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古籍中有些文字发生嬗变，多是好事者自作聪明以己意窜改。这就需要从义理角度进行考证。

① “考案”与“考察”的义理

北宋椠《周易正义》：“今既奉勅删定，考案其事，必以仲尼为宗。”至南宋宋十行兼义本及清阮元《周易注疏》皆作：“今既奉勅删定，考察其事，必以仲尼为宗。”

从文义分析，“考案”是敬辞，唐、宋人多用之。如宋程大昌《禹贡山川地理图》曰：“左氏古书先乎秦世，而言及汉水者，考案其地皆隶古荆。”知南宋时已经改“考案”作“考察”，日本山井鼎所校底本为至明嘉靖中福建刻九行兼义本，亦沿袭宋十行兼义本作“考察”。

刘承乾“嘉业堂本”来自日本足利学校藏单疏写本，亦作“考案”。可知，改作“考察”是南宋出现“兼义本”时的事。从义理上分析，作“考案”善。

②“比潜龙”与“此潜龙”的义理

宋椠单疏本《周易正义》原文是：“比潜龙始起在建子之月，于义恐非也。”阮元《周易注疏》作“此比潜龙始起在建子之月”，可知南宋十行《周易兼义》本已经改“比”作“此”。明嘉靖中福建刻九行兼义本自然同于宋十行兼义本。

考孔颖达曰“比潜龙在建子之月”，是从晋乾宝解乾卦初九爻辞之义用复卦说。复卦“一阳来复”，卦气当“建子”十一月。孔氏“正义”引刘邦做泗水亭长事，申“小人道盛”时君子应该躲避“勿用”之意，而驳斥“诸儒”之“舜始渔于雷泽”比喻之非，强调尧时非“小人道盛”之时，因而将舜之事比喻为“在潜龙建子之月”，不符合易理。“比”字有比拟、比喻意思，如“比物丑类”等。 比喻舜佃渔时为“潜龙”始起在建子之月，于义恐怕不相符合。所以，作“比”字善。

③“二”与“五”的义理

宋椠单疏本《周易正义》比卦：“二以其显比亲者伐所不加也判者必欲征伐也。”(www.daowen.com)

阮元《周易注疏》改“二”为“五”，作：“五以其显比，亲者伐所不加也，判者必欲征伐也。”

首先，日本足利写本皆作“二”，与宋椠单疏本相同。其次，比卦九五与六二为正应，九五为比主。六二爻辞曰“比之自内”，是言九五“显比”于内卦之六二。九五为“心既中正”之王，所以“征伐有常”，六二，以其是九五之“显比亲者”，所以“伐所不加”。

阮本改作“五以其“显比，亲者伐所不加也”，则语意不通。所以，不可改“二”为“五”。 明嘉靖中福建刻九行兼义本改“二”作“五”，此是沿袭宋刻元递修之十行兼义本而来。由此可知，阮元刻本所据之南宋十行兼义本已经改“二”为“五”。

④“今”与“令”的义理

宋椠《周易注》随卦《彖》注“为随而今大通利贞”，南宋刻《周易注疏》、南宋刻单注附音义本作和日本庆长中古活字印本皆作“为随而令大通利贞”。

宋刻本《周易正义》曰：“若能大通利贞，是得时也。若不能大通利贞，是失时也。时异而不随，否之道者，凡所遇之时，体无恒定，或值不动之时，或值相随之时，旧来恒徃，今须随从。”

注云“为随而不大通”与“为随而令大通”，正是为了表达“逆于时”与“得于时”。而孔颖达曰“今须随从”，是为了表达顺从“或值相随之时”。所以，南宋刻《周易注》改“令”作“今”是妄改。

由此可见，理校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是任何章句、训诂及校勘的根本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