中，即已发犹然中也，犹然太极之本体也。

若是则《中庸》所谓未发之中，岂非即周子所谓“无极而太极”者乎？夫未发之中，即天命之性也。究而言之，《中庸》大指不过欲人克全天命之性而已，以至位天地、育万物，犹之周子所言两仪立而五气布、四时行万物生生而不穷也。而其本则原于“无极而太极”，犹之《中庸》言位育而其本则原于天命之性也。

是故《易》之理得《中庸》发之而益明，《中庸》与《易》之理得周子发之而益著，故曰《太极图》可谓精于《易》而通于《中庸》者矣。至其为说之切实，悉符合于圣贤性道之指，其曰“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则孔子之所谓“性相近”、孟子之所谓“性善”也。其曰“五性感动而善恶生”，则孔子之所谓“习相远”惟上知与下愚不移也，而天命之性，气质之性，已别白言之矣。

其曰“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则《大学》止善定静之义也。其曰“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则《书》所谓“惠迪吉从逆凶”之义也。

自世之言性者纷纷，曰性恶、曰性有善有不善、曰善恶混，而性命之理不大白于天下，得周子之说而正之，以见夫道之原于天而修于人者如此，其昭然可指而确然可循也，则真可谓有功于斯道者哉！

《畅春园记》（摘录）：

既成而以“畅春”为名，非必其特宜于春日也。夫三统之迭建，以子为天之春，丑为地之春，寅为人之春，而《易文言》称“乾元统天”，则四徳皆元，四时皆春也。

《汉元帝时萧望之自杀以石显为中书令》（摘录）：

石显擅作威福，敢于戕害大臣，而毫无忌惮之心。《易》曰“童牛之牿”“豶豕之牙”，当防之于未然也。

杂著《庭训》（摘录）：

夫为学之要在乎穷理致知，天徳王道本末该贯存心养性，非此无以立体；齐治均平非此无以达用……朕机务之暇，讲肄诸经，参稽易学，于《太极》《西铭》之义，《河图》《洛书》之旨，往往潜心玩味。

《渊鉴类函序》（摘录）：

昔者孔子之系《易》也，曰“方以类聚”；又曰“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于诸卦则曰“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盖以天下古今事物之理毕具于《易》，而《易》之为书，因理象物，因物征辞以断天下之疑，而成天下之务者，各从其类以明之。然则类书之作，其亦不违于圣人立言之意欤？

《重修西顶广仁宫碑文》（节选）：

“天地之大徳曰生”，在四时为春，在四徳为仁。《易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自古帝王茂对育物，四海之大，万民之众，以及昆虫草木之微，各遂其生者，无非体天地好生之徳，以流泽于无穷也。《易系辞》又言“乾大生”“坤广生”，则是生物之功天始之而地更广之。盖坤者，母道也。母道主慈，其于生物为尤近焉。

《先天后天谕》：

《说卦》云“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此伏羲之卦也。“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以下，乃文王之卦也，未分先天后天之旨，至宋邵子方有其说，亦不能尽传。

自汉至眀，觧《易》者不止数百家，持论纷纭，各以己见为是。邵子惟精于数，故数有本；程子明于理，故理有据。独朱子挺然违众，断邵氏为是，兼占兼数兼理，所以六百年行之无传，亦未尝分剖先后天之卦。后儒各立门户，彼此批驳，寻毛求疵，终无确见。(www.daowen.com)

夫《易》者，经天纬地，无所不包，大而性命，小而隐微，变化无穷，神妙莫测。宋儒有云“老子得易之体，孟子得易之用”，吾思得《易》之体者，私其己也；得易之用者，公其理也。所传不同，所授亦异。且论先后天理法象自然之妙：先天乾南而后天西北，先天坤北而后天西南，先天离东坎西而后天离南坎北，或取诸卦体，或取诸卦画，或取爻象，或取方位。

后人精于数者，往往以数配卦，河洛总数乃天地之自然，凡有数者无不吻合。所以，至小至微，皆可假借于天地之自然，有所不及也。专论理者，以理配卦，凡刚柔公私皆归卦爻，而不问数象之渊源。后之学者，亦随其所好而习之，所以不明未画卦之前大意。

《系辞》云“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朱子云“自伏羲以上，皆无文字，只有图画”，最宜深玩。圣贤深意，必求卦画，求之卦画，必有由来。又见宋儒云“眀于《易》者不言《易》”，其中又一层深意，不能解也。

