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这些人的著作都针对朱熹《易学启蒙》为主要的批评对象，同时涉及陈抟、刘牧、邵雍、蔡元定等人。

明代是朱姓王朝，所以对朱熹的学问特别推崇，当时的文人学子对朱熹《周易本义》和《易学启蒙》二书的态度，只有吹捧而不敢有丝毫的非议。用胡渭的话说就是：“自《本义》之图书盛行，学者卷舌而不敢议。”明代灭亡，清初考据之学兴起，一些实事求是的学者就能够无所顾忌地批评朱熹的易学错误了。

黄宗羲《易学象数论》

胡渭《易图明辨》

黄宗羲《易学象数论》开篇就说：

欧阳子言《河图》《洛书》怪妄之尤甚者，自朱子列之《本义》，家传户诵，今有见欧阳子之言者，且以欧阳子为怪妄矣。

黄宗羲于《易学象数论》书里面，有十九次提及“朱子”。

仅举数例如下。

某则据易之生两、生四、生八而后知横图之非也……若如朱子以第一爻而言，则一阴一阳之所生者各止三十二爻，而初爻以上之竒偶，又待此三十二爻以生阴阳者气也。爻者质也，一落于爻已有定位焉，能以此位生彼位哉！

《河图》之数九，《洛书》之数十，李觏、张行成、朱震皆因之，而朱子以为反置。以十为《图》九为《书》者，特始于朱子，后之诸儒相率而不敢违耳。

朱子主先天之说，以乾南坤北者伏羲之卦位也，离南坎北者文王之卦位也。河图出于宓戏，其时尚无离南坎北之位，硬以乾南坤北配之，则更无一合者矣。

朱子则主张康节之说过当，反致疑于经文。

自康节以为从先天改出，牵前曳后，始不胜其支离，朱子求其所以改之之故而不可得，遂至不信经文。吁，可怪也！

朱子言以《彖》辞考之，说卦变者凡十九卦，盖言成卦之由，《彖》辞不言成卦之由，则不言所变之爻，此是朱子自言其卦变也。

朱子虽为此图，亦自知其决不可用，所释十九卦《彖》辞尽舍主变之卦，以两爻相比者互换为变。

朱子之卦变，两者俱为无当，冝乎其说之不能归一也。

朱子则有《蓍卦考误》以主张是说，然法虽是而所以释经文者，则多不合。

独怪朱子既知其伪而又引以证《图》十《书》九，何也？

毛竒龄《仲氏易》里面批评朱熹《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其误有八”：

一、画繁：自一画为阳，二画为阴，三一为乾，三二为坤，而其画已毕，未有画至六十四卦者。今图取巧便，但以黒为阴白为阳耳，此非羲画法也。若羲画原法，则黒皆两画是六十四卦，在阳有一百九十二画，在阴有三百八十四画，太不惮烦矣。此非自然因重之数也，其误一也。

二、四五无名：四象分四画为太阳、少阴、少阳、太阴，今増至十六画，又増至三十二画，则可名十六象、三十二象乎，抑仍名四象乎？若仍名四象，则八卦又生四象矣。其误二也。

三、三六无住法：惟只有三画，并无四画、五画之加，故三画而止便可名之为八卦。如连翩加画，则何以三画有名，四画、五画只空画更无名也。且何以见画之当止于三，当止于六也？其误三也。

四、不因：乾坤成列，始画八卦，八卦成列，始作重卦，故曰“因而重之”。“因”者，因成列之卦也。若一连画去，何所因乎？其误四也。

五、父子母女並生：乾父坤母合生六子，此《系辞》明言次第也。今八卦并生，其误五也。(www.daowen.com)

六、子先母女先男少先長：六子俱先坤，兑离先震。巽先坎。兑又先离，离又先巽，于“一索”“再索”之叙俱失尽矣。羲画次第必，不如是。其误六也。

七、卦位不合：《说卦》卦位，千古不蔑。今以递加之画而环图之，干一右转，巽五左旋，以干南坤北离东坎西为象，此实本魏氏《参同契》“乾坤运轴”“坎离匡郭”之图而妄名先天。致邵子以“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为証，夫《说卦》上文既言“六画成卦”，则此时卦位已定，第言其参互为推卦之时，故曰“八卦相错”。若伏羲画卦则焉有卦未成而早相错者，且相薄相迫也，相对不可言相廹，况坎离正对而曰“不相射”，则明是相反之语，而引以取証可乎？其误七也。

