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生生物调查所首任所长为秉志，1932年起由胡先骕继任。其办所宗旨为“调查及研究全国动植物之分类，籍谋增进国民生物学之知识，促进农、林、医、工各种实验生物学之应用”。静生所设有动物学部和植物学部，分别由秉志、胡先骕任主任。2部之下各有技师、研究员、助理员、绘图员和标本制作员等若干人。创办时全所只有9人，以后发展到90余人，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生物学研究机构。1932年，静生所新增设了动植物标本室，以适应不断增加的标本，同年还建立了国内第一家木材实验室。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近10年中，静生所标本室共收集动物标本30余万号，植物标本18.5万号，木材标本2500号，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标本室。抗日战争初期，静生所由于受美国退还庚款资助，请求美国保护，未做南迁准备，继续留在北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美交恶，静生所被视为美国财产，日军强行进入，静生所所有东西尽落日军手中，部分人员南迁江西泰和，继又西迁云南丽江，至此静生所的活动被迫中止。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在胡先骕的积极倡导下，静生所又在北平复员了，但终未恢复到战前的元气，且仅复员了植物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静生所与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合并，重新组建了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后改名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1]

静生生物调查所成立后，先后与中国西部科学院合作，在四川、云南等地采集动植物标本，组队到过雅安市宝兴、天全、芦山、汉源等地。他们采集到熊猫标本了吗？

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老盖仙话动物》等资料，夏元瑜（1909—1995），祖籍杭州，其父夏曾佑为著名史学家。夏元瑜早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后赴日本深造。曾为北京万牲园（今北京动物园）园长，到台湾之后，任过公务员，制过动物标本，当过大学教授，做过电视名嘴，评过“金马奖”。退休后专注于爬格子，人称“老盖仙”，遂文名胜过本业，成为“左手拿刀、右手执笔”的幽默大师，与至交唐鲁孙共被视为台湾文坛奇人。夏元瑜作品堪称当代幽默文学代表，毕生著作20余部，均脍炙人口，其新书在台湾曾出版一周即再版。

20世纪70年代，夏元瑜以第一人称所写了随笔《一错五十年——为猫熊正名》^[2]，于1978年10月5日刊登于台湾《联合报》副刊上。夏元瑜在文中说：“我国北平的静生生物研究所在一九三三年时从西康采了一只大熊猫回来，我仔细看过它的头骨，可惜当时照的相全没有带出来。”他还在文中注释说，静生生物研究所动物方面的专家是寿振黄和张春霖先生，他在大学毕业后还去听过他们的课。

《一错五十年——为猫熊正名》中的插图，图为大熊猫采集地点涉穆坪的手绘地图（原载夏元瑜《老盖仙话动物》）

《一错五十年——为猫熊正名》中的插图，图为采集自今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的灰熊标本（原载夏元瑜《老盖仙话动物》）(www.daowen.com)

静生生物研究所的创始人秉志1934年在《国内生物科学近年之进展》中说：“北平静生生物研究所，其愿利助所外之学者，于此正复相同。国立北京大学及北京师范大学之生物系四年级生，其志于生物学者，常于课余至所研读。”^[3]

《静生生物调查所六周年纪念》（原载《科学教育（南京）》1934年第1卷第4期）

当年的静生生物调查所位于北京图书馆旁，两建筑建设费用均达到40万元，其设施属于中国一流。吴征镒是中国植物学泰斗级大师，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名誉所长。由吴征镒定名和参与定名的植物分类群就有1766个，涵盖94科334属，其中新属22个。以他为代表的3代中国植物分类学家改变了中国植物主要由外国人命名的历史。鉴于他对中国和世界植物学及其他有关研究领域做出的伟大贡献，他获得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1999年获号称“世界园艺诺贝尔奖”的日本花卉绿地博览会纪念协会“考斯莫斯国际奖”，成为世界第七位、亚洲第二位获得该奖的学者。静生生物调查所技师唐耀是吴征镒中学时的老师，故吴时来拜谒。据吴征镒回忆，静生生物研究所条件好于清华，每次到来静生生物研究所都有诚惶诚恐的感觉，以为是进入了学术殿堂。^[4]

所以，当时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的夏元瑜曾经到静生所学习研究，并对大熊猫标本留下深刻印象也在情理之中。根据其知识与专业功底，其记述的可信度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