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生生物调查所大量采集生物标本，为我国动植物分类打下了丰厚的物质基础。静生所除直接派人采集标本外，还与国内外有关学术单位广泛交换标本，每年收集到动植物标本万余号。至1937年，该所已成为国内收藏生物标本最丰富的单位，同时组织专人进行分类研究，形成了全国分类学的权威机构，在全世界也享有一定的声誉。广泛收集世界各国图书期刊及植物照片，为开展分类研究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如秦仁昌教授在其赴欧期间，摄制英、法、丹、瑞、奥和德等国标本馆或博物馆中所收藏中国模式标本照片18 000余张。^[13]

静生生物调查所鱼类标本陈列室（据《静生生物调查所六周年纪念专刊》，原载《新光（北平）》1934年第29期）

早在1937年，日本军队就占领北平。由于静生生物调查所受到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组建的中华教育基金会资助，在日本占领北平的前几年，依靠美国在华势力，得以生存，勉强维持。1941年12月，日美交恶，太平洋战争爆发，受美国势力保护的中国文化教育机构，被视为美国在中国的财产，燕京大学、协和医院、静生生物调查所、北京图书馆等，均被日军强行占领。12月8日，日军封锁静生生物调查所，驱逐员工，全部图书与动植物标本概未救出。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一支对外宣称“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1855部队）”迅速占领了天坛公园西门的原国民党中央防疫处。1939年10月，西村英二走马上任，“北支甲第1855部队”正式命名，成为日军在北平、南京、广州和新加坡组建的四支新的细菌部队之一。同一时间，石井四郎的细菌部队迁到哈尔滨平房镇，改称731部队。731部队的细菌战剂运输困难，无法满足日军大规模细菌作战的需要，1855部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成立的。1940年2月9日，日本天皇正式签发了这份由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递交的编制方案，人员共1242人，其中核心领导层16人，部队下设13个派驻机构，其中5个支部，8个办事处，分布在华北各省的主要城市和地区，主要进行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的研究，并同时为侵华日军在华北的各个师团配备了专门实施细菌战的防疫给水班。

据北京晚报的《日本1855部队北京血腥研究曝光》^[14]和相关资料，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天，1855部队的第一分遣队强占了协和医学院，第二分遣队强占了静生生物调查所，后分别改称第一科和第三科，这两处也成为侵华日军进行细菌武器研制、惨无人道的活人体实验与解剖的场所。1944年夏天，1855部队在丰台中国俘虏收容所连续三天押送过17名俘虏进行人体实验。为了防止俘虏反抗，日军为每个人戴上手铐，谎称送他们去医院。被押送的俘虏立即被关进牢房里，似乎已经有所警觉的俘虏拒绝吃任何东西。日军军医强行将细菌病毒注射到他们体内，不到24个小时，17个人全部在剧烈的痛苦中死去，他们的尸体被运到第一课进行解剖。此后，又有两个中国人手脚被绑着，嘴里被塞着东西，装在麻袋里，用卡车运到实验场所，进行人体实验，一个星期便死了。1943年7月，1855部队与日军第二陆军医院的200多名候补下士官进行了半个月预防霍乱及细菌检验专门训练。据参与这次训练的长田友吉的供述，一天，当他走进第二课霍乱菌培养室，看到室内有一个高2米、长1.5米、宽80厘米的培养器。正在值班的一名军医中尉指着培养器声称：“这里面培养着难以计数的霍乱菌，有了这些霍乱菌，就可以一次把全世界的人类杀光。”而这一年的9月5日，北平的《新民报》开始有了关于北平发生鼠疫流行的消息。据报道，截止到10月底，全北平市共发现霍乱患者2136人，死亡1872人，路倒死亡92人。北平1943年发生霍乱的罪魁祸首就是日军1855部队。

日军1855部队的规模在日本投降前的7年中不断扩大着，修筑了日军宿舍、病房、工作室、小动物室、地下冷库和水塔等大量设施。日本投降前夕，1855部队用了一个星期时间将他们的罪证销毁，部队下令解散，有的扮成日侨搭登陆艇逃回日本，有的混进其他部队被遣返回国。

1949版《中国动物生活图说》封面插图为大熊猫

静生生物调查所被日军占领后，日军借助调查所的房舍、标本、图书和仪器，从事生物武器研制，犯下了滔天罪行。日军投降后，为掩盖罪行，将军方档案全部销毁，对所内设施肆意破坏。日军投降撤离后，静生生物调查所被中方接收，发现大量标本、图书、资料流失，一些珍贵物品不知去向。静生生物调查所的设施设备好，再加上北方干燥，利于动物标本保存。若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大熊猫标本没有被提前转移隐藏，估计不是作为战争罪证被毁灭，就是被日本人窃取。

