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杨帝泽带几个西方人在贡嘎山探险时，收集了一些动物标本。1934年，受美国纽约市立博物院委任，杨氏兄弟及其家人组成了一支3人猎捕队，在西康境内一共逗留了8个月，猎捕了200余个哺乳类动物、2000余号植物标本。他们把猎取这些标本艰难与有趣的经历、沿途的见闻写成《西康狩猎记》^[22]，发表在1936年出刊的《良友》画报118期上。1937年，杨帝泽带领英国军人布洛克莱赫斯特在四川康定一带狩猎旅行，而布洛克莱赫斯特1935年在四川西部旅行打死过一只大熊猫。

据《“美女”与熊猫——一个真实的故事》记载，1936年前“中国拥有的唯一一只大熊猫标本，即他哥哥杰克（即杨帝泽）射杀的那一只，并不真正属于中国，而是属于皇家亚洲文会”^[23]；杨帝泽的弟弟杨帝霖将哥哥作为偶像，也有志于采集大熊猫标本献给中国的相关机构。杨帝霖后来如愿以偿，替位于南京的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猎杀了两只大熊猫并制作成了大熊猫标本。^[24]而《最后的熊猫》（夏勒著，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中说，杨帝霖与露丝分道后，杨帝霖继续留在山区，为中央研究院猎杀了两只大熊猫。^[25]杨氏兄弟还为美国博物馆搜集了不下4张熊猫皮毛和骨头，也为自己收藏了两个标本，后来一个赠给了南京中央研究院自然博物馆，另一个赠给了上海皇家亚洲学会博物馆。

杨帝霖捕杀大熊猫（原载《申报》1937年1月1日）

1934年1月26日，《申报》刊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院派员赴川康采取标本　美籍华侨杨帝泽明晨首途》^[26]，全文如下：

美籍华侨杨帝泽奉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院之命，定明晨由沪乘坐民生轮船公司之永年轮启程，分赴四川、西康、青海、甘肃等省，采取动植物标本，同时并与我国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合作，采取该项标本，中央社记者昨访杨君于其沪寓，得悉各情如次：

行期一年。杨帝泽祖籍广东，幼生长美国，故改籍美国，五年以来，时往来于美中之间，并曾于二年前只身赴西藏、新疆等省探险，同时采取动植物标本甚多，故此次代表美国纽约费城自然历史博物院及我国中央研究自然历史博物馆分赴西康、四川、青海等省，采取标本，行期定为一年但希望于十月内完成所规定之工作，故约于明年十一月间可以返沪。

行程拟定。至此行程业已拟定，由沪乘永年轮抵重庆后，即改乘船至资阳，然后由资阳随行经雅安至金沙江一带，然后北行入青海抵甘肃，拟在西康、青海、甘肃之间勾留，采取动植物标本，然后由兰州取道陇海路返沪，抵沪后，即将采取之动植物标本，先交中央研究院，选择该院未有者留下，其余则由杨君携回美国复命。

偕行人员。与杨君同行者，除其夫人外，尚有其介弟帝霖，证照等均已备齐，并携有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子民氏亲笔函一件，杨君一行除携带行李外，并携六寸手枪一支，子弹一百五十发；猎枪三支，子弹二百五十发，亦领到国民政府军械证照。

杨帝泽赴川康采集标本的新闻报道（原载《申报》1934年1月26日）

《中国杂志》1934年第二期介绍了杨帝泽的探险经历、成就和近期探险动态，附杨帝泽结合自身经历撰写的介绍探险须知的文章《华西探险》，细述费用、线路、许可、兴趣、汇率等细节问题。特别讲到外国人在中国探险和进行标本采集，需要得到民国政府相关部门和领带馆的许可。^[27]内容如下：

尽管当前盛行的观点是许可不好得到，但其实也不难，你需要的是一些外交手腕和大量的耐心，但如果没有耐心，那你的探险计划就危险了。中国政府欢迎名副其实的科考队，鼓励科考队来华进行研究工作。因此，办理探险的手续，遵循一些少有但必需的规则都是相当有必要的。首先，对于那些稀有且科学历史价值特别大的样本，政府会控制出口。除非你上交一份完全一样的副本，否则政府绝不允许你把那些独一无二的样本运送出国的。其次，政府对枪支有着严格的管控。最近国家政府就通过了一部狩猎法，检查所谓的探险家，看他们是否有对野生动物的大屠杀行为。但我们也知道的是，科学考察免于这一法律。

然后，作者也建议你在取得许可时，遵循下面的程序。要求你本国领事馆将你的科考申请提交给中国外交部。一般来说，你本国的领事馆会劝你三思，他们会找借口说，你要经过的地方到处都是强盗，会在你的旅途上造成安全问题。这也合情合理，但通常也不代表什么，只是领事馆希望本国人民不要进行过度的冒险，造成伤亡，从而引发国际纠纷。尽管领事馆会试图阻止你，但不要受他们影响，向当地（你计划作为大本营的城市）中的热心传教士发送一则电报，告知他你的探险计划，询问他关于当地那片区域的现状，并要求他回报（当然是收电报者付钱）。你很有可能会收到这样一则信息：“好的，当地现状不错，你过来吧！”有了这样一条电报，领事馆就没有理由阻挠你了，他们会很快将你的申请传递过去。

