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笔者曾在《周易研究》上发表《易数钩隐图作者等问题辨》一文，指出在三衢刘牧（1011—1064，字先之，尚书屯田郎中）之前，还有一位彭城刘牧（字长民，太常博士）。

《中兴书目》所记《易数钩隐图》一卷，是为前刘牧所撰。彭城刘牧没有得到什么“河洛图书”之传。按《东都事略》所记，陈抟于端拱二年（989）秋七月二十二日化形于莲花峰下张超谷中。彭城刘牧于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致仕，其时陈抟已仙逝17年。陈抟所传的象学，也并非“河洛图书”之内容；既然范氏之学传于南方，而范氏晚出，那么就不会传给其前之彭城刘牧。由此可知，范谔昌不可能为彭城刘牧之师，彭城刘牧并没有得到什么“河洛”图书之传承。

本《中兴书目》所记，考定彭城刘牧原著《易数钩隐图》为一卷本，按其自序（见于《道藏·易数钩隐图》卷首，胡渭《易图明辨》、朱彝尊《经义考》亦引用之），有“原其本，则形由象生，象由数设，舍其数则无以见四象所由之宗”“两仪变易而生四象，四象变易而生八卦”“今采摭天地奇偶之数，自太极生两仪而下至于复卦，凡五十五位，点之成图，于逐图下各释其义”等说，依此可知，彭城刘牧主张八卦是由太极步步生出来的。以自序对照今见《易数钩隐图》前二卷，其所“钩隐”之图则是从“太极第一”至“七日来复第四十六”，其中并没有涉及黑白点“河图”与“洛书”。一卷本《易数钩隐图》的作者是本《系辞》“易有太极”一节之义而阐明其“象由数设”意图的。特别指出“河出图，洛出书”为“圣人《易》外别有其功，非专《易》内之物”，彭城刘牧一语道破并八卦之画与“河出图，洛出书”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如果彭城刘牧主张八卦是圣人则“河出图，洛出书”而画，那就是说“河出图，洛出书”应该为《易》内之物，他便不会有如此相反之说。

彭城刘牧既然说“河出图，洛出书”非《易》内之物，并不主张八卦是圣人则“河图”（或“洛书”）而画，而是主张八卦是由太极步步生出来的。

《中兴书目》言“本朝太常博士刘牧撰《易数钩隐图》一卷，吴秘表进，田况序。牧字长民，彭城人，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所谓“言数者皆宗之”，并非谓“言河出图者皆宗之”。从今见《易数钩隐图》卷上的内容看，彭城刘牧主张“象由数设”，自太极生两仪至四象生八卦，皆以天地生成之数“凡五十五位”点之成图，的确在当时自成一家之言，庆历初（1041）呉秘献其书于朝，优诏奬之之后，言数者皆宗之也是情理中事。以倪天隐述其师胡瑗《周易口义》为例，仁宗时之胡瑗释《易传·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时，则曰：“义曰，按此河图，是天之大瑞也。”于此可见胡氏并没有宗《易数钩隐图》下卷之说，以黑白点数之图释“河出图，洛出书”。至释“两仪生四象”时则曰：“义曰，言天地之道阴阳之气，自然而然生成四象，四象者，即木金水火是也。故上文谓天一下配地六生水，地二上配天七生火，如此之类，是天地阴阳自然相配，生成金木水火之象。然此止言四象而不言土者，盖天地既判生为五行，然二气既分，则自然生而为木金氷火，则地之道本于土而成，但言四象则土从可知矣。”及释“易有四象所以示也”则曰：“义曰，按此四象有二说，一说以谓天地自然相配，水火金木以为之象，所以示也；又一说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是言大易之道有此四象，所以示人之吉凶。疏庄氏谓，六十四卦之中有实象，有假象，有义象，有用象，则非也。又何氏以为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亦非也。”于此我们却从中见到胡氏“宗之”《易数钩隐图》卷上之说的痕迹。

康定元年（1040），宋咸作《王刘易辨》，自序中有“近世刘牧既为《钩隐图》以画象数，尽刋王文，直以己意代之”语。此“近世刘牧”当指彭城刘牧而言，而三衢刘牧时当30岁，仍健在，宋咸不会针对三衢刘牧而有是语。又宋咸所辨是针对“《钩隐图》以画象数”，并没有辨什么“河洛”图书。以此推之，宋咸所见《易数钩隐图》，似当为彭城刘牧著之一卷本，书中并没有“河洛图书”的内容。一年之后，庆历初（1041）黄黎献弟子呉秘献《易数钩隐图》等书于朝，此时已经是彭城刘牧赴边任武官15年之后。(www.daowen.com)