寿振黄是中国脊椎动物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1928—1941年任静生生物调查所动物部副教授、技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1945年10月，他在致孙洪芬（曾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干事长兼董事，国民政府中央科学研究院委员，为创立与支持静生生物调查所做了大量工作。抗战胜利后，担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顾问）的信中写道：“静生原有标本、书籍分散破坏甚巨，其中一部分因张春霖、李良庆先后任伪北大理工学院院长，受文化汉奸文逆元模指使与筱田统（占领静生所者）合作，将此项标本书籍存放该院；另有一部分珍贵资料，闻已运往日本内地；又有若干器物文件于八月中旬在房顶焚烧三昼夜，火光烛天，远近震惊；此外又有书籍四车由伪北大文学院钱稻孙接收而去。多年之辛苦付诸流水，抚今思昔，能不悲伤。”^[15]

静生生物调查所动物标本室接收标本的清单（原载《静生生物调查所年报》1937年）

据《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简史》，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原设动物部和植物部，因抗战时期经费不足，停办动物部，抗战胜利复员回北平后，只恢复了植物部。1949年12月16日，中国科学院正式接收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国科学院于1950年10月成立中国科学院动物标本整理委员会，着手整理来自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和国立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的标本。1951年5月，改名为动物标本工作委员会。1953年1月，中国科学院撤销动物标本工作委员会，成立直属中国科学院领导的动物研究室。1957年5月，扩建为动物研究所。1962年1月，将昆虫研究所并入动物研究所，合并后的研究所名称为“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16]

静生生物调查所被重组合并到中科院，残存的标本、图书及房产也被中科院接受，动物标本被转运他处整理存放，夏元瑜曾经观察研究过的大熊猫标本、1934年静生生物调查所召开第六周年纪念大会展出的大熊猫标本，是否在列，也不得而知。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简史》关于动物标本收藏的记叙中，只有标本的数量，未提及有大熊猫标本。笔者通过动物标本资源库，只查阅到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有一件大熊猫标本，于1976年采集自甘肃省文县。

静生生物调查所与中国科学社、中央研究院联合组建生物采集团（原载《申报》1933年12月28日）

静生生物调查所被占领后，不少研究人员迫于生计，在日伪机构任职。这些人在静生生物调查所复员、北平解放后及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歧视、排挤、冲击，多缄口不言过往，少有留下关于标本收集方面的回忆等。会不会因为动物部在抗战中停办，抗战后也没有复员，而导致采集的动物标本、原动物部的资料等因无人管理而损毁或遗失？难道夏元瑜曾经观察研究过的大熊猫标本、静生生物调查所六周年纪念专题展览展示的大熊猫标本，被占领静生生物调查所开展细菌武器研究的日军1855部队窃取回日本，或被作为战争罪证被毁灭，或连同战争罪证一并被毁灭？

因战火的毁灭、战争的阴谋，原始物件与资料缺失或毁灭，再加上知情人的回避与离去，在沉寂多年后，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大熊猫标本被人忘却，甚至没有进入专门研究静生生物调查所史料人员的视野。

【注释】
(www.daowen.com)

[1]徐文梅.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创办和贡献[J].生物学通报，2009，44（5）： 57-59.

[2]夏元瑜.老盖仙话动物[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74-85.

[3]胡宗刚.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41.

[4]胡宗刚.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41.

[5]徐文梅.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创办和贡献[J].生物学通报，2009，44（5）：57-59.

[6]静生生物调查所六周年纪念会展览标本发现生物[N].申报，1934-10-26（14）.

[7]侯江.中国西部科学院研究[M].北京：中国文献出版社，2012：79-81.

[8]胡宗刚.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64.

[9]胡宗刚.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81-83.

[10]夏元瑜.老盖仙话动物[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74-85.

[11]高富华.大熊猫史话[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9：74-75.

[12]彭鸿绶.大猫熊之新研究[J].静生所汇报，1943（新一卷1期）：64-71.

[13]徐文梅.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创办和贡献[J].生物学通报，2009，44（5）： 57-59.

[14]日本1855部队北京血腥研究曝光[N].北京晚报，2003-11-04.http：//www.huaxia.com/js/jsgc/00140487.html.

[15]胡宗刚.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181-204.

[16]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史编撰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简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