许可办下来大概会花费个3周到4周的样子，而你本国的领事馆和中国外交部在这段时间可能也会进行几次交流谈话。最后，你会被叫去同中国科学院签署一份协议，协议会要求你上交你动物学和科学收藏或是资料的一部分。这时就带上大概20张和护照一样尺寸的照片和一些钱去支付许可费就行了（不需要太多钱），去的时候对中国官员也不要有所隐瞒，于是你就会发现他们也准备好帮助你了。

金陵大学为美国人1910年创办的教会大学，被认为是民国年间最好的教会大学。1928—1934年，金陵大学植物系教授史德蔚与美国哈佛大学联合，先后派遣采集人员往广西、贵州等省采集，植物标本悉数运往美国哈佛大学。如1928年，该校教授陈嵘就考察了峨眉山和宝兴县的森林，采集制作了大量标本，还为美国植物园采集珙桐种子。1934年自然历史博物馆获悉此情形后，认为此种情形与外国学术机关直接派人来华采集实无区别，应该依照惯例向他们报备与审批。自然历史博物馆就监管事项向中央研究院文书处汇报致函称：“凡外国学术机关来中国采集，前须与本院订定限制条件，如日人岸上镰吉、美人史密斯、德人韦哥尔、美籍华侨杨帝泽等均经先后遵办（事见本院十八、十九、二十等年度总报告）。此次该教授史德蔚之与哈佛大学联合采集，自不能有违向例，为此特函请贵处迅予致函该教授停止进行，或来院接洽订立限制条件。”^[28]

从《申报》的报道、自然历史博物馆向中央研究院文书处的致函、杨帝泽撰写的《华西探险》可以看出，杨帝泽的探险与标本采集得到了民国政府的许可，有合法手续和证件，并与负责管理外国人在中国进行动植物标本采集的中央研究院及其自然历史博物馆有约定，并有正式的合作协定，其核心内容就是所采集的标本必须经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检查，并留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需要的标本，至少要留下一套副本。

基于此，笔者认为，作为美籍华人的杨氏兄弟给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大熊猫标本及其他标本，不是公益捐赠，而是按规矩或协议上交。这点与罗桂环在《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中的记述相吻合：“杨杰克（杨帝泽）于1933年带几个西方人在贡嘎山探险时，曾收集了一些动物标本。按国民政府当时的有关规定，部分标本送交中央研究院自然博物馆，另一部分送到美国的纽约自然博物馆，还有的送给亚洲文会的上海自然博物馆。”^[29]

杨帝泽一行1932年成功攀登贡嘎雪山后，杨帝泽也进行标本采集，返回上海后，即电告中央研究院自然博物馆钱主任（注：1930—1933年，钱天鹤任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首任主任）：“定于1月10日，带棕熊、蓝羊、黄猴、野猪标本，赠与该馆陈列。”^[30]当时媒体和杨氏兄弟，在特定背景和语境下，将其行为说成“捐赠”，并将这种行为贴上“爱国”的标签。(www.daowen.com)

《申报》对杨帝泽向中央研究院赠送动物标本的报道（据《申报》1931年1月10日7版）

不可否认的是，杨帝泽、杨帝霖兄弟有很强的爱国心，其祖父追随孙中山携家前往夏威夷。由于辛亥革命的影响，杨氏祖父率家人在1914年返回祖国。杨帝泽于1910年出生于夏威夷。在返回中国的途中，杨帝泽的弟弟杨帝霖出生在船上。对于杨帝霖，有一个长期的误解——他常常被认为是美籍华人，实际上他出生于从夏威夷返回中国的轮船上。1946年，杨帝霖与夫人陈荣棠选择移居印度尼西亚，直到1979年才申请美国国籍，至少在1946年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杨帝泽在西康狩猎途中驻守防土匪的碉堡（据杨帝霖《西康狩猎记》，原载《良友》1936年118期）

不过，鉴于杨氏兄弟的身世，当时媒体和官方也将杨帝霖视为美籍华人，如1937年《天津商报每日画刊》的《名闻世界白熊标本》在报道杨帝霖采集两头大熊猫标本时就写道：“名狩猎家杨帝霖，为探险家杨帝泽之介弟，侨生美洲，数度深入西康东北东南各部，猎获珍禽怪兽不少。”^[31]

回国后，杨氏兄弟便开始了在中国的生活和学习生涯。杨帝泽后来在纽约大学学习，毕业于该校新闻系，而且娶了一位当地华侨女子陈苏琳（婚后改名杨苏琳）。在校期间，杨帝泽一直为中国驻纽约领事馆从事翻译工作。正是因为这一工作，当罗斯福兄弟到中国猎捕大熊猫，需要翻译时，领事馆便把他推荐给了罗斯福兄弟。基于杨氏兄弟的身份和经历，以及此前的合作基础，民国政府的管理机构可能非常信任杨帝泽，在与其签合作合同时，淡化了其美国国籍，没有像其他外国探险队一样，安排中方人员全程参与或监督，甚至把他们当作自己人。出于对按规定与协议交纳标本的尊重，也可能将其行为说成“捐赠”。