庆历七年丁亥（1047），李觏作《删定刘牧易图序》，存其易图者三：河图（“九宫数”戴九履一图）、洛书（合生数、成数二图为一）、八卦图（《说卦》所言方位）。由此可见，吴秘所进《易数钩隐图》不再是一卷本，其中已有今见三卷本卷下之“河洛”诸图。这就是说，此时彭城刘牧原一卷本之《易数钩隐图》已经“颇增多诞谩”。如此，我们可以推断，彭城刘牧原本《易数钩隐图》只是有“自太极生两仪而下至于复卦”的易图四十六幅的一卷本，其中并无“河图”“洛书”等图，而今见三卷本之卷下之“河图第四十九”“河图天地数第五十”“河图四象第五十一”“河图八卦第五十二”“洛书五行生数第五十三”“洛书五行成数第五十四”“十日生五行并相生第五十五”等图，诚如李觏所言，的确是“观之则甚复重”：“河图天地数第五十”既是卷上之“天地数十有五第四”；“河图四象第五十一”既是卷上之“两仪生四象第九”；“河图八卦第五十二”既是卷上“四象生八卦第十”；“十日生五行并相生第五十五”既是卷上“二仪得十成变化第十一”。至谓“颇增多诞谩”，则“河图第四十九”“洛书五行生数第五十三”“洛书五行成数第五十四”三图乃是不合于一卷本作者自序本意之图。从文字上看，卷下有“河图、洛书出于牺皇之世”“龙图其位有九，四象、八卦皆所包韫。且其图纵横皆合天地自然之数，则非后人能假伪而设之也。夫龙图呈卦，非圣人不能画之”“河图相传于前代，其数自一至九，包四象、八卦之义，而兼五行之数，洛书则惟五行生成数也，然牺皇但画卦以垂教，则五行之数未显，故禹更陈五行而显九类也”等说，显然有悖于卷上原作者自序之初衷。

是何人增多彭城刘牧原一卷本之《易数钩隐图》，并加入所谓“河图”与“洛书”之图与图说？以彭城刘牧弟子黄黎献著有《续钩隐图》一卷的情况来看，似乎吴秘所进之书为合彭城刘牧原著与黄黎献之续著为一书。倘若如此，则“河图”与“洛书”（有“洛书五行生数”与“洛书五行成数”两幅图）的始作俑者，就是黄黎献无疑了。无论如何，“河图”与“洛书”诸图不出自彭城刘牧之书，这是毫无疑问的。

三衢刘牧（1011—1064）于景佑元年（1034）登进士榜，累官至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尚书屯田郎中。王安石所作墓志铭谓其“学《春秋》于孙复，与石介为友”，叶适谓其“当时号能古文”。今见其遗文有《待月亭记》《送张损之赴任定府幕职序》（以上见《宋文鉴》）、五言排律《仙李洞》（见《廣西通志》）。三衢刘牧没有专门易学著作存留于世。

南宋陈振孙《直斋书録解题》针对三衢刘牧后裔刘敏士刻于浙右庾司，前有欧阳公序之《易数钩隐图》提出了疑问，曰：“其书三卷，与前本大同小异。案，敏士序称伯祖屯田郎中，临川先生志其墓。今观志文所述，但言学《春秋》于孙复而已，当庆历时，其易学盛行，不应畧无一语及之。”如果三衢刘牧果真著有“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颇有影响之《易数钩隐图》，那么深明易学之王安石怎么会作墓志时“无一语及之”呢？事实上，恰是从王安石所作《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尚书屯田郎中刘君墓志铭并序》中看出，《易数钩隐图》一书本不出自三衢刘牧之手。南渡后三衢刘敏士重刻三卷本《易数钩隐图》，并明注为其伯祖三衢刘牧撰，又伪造欧阳修之“序”，遂使见此书者误将三衢刘牧当做彭城刘牧，此则刘敏士之徒，实是引起后世之疑的肇事者。前此《中兴书目》早已明言“本朝太常博士刘牧撰《易数钩隐图》一卷……牧字长民，彭城人，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至南宋陈振孙始见刘敏士之刻本，因而《直斋书录解题》方有如此之疑问。此误之传，愈传愈真，愈传愈广。至明道士白云霁撰《道藏目録详注》，除谓《易数钩隐图》三卷，《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一卷，皆为“三衢刘牧撰”而外，又谓《大易象数钩深图》三卷，亦“三衢刘牧撰”。实则此三书皆非“三衢刘牧撰”。《易数钩隐图》一卷本为彭城刘牧撰，《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原名《先儒遗事》，南宋郑樵《通志》记或谓陈纯臣撰，是书中有《易数钩隐图》中数幅图，刘牧岂能自称“先儒”？“大易象数钩深图”为《六经图》中之《易经》图总名（其他五经亦各有总名，分别是：尚书轨范撮要图，毛诗正变指南图，周礼文物大全图，礼记制度示掌图，春秋笔削发微图），是书即不是三衢刘牧撰，也不是元张理撰，本为南宋杨甲撰，毛邦翰增补，叶仲堪重编之《易经》图版本。至清初，黄宗羲著《宋元学案》，于《泰山学案》中谓泰山孙复弟子三衢刘牧著有《易数钩隐图》及《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乾隆间四库馆臣亦深然白云霁之“详注”，《四库全书》提要中照样谓《易数钩隐图》与《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二书，皆为“三衢刘牧撰”，而又误考白云霁之注，谓《大易象数钩深图》为元张理撰。

三衢刘牧与一卷本及三卷本《易数钩隐图》毫无关系；朱震等所言“河洛图书”的传承代次，多是瞎说（胡适语），不可再引以为据；华山陈抟及范谔昌所传“象学”，并非“河洛图书”之内容；黑白点“河图”与“洛书”出现于彭城刘牧著一卷本《易数钩隐图》之后，是其弟子黄黎献所为，而且有三幅图。到了仁宗年间，李覯合为二幅，九数黑白点为《河图》，十数黑白点为《洛书》。历史事实证明，恰恰是朱熹易置了李覯的“图书”。所以《易学启蒙》谓“惟刘牧臆见，以九为《河图》，十为《洛书》，托言出于希夷”之说，纯粹是无稽之谈。朱熹和蔡元定根本不了解北宋有二位刘牧的历史事实，也不顾李覯书中列有九数《河图》和十数《洛书》的历史事实，甚至污蔑刘牧“易置图书”。此种作学问的态度，实不足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