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博物馆1944年12月开始展出的大熊猫标本，除皮张做的充填标本外，还有骨骼与脑标本，这套标本由死于北碚的大熊猫制作而成的可能性较大。以当年的运输环境与条件，捐赠者一般送大熊猫皮，后由收藏单位制作成大熊猫皮张充填标本进行展示，这是最方便、最简单的。成年大熊猫的尸体重达百余斤，从四川西部采集地运送到重庆，部分路段只有山路小路，要经过多次水陆转运和人工肩挑人抬，好几十天才能送达，即便在冬季，皮肉也早已腐烂或臭味熏天，这是护送人员不愿意看到的，其毛皮上的毛可能因皮腐烂而脱落，这样的皮也是不能用于皮张标本制作的。若在采集地制成完整的骨骼标本、大脑标本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耗费时间长、技术要求高，大脑、内脏标本还得装在容器中，用酒精或福尔马林液浸泡，同样面临运输难的窘境。故此系列标本在距离北碚千公里外的大熊猫产地制作的可能性不大。

从中国西部博物馆留存的图片资料，如1947年8月制作的《中国西部博物馆一览》的《中华白熊的自然环境》来看，当年的熊猫皮完整、姿态好，是专业人士所为。民间非专业人士剥制动物毛皮作褥或皮衣，一般从四肢的腕处环割，并不需要肢端的皮毛，这样的皮张难以复原成良好的姿态标本。当年参与中国西部科学院生物研究所历年采集标本工作的杜大华的记述可以佐证这一点。

1934年，杜大华在刊物《新世界》发文《天宝见闻录》，讲述在雅安市天全县、宝兴县开展动植物标本采集的见闻，其中有关于宝兴大熊猫的记载：“白熊：此为华西特产之新种，为数不多，极难捕得，美人视之为至宝。曾经悬赏数百元，迄今未获得。今土人偶有猎得者，但以不善于饲养，又不善于剥制，均已死坏无用矣。腹部有斑纹，极美丽，富者用为卧褥，俗传卧此者，有祸福至，立可预知，至为可笑，其他用途，尚未知。”^[78]故由博物馆方面或相关机构从民间猎人处收集购买土法剥制的熊猫皮的可能性不大。

在《民国时期中国西部科学院档案开发》（2018年11月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一书中，中国西部科学院移交给中国西部博物馆的标本中有“白熊皮”，登记的收录时间是“33/12/24”。^[79]根据中国西部博物馆成立于1944年12月等因素，此处“33”为民国三十三年，即1944年。当时人们还习惯称“大熊猫”为“白熊”。当年，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宝兴采集标本，除白熊皮，还收到了雪豹、金钱豹、青猴子、小红猫熊等动物标本。

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接受大熊猫标本的原始档案，记录中明确大熊猫标本（白熊猫皮）采集自宝兴（据《中国西部科学院档案开发》第2辑）

在“白熊皮”中，特别注明：“下体灰白，腹侧灰黑，下尾简白，全长150cm。四肢、肩部及头额中央毛色棕黑，其他各部分毛色均为白色。“产地或制造处”栏标注为“宝兴”，“从何人得来”栏标注为“中国西部科学院”，“原主地址”标注为“北碚惠宇”。

这一档案资料的发现表明，中国西部博物馆是较早拥有大熊猫标本并对外展出的国内机构。惠宇楼是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原在南京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于同年10月内迁到北碚，也借住在惠宇楼。^[80]

博物馆制作为姿态标本的大熊猫标本是中国西部科学院制作，还是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制作的呢？

1914年夏，几位留美学生感于中国科学的落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酝酿创立“科学社”，次年元月在上海发行《科学》月刊，旨在向国内传输科学。同年10月25日，“科学社”正式改组为中国科学社，以“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成为真正的科学学会团体。1918年，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内。科学社除出版刊物外，还建设科学图书馆，参与设计改良科学教育，审定科学名词，参与国际科学会议，建立科学咨询处，举行学术讲演。1922年8月，在秉志等社员的一再倡议下，中国科学社组建的第一个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在南京成立，这是我国继实业地质调查所之后建立的第二个科学研究机构，也是中国近现代第一个民间生物学研究机构，开启了民间科研机构研究生物学之先声。中国科学社原计划创立其他学科的研究所，但限于经费、设备等，只创办了生物研究所。生物研究所主要开展生物的调查与采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生物学研究。其调查、采集的范围较为广泛，“北及齐鲁，南抵闽粤，西迄川康，东至于海”。

有“中国解剖学的先驱”之称的卢于道，曾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是《科学画报》的创始人。1947年，他在《科学画报》上撰文《行将绝迹的大猫熊》，呼吁保护大熊猫。作为著名神经解剖学家、生理心理学家，科普先驱，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人脑研究的先锋旗手，卢于道不仅研究人脑，也在20世纪40年代研究过大熊猫脑。他曾解剖过大熊猫，写过一篇论文《大熊猫的脑》，其内容提要发表在1943年出版的《读书通讯》（第79～80期）^[81]。内容提要为：“大熊猫为中国四川之特产，其形如熊，脑形状亦近似。普通之熊脑，额叶特别发达，视区不善发达。颞叶则较猫狗脑为更发达。显然其脑形态表示其为高等食肉类，详细研究尚待进行。”1957年7月，卢于道在《解剖学报》（第二卷第3期）发表了《大猫熊脑子之外形》一文，不仅有详细的研究成果，还讲述解剖标本的来源：“抗战期间，前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在四川北碚时，北碚公园所饲养的一头大猫熊（俗名熊猫）死了。他们将死了的大熊猫送到所里来。因此，我们有这个机会，取出脑子来作观察。如图1-5所示。这是很稀有的材料。”^[82]故卢于道整理当时的札记，完成了研究报告。