南京博物院是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南京博物院有四面捐赠墙，展示着从1933年创建到2014年文物捐赠者的名单，累计有数千位。笔者收集到南京博物院捐献文物名单（按年代先后），其中排在第14位的是“杨帝泽”，排在其前的为“傅斯年”，排在其后的为“裴文中”。此“杨帝泽”是否是此文中的“杨杰克（杨帝泽）”，其捐献物品是否就是包括大熊猫在内的动植物标本，还有待考证。

杨帝泽和杨帝霖为美国加州科学院猎取大熊猫的新闻报道（原载《申报》1935年8月23日）

杨帝泽曾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兄弟二人在抗日战争时期，都在军委会战地服务团工作。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前，杨帝泽是最后一批撤离的人员之一，因为他去而复返，专程去博物馆取出了一面中国国旗——因为这是他做探险家登贡嘎山插在峰顶的那面旗帜，那是一个中国人永不会服输的标志。在日军攻陷南京的前三天，还有约2000箱文物尚未转移，杨帝泽等人想尽一切办法，把南京城内能调动的卡车全部调用，经过36小时抢运，终于把这批文物安全转移到内陆。

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即对日宣战，杨帝泽被征召入美国陆军服役，被派往美军驻昆明的指挥所工作。日本投降后，他以美军人员的身份参加国共的调停工作，调停失败后，随马歇尔返回美国。杨帝泽与叶剑英有较深厚的友谊，改革开放后，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出邀请函，邀请杨帝泽及其家人以贵宾身份回中国大陆任何地方访问。杨帝泽遂于1982、1984、1986、1987年4次回大陆考察参观。

杨氏兄弟在西康狩猎旅途中猎取羚羊作为食物（据杨帝霖《西康狩猎记》，原载《良友》1936年118期）

杨帝泽是20世纪前期中国最优秀的探险家和猎人之一。因为整个民族性格趋向沉稳，在世界的探险家行列中，中国人的面孔比较少见，杨氏兄弟在这个行列中丝毫不逊色于那些西方的先驱者们。他们参与了西方人在中国猎杀、捕捉大熊猫的活动。西方人在中国猎杀的首只大熊猫，杨帝泽是向导；西方人在中国捕捉第一只大熊猫，杨帝霖是帮手；全球首只有名字的大熊猫“苏琳”，用的正是杨帝泽妻子的名字。在杨氏兄弟的帮助下，大熊猫“苏琳”走出国门，是世界上第一只人工饲养和公开展出的大熊猫。“苏琳”用它的憨态征服了美国国民，从此，世界开始对大熊猫这一物种有了真实的认识。^[32]

按姜鸿的分析，整个20世纪30年代，中央研究院对外国人来华采集标本有着严格管理，不过管理的目的主要是管控采集标本的外国人和维护国家权益，而保护物种最初未成为他们的管理重点。中央研究院没有限制大熊猫等标本的出口也有更加现实的考虑，他们希望借用外国人之力，提留产于本国的动植物标本，换取国外有学术价值的标本。如1938年5月，华西协合大学申请运美大熊猫1只，中央研究院给四川省政府的函电指出：“该校如欲运美研究，须先与美方商换有价值之研究标本，方能启运。”^[33]

杨氏兄弟为西方探险队当向导，为美国博物馆收集动植物标本，主要是基于生存生活的需要。在当时的背景下，我们不应苛求指责他们的行为，毕竟他们是遵守当时的管理规定工作和生活。他们在服务美国学科研究机构的同时，也实实在在向中央研究院提供了很多动植物标本，不管是基于爱国的觉悟，还是基于遵守契约。从目前笔者掌握的资料看，杨帝泽至少向中央研究院提供了一具大熊猫标本，而杨帝霖至少向中央研究院提供了2具大熊猫标本。^[34]

《名闻世界白熊标本》（原载《天津商报每日画刊》1937年第22卷第12期2页）

杨氏兄弟之兄杨帝泽是美籍华人，而弟杨帝霖1914年出生在从夏威夷回中国的船上，此后一直在中国工作和生活，1946年移居印度尼西亚，到1979年才申请加入美国国籍。杨帝霖从出生后至1946年，没有离开过中国，若此时间段算是地地道道中国人的话，如1937年《天津商报每日画刊》说“1937年8月下旬进入四川汶川县捕获白熊（大熊猫）两头，一头赠与中央研究院”^[35]，杨帝霖可能是最先通过猎杀而采集制作大熊猫标本的中国人。

杨帝霖与露丝携第一只流出国门的大熊猫“苏琳”走出机舱（据宝兴县大熊猫起源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