朕素读书，留心经史，实为治道，非比书生，议论是非，寻章摘句之用也。故有此论，勉强而作，愧不文焉。

《同声相应论》（摘录）：

《易文言》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虽释乾卦九五，而实无所不包也。

分而论之，则云之从龙，风之从虎，就燥流湿，各以类推之，极之于出言至善千里应之，出言不善千里违之，此九五、九二之当位，圣人以此知同音之由也。

至于五音六律互相为生，古人考其中声之实，有彼此和同，其声相应，自有天然。至《易》且明处，而近世不能得而详也。

吾论“同声”则曰：自黄钟之宫损益至尽，阳律阴吕各得其生，反而还之，隔八应之，此为同声也。以甲乙之和，则又谓黄钟之和于五倍之下也。扩而充之，声之相应，非人力之所能也。若有意于同，则理之不能同者，如孟子所言“物不能齐”。至于理之同者，则有天地阴阳刚柔消长之道存焉，故不待同而音自同，不待人之作为而自有应，故曰“同声相应”。若非至理之必应，则作巧日拙之诮不能免也。

《康熙字典序》（节选）：

《易传》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周官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保氏养国子”教以六书，而考文列于三重。盖以其为万事百物之统纪，而足以助流政教也。

《周易折中序》（节选）：

易学之广大悉备，秦汉而后无复得其精微矣。至有宋以来，周、卲、程、张阐发其奥，惟朱子兼象数天理，违众而定之，五百余年无复同异。

宋元明至于我朝，因先儒已发之微旨，或有妄参已见，渐至启后人之疑。

朕自弱龄留心经义五十余年，未尝少辍。但知诸书大全之驳杂，奈非专经之纯熟。深知大学士李光地素学有本，易理精详，特命修《周易折中》。

古今体诗《冬至读易》：

复自纯坤起，阴阳由静生。飞灰识地气，吹律考中声。六甲周天运，九畴味道精。非图穷理誉，本末近分明。

《赋得三十六宫都是春》：

四时观物视韦篇，奥旨微言开画前。月窟天根来往处，地雷乾巽互环旋。

青阳和煦为春首，淑日依迟作道筌。运转洪钧推造化，体元善政在身先。

《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摘录）：

训曰：《易》为四圣之书，其立象设卦系辞广大悉备，言其理则无所不该，言其用则自昔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王天下之道咸取诸此。然而深探作《易》之旨，大抵不外阴阳而配诸人事，则有吉凶悔吝之别，运数所由盛衰，风俗所由治乱，君子小人所由进退消长，鲜不于奇偶二画屈伸变易之间见之。

朕惟经学为治法之要，而诗书之文礼乐之具，春秋之行事，罔不于《易》会通，故朕研求易理，玩索精蕴，前命儒臣参考诸儒注疏传义，撰为《日讲易经解义》；又命大学士李光地纂修《周易折中》，乙夜披览，一字一画，斟酌无忽，诚以《易》之为书，有观民设敎之方，有通徳类情之用，恐惧修省以治身，思患豫防以维世。

所以极天人穷性命开物前民通变尽利者，其理莫详于《易》。故孔子尝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盖言凡为学者不可以不学，而学又不可易视之也。

训曰：《子平》《六壬》《奇门》等学，俱系后世人按五行生克互相敷演而成，其取义也虽极巧极精，然其神煞名号尽是人之所定，揆之正理，实难信也。

世人习某件即偏于某件，以为甚深且奥，以夸耀于人。朕于暇时亦曾究心此等杂学，以考其根源，一一洞彻，知其不能确准，又焉能及古圣所传之大道耶。

训曰：《河图》顺转而相生，《洛书》逆转而相克，盖生者所以成其体，而克者所以弘其用。

《大禹谟》水火金木土谷，惟修以五行相克为次第，可见相克是五行作用处。今术数家或以相克取财官，或以相克取发用，亦此理也。

训曰：人之一生，虽云命定，然而命由心造，福自己求。如《子平》五星推人妻财子禄及流年月建，日后试之，多有不验。

盖因人事未尽，天道难知。譬如推命者言当显达，则自谓必得功名而诗书不必诵读乎？言当富饶，则自谓坐致丰亨而经营不必谋计乎？至谓一生无祸，则竟放心行险恃以无恐乎？谓终身少病，则遂恣意荒淫可保无虞乎？是皆徒听禄命，反令人堕志失业，不加修省，愚昧不明，莫此为甚。以朕之见，人若日行善事，命运虽凶而可必其转吉；日行恶事，命运纵吉而可必其反凶。

是故“命”之一字，孔子罕言之也。

训曰：《易》云：“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徳。”

夫多识前言往行，要在读书，天人之蕴奥在《易》；帝王之政事在《书》；性情之理在《诗》；节文之详在《礼》；圣人之褒贬在《春秋》。至于传记子史，皆所以羽翼圣经，记载往迹，展卷诵读，则日闻所未闻，智识精明，涵养深厚，故谓之畜徳。非徒博闻强记夸多斗靡已也。

学者各随分量所及，审其先后而致功焉，其芜秽不经之书，浅陋之文，非徒无益而反有损，勿令入目，以误聪明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