八．卦数杜撰无据：卦原无数，但以大衍之数推之，则乾西北卦正当地六相成之数，故曰干六。坤西南卦正当天九相成之数，故曰坤九。今无故而有乾一兑二离三震四之数，此何据乎？其误八也。

具此八误而以为“伏羲画卦次第”，如是不可通矣。

胡渭《易图明辨》提及“朱子”有一百三十七处，今列举部分内容如下。

自朱子《本义》始，《易学启蒙》属蔡季通起稿，则又首“本图书”，次“原卦画”，遂觉《易》之作全由图书，而舍图书无以见《易》矣。

学者溺于所闻，不务观象玩辞，而唯汲汲于图书，岂非易道之一厄乎？

朱子曰“大衍之数五十，盖以《河图》中宫天五乘地十而得之”……五十，非以《河图》中宫天五乘地十而得。

朱子释此节，但以分而为二为两仪，揲之以四为四象，则其义犹未惬当。盖分而为二，不过分四十九策为左右，即不舍一为太极，其将不可分乎？安见此两为一之所生乎？揲之以四，不过以左右手四四而数其策，即不分而为二，其将不可数乎？安见此四为两之所生乎？

章中两言四象，朱子以前四象为圣人画卦自然之次第，以后四象为揲蓍所得阴阳老少之爻。夫均此四象且同在一章之中，岂容有二解哉！

朱子固有所本，非杜撰也。但“河图”不知载在何物，历数千年至周而尚存？据《礼运》为马图，则《中候》云“龙马衔甲，甲似龟背，袤广九尺”，庶几近之。而其所谓甲者，终不知为何物？据曹魏时张掖出石图有八卦之状，髙堂隆以比东序之世宝，则“河图”当为石类。

同时有阮逸者，阴欲排之，乃撰《关子明易传》而两易其名，季通不察，以为真古书也，遂引为《图》十《书》九之证。季通无论已，独怪朱子素斥《龙图》为假书，又据《后山丛谈》深信《关易》为阮逸所造，而于此则曲从季通之说，何也？

朱子虽力攻刘氏而犹曰“《易》《范》之数诚相表里”，又曰“安知图之不为书，书之不为图”，则朱子尚有疑乎此也。

《观物外篇》所谓圆星方土，乃论积数自然之理，非论“图书”也，连上文读之即明。朱子断章取义载之《啓蒙》，遂不可解。

朱子《答刘君房书》曰：“《启蒙》本欲学者且就《大传》所言卦画蓍数推寻，不须过为浮说。而自今观之，如《河图》《洛书》亦未免有剩语。”观此言知季通代斵不中绳墨，文公晚年亦深悔之，但未及改削耳。而近代诸儒奉《启蒙》为不刋之书，不亦过乎！

《大戴礼·明堂篇》注云：“记用九室，谓法龟文，故取此数以明其制也。”朱子以为郑氏语。余姚黄先生云：“郑玄注《小戴礼》，未尝注《大戴礼》，在《艺文志》可考。”

李塨《周易传注》：

朱子《卦变图》复剥、临观等互相往来，《仲氏易》谓其杂乱也。

朱子注《参同契》恐人讥议，自诡其名曰“空同道士邹訢”，邹即邾，訢即熹也。著《啓蒙》又署名曰“云台真逸”，是朱子明知其为道士之说，明自附于道士，而乃以乱圣经，指为孔子说耶？

塨按：朱子曰“易本是象，可为特见”，但自王弼扫象而后，《程传》专言理，朱子不甚满之，而象数无传。适当时儒宗周、邵，皆出于道士陈抟、僧寿涯辈，有附《易》妄图，遂引置《易》首，而不知陷于异端，是朱子之不幸也。后人无考，见《本义》首载此，反若羲、文之《易》皆从此“河洛”“先天”诸图而起者，一误尽误，祸斯烈矣。

自古圣圣相传，八卦方位时气皆属一致，乃邵子为陈抟所误，朱子又为邵子所误，妄以乾南坤北为羲卦方位，于此乃曰未详。

呜呼！认贼为主，遇主而反不识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