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笔者如此忠告初学者，皆是由于自己的亲身体验。特别是读过邵雍的《皇极经世》、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和胡渭的《易图明辨》等书之后，更是后悔当初入门的时候不应该先读朱熹的两本易学书籍。如果初学者还是不信我的忠告，那你就读读清初乾嘉学派前驱黄宗羲、毛奇龄、李塨、胡渭等人的书，你就会明白笔者为什么要如此忠告初学者了。

朱熹师从程颐之门，开始主张“义理”，到了晚年悟得研究《周易》不能仅仅偏重“义理”，应该对象数有所研究。他在《易学启蒙序》中说：

近世学者类喜谈《易》，而不察乎此。其专于文义者，既支离散漫而无所根著，其涉于象数者，又皆牵合附会，而或以为出于圣人心思智虑之所为也。若是者，予窃病焉。因与同志颇辑旧闻，为书四篇，以示初学，使毋疑于其说云。

应该说，朱熹晚年主张“象数”与“义理”兼顾的意见无可厚非。然而，他在《易学启蒙》里面所涉及的“象数”，却与真正的象数易学大相径庭。

朱熹《易学启蒙》

朱熹《周易本义》

《易学启蒙》开篇“本图书”就大谈什么“河洛图书”，把北宋李觏的“河洛图书”互换名字，反而说：“惟刘牧臆见，以九为河图，十为洛书，托言出于希夷。既与诸儒旧说不合，又引大传以为二者皆出于伏羲之世。其易置图书，并无明验。”其实刘牧在《易数钩隐图》书中针对“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说：“此圣人易外别有其功，非专易内之物。”由此可见，朱熹研究刘牧、黄黎献和李觏的“象数学”不求甚解，一味误导后学。特别他主张“伏羲则河图画卦”更是没有道理。此其一也。

“原卦画”篇则曲解邵雍的“象数学”，自造“黑白之位尤不可晓”的大小二横图。并自作聪明以一个阳爻为“阳仪”，一个阴爻为“阴仪”，“一分为二”生成八卦和六十四卦，结果乾卦皆由一个“阳仪”生出；坤卦皆由一个“阴仪”生出，违反了“独阳不生，寡阴不成”“一阴一阳之谓道”的义理。此其二也。

“明蓍策”篇则自以为是主张“一变独卦”，全盘推翻前儒说法。“考变占”篇则独创无动爻到六个动爻的选择卦爻辞占筮方法，古无此说。此其三也。

朱熹《周易本义》成书在《易学启蒙》之后，凡涉及“象数”皆让读者去看“启蒙”。他在给好友袁枢的信中说：

近又尝编一小书，略论象数梗概，并以为献。妄窃自谓学《易》而有意于象数之说者，于此不可不知，外此则不必知也。

由此可见，朱熹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可是他的好朋友袁枢并不买账，在回信中批评说：“黑白之位尤不可晓”“专为邵氏解释”“四画五画无所主名”等等。

今天看来，朱熹所谓“学《易》而有意于象数之说者，于此不可不知，外此则不必知也”的说法，是自诩过高！难道《周易》里面的“象数”就仅仅是“河洛图书”“伏羲四图”、明白蓍策和变化占法吗？“外此”还有“互体”“卦数”“卦变”“建除”“卦气”“纳甲”“半象”“爻辰”等等，与《周易》的关系都较之“河洛图书”密切，怎么能说“不必知”呢？

朱熹与蔡元定合著的《易学启蒙》最后定稿于1186年，朱熹“伪学案”发生在1195年。案发后蔡元定被流放湖南道县，就是因为他帮忙起草了《易学启蒙》。时至1200年朱熹去世，甚至其女婿黄干都不敢为朱熹送葬。时至1248年，始有税与权撰《易学启蒙小传》，以补《易学启蒙》之未备。时至1266年，方有董楷撰《周易传义附录》，卷首列《周易本义》九图，内容多引《易学启蒙》。

