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改组为动植物研究所后，原先博物馆之展览功能遂为取消。1934年8月，国民政府划拨南京中山东路以北，东近城墙，面积百余亩土地，由中央研究院与教育部共同筹设中央博物院，分人文、自然、工艺三馆，分别由李济、翁文灏、周仁担任主任。其中之自然馆即有取代自然历史博物馆之展览功能。国民政府外交部情报司所出《外部周刊》刊有一则消息《自然历史博物馆改为动植物研究所》，内容为：“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原除陈列各种动植物标本，供人参观，嗣因中央决定拨款三百万，另建中央博物馆。故该馆之博物馆无设立必要，因改组为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参观部分，业已停止开放，所有历史博物，除有关研究之动植物标本外，余均分类保存，俾移送中央博物馆陈列；所养之动物，如豹熊獐鹿猴等，多已死亡或被解剖。惟余少数大动物仍在饲养，再该所植物研究所需栽植之标本，现正建筑暖房两大间，最近可落成云。”可见自然历史博物馆在改组之时，确实在衰败，大有变革之必要。^[36]

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改组和职能调整时，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的、由外籍机构与人士按规定交纳的大熊猫标本是否移交给中央博物院，目前未查阅到档案记录或线索。南京博物院是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其前身为中央博物院，有四面捐赠墙，展示着从1933年创建到2014年文物捐赠者的名单，累计有数千位。笔者收集到南京博物院捐献文物名单（按年代先后），其中排在第14位的是“杨帝泽”，排在其前的为“傅斯年”，排在其后的为“裴文中”。若此“杨帝泽”是因为捐献大熊猫标本上榜，则可间接证明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至少向中央博物院移交了一具或部分大熊猫标本。

刘文辉支持协助中央研究院调查西康森林训令（原载《西康省政府公报》1939年第4期）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于1937年9月由南京开始迁往长沙，后到南岳，其后又迁到广西阳朔，1939年年初辗转到达重庆北碚。1944年动植物研究所经中央研究院同意分设为动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动物研究所初期主要从事动物分类的研究和长江流域淡水鱼、沿海鱼类的调查，后期着重进行鱼类生物学、昆虫学、寄生虫学、原生动物学、实验动物学以及海洋学等项研究。抗战胜利后，动物所由北碚迁至上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将前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的主体、部分植物所的研究人员及北平研究院、山东大学的部分研究人员合并，于1950年组成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1954年迁至武汉。

《动物研究》（民国三十七年一月行政院新闻局印行）中说：“该所（指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经过两次改组后，决定对于标本之陈列，将来交中央博物院统筹办理，因此在抗战前，已将在自然历史博物馆时代所搜集之兽类、鸟类等标本，大部移交中央博物院保管。现在尚留存于所内之标本，为数不多，兽类二百余号，计五十余种。”其大熊猫标本是留在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还是全部或部分移交给了中央博物院，不得而知。

抗战期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连同所属的文物于1937年年底迁离南京，将文物分三路转移到西南各处，经过数处转辗，最终于1940年年底驻扎于宜宾李庄，与同在一地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金陵女子大学、北大文科研究所等著名科研教育机构一起成就了李庄“抗战文化中心”之名。1946年5月至1947年3月，文物全部运回南京。

南京博物院是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其前身就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蔡元培等倡建的国立中央博物院，是中国创建最早的博物馆、中国第一座由国家投资兴建的大型综合类博物馆。笔者联系了南京博物院方面，得到的答复为：“南京博物院目前主要以陈列文物为主，并没有珍藏与展出大熊猫标本，建议向南京古生物博物馆联系。”联系南京古生物博物馆科技处，得到的答复为：“古生物博物馆成立于1998年，没有大熊猫标本，也没有陈列大熊猫标本。”

据《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早期历史》，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战事更加紧急，中央研究正式奉命西迁，代理总干事傅斯年碍于运输工具与交通困难，决定各所自行疏迁。动植物所之迁移，由于准备较早，重要书籍、仪器及模式标本，皆无重大损失。其他植物标本数量庞大，运至后方者不及全数之五分之一，致使大量标本尚留南京所中。留于南京所中，不仅有大量植物标本，还有甚多动物及昆虫标本。南京沦陷后，悉数被日本人所办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接收，并运往上海。^[37]

《四川白熊风行全欧》（原载《展望》1939年第9期）(www.daowen.com)

1937年，南京被日军占领继而发生大屠杀惨案，战火导致大量建筑、公私财物被毁坏或掠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动植物研究所）或中央博物院将收藏的由外籍人士或外籍华人采集制作的大熊猫转移出来了吗？

关于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动植物研究所）标本的处置情况，《西陲星火：抗战时的中央研究院》这样记述：“1934年7月王家楫为中研院动植物所所长，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率动植物所人员撤离南京至衡山、阳朔终至四川北碚。为了保存无法带走的珍贵动植物标本，他们在夹墙的地下挖了一条深沟，小心翼翼地将标本埋藏起来。1944年5月，动植物所分为动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王家楫任动物研究所所长，抗战胜利后他随研究所迁回上海。而1937年埋藏的标本却丢失殆尽，给王家楫、伍献文等人留下了终生遗憾。”^[38]

在当时，我国动物学者在鱼类、鸟类、两栖爬行类等研究中做了一些研究，涌现了一批领军人物，但在脊椎动物以兽类的研究最为薄弱。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的主要研究领域就是水生生物，所长王家楫主要研究原生动物，工作大多是围绕南京附近地区、厦门地区、渤海湾和海南岛地区水域进行。这也是后来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的主体分别改建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的原因。^[39]笔者认为，基于研究领域与方向，研究兽类学者的稀少，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是否重视大熊猫标本的保存保管、是否就地埋藏等还是个问号。

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邓叔群的服务证

即便中央研究院或中央博物院的大熊猫标本于1937年南京沦陷前被转移出来，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转移途中会被妥善保管吗？1939年年初，动植物研究所拟从广西阳朔迁到重庆北碚。但在流亡中，由于天气潮湿，保存设施所限，自知难以长久保存一些珍贵标本，故将四箱真菌标本送给美国农业部。原因是当时的学者邓叔群认为“如其损毁，不如赠人”。^[40]

1937年11月，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奉令西迁，院藏文物分水陆两路西迁。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西迁文物辗转万里，曾经在四川宜宾的李庄的农户家中藏了数年，1947年3月才全部运回南京。而宜宾的李庄临长江，气候也湿润，不利于大熊猫皮张标本保藏。

中央研究院或中央博物院的大熊猫标本多为购自民间的干制皮张标本，在野外剥制时可能没有做很好防腐处理，在潮湿的环境中，不仅可能被虫蛀，还可能受潮腐烂，导致毛发脱落和皮张损坏。笔者猜想，即使当年中央研究院或中央博物院将大熊猫标本转移出南京，也有可能像送美国农业部的四箱真菌标本那样，被送人或损毁了。在数地的辗转迁移中，增加了遗失损毁的几率。

在数地数次转移和数次机构拆并中，原机构所藏的大熊猫标本去了哪里，现又在哪里？若大熊猫标本随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1939年转移到北碚，1944年中国西部科学院联络内迁北碚的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等十余家科研机构，在文星湾创建中国西部博物馆，其大熊猫标本是否被贡献出来，成为中国西部博物馆的藏品而展出？这些均有待查证，目前未见确切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