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大熊猫标本之源-大熊猫标本之源

大熊猫标本之源-大熊猫标本之源

时间:2023-11-2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1934年前,或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未改组为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前,应该至少拥有一具大熊猫标本。[13]此处之“南京历史自然博物馆”即为位于南京的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据姜鸿统计,杨帝泽、杨帝霖在1930—1934年,向美国纽约博物馆提供了4具大熊猫标本。故对国立中央研究院的相关史料注意收集。

大熊猫标本之源-大熊猫标本之源

在1934年前,或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未改组为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前,应该至少拥有一具大熊猫标本。1934年《科学的中国》第三卷第一期刊载《四川特产世界稀有之浣熊》:“浣熊为世界稀有兽类,仅产于我国四川西部之高山,专以竹叶为食,其形态似熊,故以熊为名,但非真熊。此兽因为食物所限,繁殖极难,且水深居高山,猎之尤不易,故非常稀贵。世界各博物馆有此标本者,除美国诗加谷费城氏(注:“诗加谷费城氏”应该为“芝加哥费城”)自然历史博物馆,及费拉特尔费亚城自然科学研究所各有二只外,在中国南京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及亚洲皇家学会博物馆有一只云。”[12]该期杂志封面插图为两只在竹林中觅食的大熊猫,图片注释为“四川特产世界稀有之浣熊见本期第二十九页”。从图片上看,及分析文中对“浣熊”的描述,该杂志中所说的“浣熊”就是大熊猫,原因是当时有学者认为大熊猫在分类上属于浣熊科。

《科学的中国》1934年第三卷第一期,封面插图为产于四川的大熊猫(因分类观点原因,书中将大熊猫称“浣熊”)

据胡锦矗《追踪大熊猫的岁月》记载,1931年,美国费城自然科学院筹备了一支大规模的、由年轻的杜伦带队组成的探险队来到汶川,队里有一位年轻的德国博物学家谢弗(E.Schafer),他在距威州不远的兴文乡猎获了一只幼年雌性大熊猫,然后进入草坡,又在当地人那里获得了三件大熊猫标本,其中一只送给了南京历史自然博物馆,南京历史自然博物馆因此成为我国第一个拥有大熊猫标本并展出的单位。[13]此处之“南京历史自然博物馆”即为位于南京的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

《四川出产世界稀有之浣熊》的“浣熊”实为大熊猫(原载《科学的中国》1934年第三卷第一期)

杨帝泽是在美国出生的华裔探险家,1929年与罗斯福兄弟一同到四川游猎探险,助他们先后在宝兴县收购大熊猫皮和猎杀金丝猴,罗斯福兄弟后在冕宁县冶勒乡猎杀一只大熊猫。1936年,杨帝泽推荐其弟杨帝霖作为露丝的助手,助露丝猎获到一只大熊猫活体,运回美国展出成功,这是中国大熊猫活体首次走出国门。

在介绍杨帝泽的资料中说,杨帝泽与其弟杨帝霖为美国博物馆搜集了不下4张熊猫皮毛和骨头,也为自己收藏了两个标本,后来一个赠给了南京中央研究院自然博物馆,另一个赠给了上海皇家亚洲学会博物院。据姜鸿统计,杨帝泽、杨帝霖在1930—1934年,向美国纽约博物馆提供了4具大熊猫标本。[14]

1934年1月26日的《申报》刊载杨帝泽赴川康采集标本的新闻报道说:“美籍华侨杨帝泽奉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院之命,定于明晨由沪乘民生轮船公司之永年轮启程,分赴四川、西康、青海、甘肃等省,采取动植物标本,同时与我国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合作,采取该项标本。”[15]1937年《天津商报每日画刊》刊载了《名闻世界白熊标本》,此文附了一张大熊猫和竹子的图片,文中说杨帝霖侨生美洲,1937年8月下旬进入四川汶川县捕获白熊(大熊猫)两头,一头赠予中央研究院,另一头制作成标本藏于家中待售,云每件价值在二千美金左右。[16](www.daowen.com)

罗桂环在《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中说:“杨杰克(杨帝泽)于1933年带几个西方人在贡嘎山探险时,曾收集了一些动物标本。按国民政府当时的有关规定,部分标本送交中央研究院自然博物馆,另一部分送到美国的纽约自然博物馆,还有的送给亚洲文会的上海自然博物馆。后者陈列的大熊猫标本和扭角羚的标本即为其所送。他也收集过一些植物标本。”[17]

笔者在网上搜到张晓良的博文《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史料辑录(11)》:“美国芝加哥城费氏自然历史博物馆又赠送新在四川采集之鸟类八十四只,哺乳动物一百九十四只,鱼十五尾,两栖类动物六只,爬虫类及甲壳类各三个,四川白熊皮(Panda)三张,山驴皮一张。除白熊皮及山驴皮与鸟五十三只,哺乳类之鼠一百十四只,留存于馆中外,其余因尚未定名,特允该馆馆长西姆诗先生Dircxtor Sims之请,由该馆先行运回美国研究,预计六个月内,研究完毕,即行寄还本馆。”张晓良在文末标注“辑自《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九年度总报告》。”[18]张晓良的工作单位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前身是1930年成立的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1934年更名国立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故对国立中央研究院的相关史料注意收集。[19]张晓良在其博客中自述长期在研究所办公室做宣传工作,喜爱文史,现业余研究所史,其博文中的资料是可信的。

张晓良辑自《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九年度总报告》的《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史料辑录(9)》还说:“本馆除研究国产动植物之分布及类别外,对于提倡生物学之研究,增加一般人民对于生物学之常识,及唤起其研究之兴趣,素来甚为注意,故特辟陈列室两间,将历年在广西及四川两省所采集之动植物标本,分类陈列,加以详细说明,俾阅者一览而知中国生物之丰富,及种类之奇特,油然而生研究之心。同时搜罗各地野动物,豢养园中,使人民略知各种动物生活之状态,以补充其对于生物之常识。故每日来馆参观者,人数甚多,据十九年七月起至二十年六月止之统计,参观人数,共四万一千一百六十四人,平均每月三千四百二十五人。本年度新建之钢骨水泥房屋造成后,拟将新在贵州采集之动物标本陈列其中。从前对于植物标本,因大半尚未定名,故未陈列,现在定名者已甚多,故亦将与动物标本同时公开展览。”[20]

据《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参观规则》,动物园的开放时间为每日上午9:00—12:00,下午2:00—6:00;陈列馆的开放时间为每日上午9:00—12:00,下午2:00—5:00。个人参观者先到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位于南京成贤街57号,自然历史博物馆则位于成贤街46号,估计相邻不远)领取入门券,凭券参观;团体参观者则领取团体参观券。陈列馆每日开放时间,上午9时起12时止,下午2时起5时止。据史料记载,1930年1月(即自然历史博物馆正式成立之时)至6月底,就有5万余人前来参观,平均每日约290人。1930年7月至1931年6月,参观人数为41 164人,月均3425人。1931年秋因大水为患,博物馆被水淹达数月之久,参观暂停。1932年4月经整理重新开放,至6月共3个月的统计,参观人数达112 858人,平均每日1250余人,可见公众对生物学的浓厚兴趣。[21]

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丛刊

根据上述资料可以判定,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位于南京的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有多张来自四川的大熊猫皮张标本,但均为外籍机构、外籍人士或外籍华人在四川省域内采集制作,而按管理规定交纳给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其中,可能有部分大熊猫标本进行过公开展出。不过,笔者未查阅到自然历史博物馆公开展出大熊猫标本的线索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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