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觉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诗》寓于风谣；《礼》寓于节文；《尚书》《春秋》寓于史，而《易》则寓于卜筮。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
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巳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人《易》，故《易》说愈繁。夫六十四卦大象，皆有“君子以”字，其爻象则多戒占者。圣人之情，见乎词矣。其余皆《易》之一端，非其本也。今参校诸家，以因象立教者为宗，而其他《易》外别传者亦兼收，以尽其变。
四库馆臣说“《易》则寓于卜筮”，则明确了《易》有“卜筮者尚其占”的圣人之道，也说明除了“寓于卜筮”之外还有“推天道以明人事”和“因象立教”的大作用。所以说“今参校诸家，以因象立教者为宗”。
四库馆臣于此就“汉儒”“京焦”（西汉的焦貢、京房）、“王弼”“陈邵”（北宋的陈抟、邵雍）、“胡瑗程子”（北宋胡瑗、程颐）、“李光杨万里”（均为南宋人）之“六宗”，而分“汉儒”“京焦”“陈邵”为“象数派”；“王弼”“胡瑗程子”“李光杨万里”为“义理派”。提出了被许多人公认的“两派六宗”之说。
四库馆臣说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也只是四库馆臣的一家之言，未必符合实际。我们看王弼《周易略例》就会明白，他并不“尽黜象数”，只是把“象数”比作打鱼捕兔的工具，强调一旦获得义理就可以忘掉象数而已。
四库馆臣说胡瑗是“义理派”，也不符合实际。刘牧著《易数钩隐图》一卷，可以说他是“象数派”，然而胡瑗解《易》却多引用刘牧象数之说。
四库馆臣说邵雍是“象数派”，也不符合实际。
邵雍于《皇极经世·观物篇》里面说：
天下之数出于理，违乎理则入于术。世人以数而入术，故失于理也。
又说：
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
邵雍所谓的“观物”的最高境界就是“观之以理”。
四库馆臣于《皇极经世书·提要》里面说：(www.daowen.com)
其作《皇极经世》，盖出于物理之学……皆立义正大，垂训深切。
是《经世》一书，虽明天道而实责成于人事，洵粹然儒者之言，固非谶纬术数家所可同年而语也。
由此可知，四库馆臣并不视邵雍为专门“象数派”。
至于四库馆臣对《易》的评价，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四库全书总目巻经部总叙》说：
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
汉代易学去古未远，的确“具有根柢”，以浅陋“象数”轻之，谓“一变而为京、焦”，则是以偏概全。
四库馆臣将程颐划入“义理派”，而朱熹师事延平李侗，而李侗学于罗从彦，可谓程门弟子。
四库馆臣于《闽中理学渊源考·提要》里面说：
宋儒讲学盛于二程，其门人游、杨、吕、谢，号为高足，而杨时一派由罗从彦、李侗而及朱子。
可见四库馆臣亦认定朱熹为“义理派”。然而，朱熹晚年始悟程颐只言义理而不言象数之非，起而著专言象数之《易学启蒙》一书，如何可以与程颐一样称之为“义理派”？
总之，四库馆臣多人，自然看法不一，也有情可原。所以，对於《易经》似乎不能得出一个准确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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