因为明代是朱家的天下，所以朱熹的易学又被高抬起来。清初，诸儒始对《易学启蒙》“卷舌不敢议”的局面有所改变，所以才有黄宗羲、毛奇龄、胡渭等人起而批评朱熹《易学启蒙》之伪。然而好景不长，有大学士李光地推崇朱熹，于是就有了把《易学启蒙》收录在《御纂周易折中》一书之中的钦定意见。此后一直到清朝末年，仍然是朱熹易学一统天下的局面。时至民国，才有尚秉和等人出来批评朱熹的易学，甚至有“宋人不知《易》为何物”之语。(www.daowen.com)

笔者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海外儒藏》的编审专家，接触到李氏朝鲜时期的儒学，特别了解到李退溪及其弟子对朱熹《四书或问》和《四书章句》的认真解读情况，同时也产生了对朱熹在《四书》方面功力深厚的佩服情感。至于其易学水平，则实在不敢恭维。对任何易学人物的崇拜，应该出于对他易学著作的充分认可。

传说清初毛奇龄身旁立一草人，上贴“朱熹”之名，手持木棍，看到朱熹说得不对的地方就随手打一棍子。虽然我们不必如此过激，但是我们毕竟还有不必首先阅读朱熹易学著作的权利。

笔者也不是一味地谴责朱熹的不是，如果说对他有什么感谢的话，则是感谢他在《易学启蒙》里面引用了不少邵雍《皇极经世》的内容。正是因为如此，笔者为了求真方对《皇极经世》有了进一步研究。

如果初学者还不相信笔者的忠告，那就请读读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下面，试看黄宗羲的几段话。

黄宗羲论曰：

欧阳子言《河图》《洛书》怪妄之尤甚者，自朱子列之《本义》，家传户诵，今有见欧阳子之言者，且以欧阳子为怪妄矣。然欧阳子言其怪妄，亦未尝言其怪妄之由，后之人徒见图书之说载在圣经，虽明知其穿凿附会，终不敢犯古今之不韪而黜其非。刘牧谓《河图》之数九、《洛书》之数十，李觏、张行成、朱震皆因之，而朱子以为反置。《龙图序》见于《宋文鉴》，以十为《河图》。朱子辨刘牧九为《河图》之非，不取此为证者，以其为假书也。

邵子先天横图次序，以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为据。黄东发言：“生两、生四、生八，《易》有之矣，生十六、生三十二，《易》有之否耶？”某则据《易》之生两、生四、生八，而后知横图之非也……阴阳者气也，爻者质也，一落于爻已有定位焉，能以此位生彼位哉……谓康节加一倍之法从此章而得，实非此章之旨，又何待生十六生三十二而后出经文之外也。

因横图乾一兑二之序，乾一兑二之序一人之私言也。则左旋右行之说益不足凭耳。凡先天四图，其说非尽出自邵子也。

朱子所谓十九卦之彖辞，皆以反对为义者也……此朱子十九卦以外，亦皆以反对为义者也……奈何诸儒之为卦变，纷然杂出而不能归一乎？

朱子卦变图，一阴一阳之卦各六，来自复姤；二阴二阳之卦各十有五，来自临遯；三阴三阳之卦各二十，来自否泰；四阴四阳之卦各十有五，来自大壮观；五阴五阳之卦各六，来自夬剥；一阴一阳与五阴五阳相重出，二阴二阳与四阴四阳相重出，泰与否相重出，除乾坤之外，其为卦百二十有四，盖已不胜其烦矣。

揲蓍之法其用四十有九者，策数四十九，无所谓虚一反于柜中也……不必在左手小指之间方名为挂……今弃正策而就余策，是背经文也。

《启蒙》占法，一爻变则以本卦变爻辞占……彖与爻各自为书，彖不取足于爻，爻不取足于彖，《易》果为卜筮而作，未有爻时彖不可占，岂文王为未成之书耶？

如果通读黄宗羲撰写的《易学象数论》一书，就会了解到黄宗羲撰写此书，目的就在于揭示《易学启蒙》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