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秦始皇三十五年焚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当时确实仅仅视《周易》为“卜筮之书”。汉代的时候把孔子说易的内容加入《周易》之后，《周易》就被确定为五经之首，显然汉代的人们已经不把《周易》视作单纯的卜筮之书了。圣人孔子之所以能从《周易》里面看出那么些哲学大道理，已经证明原本的《周易》不仅仅是一本只具有卜筮功能的书。李斯等人浅陋短见，仅仅看到了《周易》具有的卜筮功能，所以才没有焚毁这部书。

试想，如果《周易》仅仅是只具有卜筮功能的书，恐怕连孔子也联想不出来那么多的哲学大道理吧？比如一个乾卦的卦爻辞，涉及天地人和不同时间段的空间位置，从“潜龙”“见龙”到“君子龙”“跃龙”，再到“飞龙”“亢龙”，这就告诉了人们建立时空思维的重要性；下卦中爻说“见龙”，上卦中爻说“飞龙”。这告诉了人们崇尚中和的重要性。这都是原本《周易》里面具有的内容，所以孔子说：“易有圣人之道四：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由此可见，孔子并没有把《周易》仅仅视作“卜筮之书”。

清代学者胡渭《易图明辨》里面有论述“易非卜筮之书”的内容，今录之如下。

“《易》为卜筮之书”，与医药种树并称，秦人之见也。然其说亦有所自来，古者太卜所掌唯夏商以来相传之繇辞，如左氏之所载者，而文王周公《易象》之书则藏于周鲁之太史氏，故陈厉公时，周史始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而有观六四之占。及昭公二年，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始见《易象》与《鲁春秋》。可见《易象》之书，他国不皆有。孔子十翼则作于晚年，而传之商瞿子木，尚未流行于世。

秦僻在西垂，何由得见？李斯未必知，即知之亦必不信。其以《易》为卜筮之书，无足怪者，而儒者遂谓《易》专为卜筮而作。夫伏羲既作八卦，而即制蓍为筮法，孔子《易》亦以蓍龟为神物，而深明其用。谓《易》为卜筮之书无甚碍，但谓伏羲作易专为卜筮，而文王、周公、孔子却说出许多义理，非伏羲之本义，是则大可疑耳。

夫义理必藉文字以传，伏羲时书契未兴，故立象以尽意，卦画有形而义理无形，有形者可见而无形者不可见，然其意实在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也。三圣递相祖述，发挥仁义之旨，而伏羲之意乃大白于天下，安得谓“孔子之易非文王周公之易”“文王周公之易非伏羲之易”乎？

伏羲之易有画无辞，农夫、红女、百工、商贾皆得而用之者也。

若夫夏商以来之繇辞及文王周公之彖爻，唯卜史能用之。至于孔子之十翼，则卜史亦不能知，唯士大夫好学深思者能知之耳。盖《易》至孔子而其道始为处忧患无大过之具，与《诗》《书》《礼》《乐》同其切要，人伦日用所不可斯须去者，而非徒卜筮之书矣。幸而秦火不及，学者得见完书，上之可以穷理而尽性，下之可以反身而寡过。(www.daowen.com)

胡渭的批评，可谓大有见地。他批驳了朱熹“《易》本卜筮之书”的说法，而谓“孔子之易非文王周公之易”“文王周公之易非伏羲之易”之说，也是出于朱熹。

历史上的卜筮之书很多，如《纳甲筮法》《梅花易数》《紫薇斗数》等等，为什么这些书没有人为之作传？为什么没有什么人能够从中发掘出一些哲学道理？为什么孔子偏偏能为《周易》作传，从而发掘了那么多的哲学大道理？这就充分说明《周易》原本不单纯是一本“卜筮之书”。

孔子说《周易》具有四条“圣人之道”，而“卜筮者尚其占”仅仅是其中一道而已。朱熹没有孔子那样的水平，他仅仅就秦始皇没有烧《周易》的历史，就片面地说“《易》本是卜筮之书”，应该说是对《周易》一书性质的错误解读。

四库馆臣在《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里面说：

圣人觉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诗》寓于风谣，《礼》寓于节文，《尚书》《春秋》寓于史，而《易》则寓于卜筮，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

四库馆臣对《易经》的评价十分中肯，强调了《易经》是把“教化”寓藏在“卜筮”之中。正因为如此，《易经》才具有“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的作用。《系辞》里面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圣人作《周易》当然具有“神道设教”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