中国科学社的黄似馨也进行过大熊猫脑和人类大脑的比较研究，形成论文《大猫熊之脑血管分布》，其内容提要作为中国科学社第二十三届年会论文提要发表在1943年出版的《读书通讯》（第79—80期）上。内容如下：“大猫熊脑之血管分布可以和灵长类相比，动脉管长圆形，中大动脉分布甚广，而前动脉及后动脉较灵长类颁区域较小。”1941年《科学》推出了一组介绍中国科学社研究成果的稿件，同时介绍了黄似馨、卢于道等人近期研究成果：“本所黄似馨君取四川特产之大猫熊（The giant panda）脑而观之，与灵长类之脑相比较，知前者动脉管分布短而少，惟分布于小脑延脑等处之基底动脉较长且粗大，可知大猫熊大脑所获得之血液不及高等灵长类之多，其功用亦较逊，而小脑延脑等处之血管分布既繁，其功用并不亚于灵长类动物。”^[83]如此看来，当年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拥有大熊猫的脑标本，且黄似馨、卢于道均对其进行解剖与观察，脑标本来源于北碚公园所饲养的大猫熊死后制作，时间为1941年前。

网络搜索到新快报调查记者刘虎的博文《重庆市民集体命名了大熊猫》^[84]，其中提到，重庆自然博物馆陈列馆曹幼枢副研究员的父亲曹泽金（已故）曾参加过筹建西部博物馆。曹幼枢还讲述说，卢作孚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派人前往川西等地采集各种动植物标本，包括希望采得熊猫标本，但未能如愿。1939年，重庆北碚平民公园和上海兆丰公园曾分别饲养一只大熊猫，均时间不长，是我国饲养最早的大熊猫。当年，前往观看者人山人海，因酷暑难耐，大熊猫还曾被送上缙云山避暑。北碚平民公园的熊猫死亡后被捐赠给博物馆，上海的那只则在战乱中不知去向。按此文观点，1944年12月中国西部科学院移交给中国西部博物馆的标本“白熊皮”，为在北碚饲养的熊猫死后制作。

刘虎的说法有一硬伤。中国西部科学院生物研究所于1931年夏成立，1937年春因经费困难，所有工作暂行停止，只留职员一名管理标本仪器。^[85]据《中国西部科学院1939年度工作概况》，“生物研究所现在工作仅限于生物标本采集制作，二十八年（即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度曾经采集标本216种，已制成181种”^[86]。与1937年前每年上万号动植物标本的采集量相比，这点采集量只能算零头。纵观中国西部科学院1937年后的经费支出，安排给生物研究所的经费多留守人员的薪金，留守人员数量有限，为1人，工作经费极少，甚至在有些月份和季度没有工作经费。估计采集制作的标本多为北碚周边的植物标本。(www.daowen.com)

北碚平民公园1939年才开始饲养熊猫，且于1940年前后死亡。大熊猫死亡时，中国西部科学院生物研究所已经停摆，估计专业制作标本的人员早已各奔东西，而制作大熊猫骨骼、皮张标本的工作量大、专业技术要求高，恐一人难以完成，而管理标本仪器的那名留守人员也恐怕难以胜任。

根据上述资料分析，笔者认为这具大熊猫标本是在中国西部科学院的旧址——惠宇楼制作的，制作为标本后就保存在惠宇楼，后来成为中国西部博物馆的陈列品，制作单位为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平民公园饲养的大熊猫死后，被送到借住惠宇楼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卢于道等研究人员制作了其脑标本，并对其进行了全方位的观察解剖，完成和发表相关论文。个人推测，卢于道等人视这具大熊猫遗体为珍贵材料，故对其进行全方位的利用，分别制作了皮张标本、骨骼标本、内脏标本等。因为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借住在中国西部科学院的旧址，而且中国西部科学院生物研究所也在惠宇楼设有剥制标本陈列室^[87]，可能被误认为大熊猫的系列标本为中国西部科学院制作收藏。

中国西部博物馆陈列之中华白熊之自然环境（据1946年《中国西部博物馆一览》，侯江提供）

笔者推测还有一种可能：博物馆展出的大熊猫姿态标本为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制作，其来源为平民公园饲养的大熊猫死后制作；而中国西部科学院生物研究所的确也在野外考察与标本采集中收集到大熊猫皮张标本，在组建中国西部博物馆时，也贡献出来移交给博物馆，博物馆方面在登记时，据实在“从何人得来”处填写“中国西部科学院”。

若是这样，中国西部科学院收集到大熊猫标本的时间不详、采集人不详，采集时间可能为中国西部科学院生物研究所野外采集标本活跃的1930年至1937年。其采集地点如“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陈列品收入登记”中登记的“宝兴县”。

1937年前，学界还没有在陕西省秦岭发现大熊猫，也未见中国西部科学院生物研究所在陕西省、甘肃省大熊猫产区活动的记录，而中国西部科学院生物研究所在1937年前组织多批人员在宝兴县进行过考察与标本采集。可能因为这具标本是收购的大熊猫皮，并不是考察队员亲手捕捉，故没有大肆宣传和有意详细记录相关信息。若是直接收购猎人手中的标本，皮张不完整、质量不高，移交给博物馆后，可能并未展出。

中国西部博物馆员工在制作动物标本（据1946年《中国西部博物馆一览》）

1945年的《北碚科学博物馆概略》中说：“动物部门陈列品，包括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二部分，陈列鸟类标本345号、兽类爬虫类鱼类标本136号、及昆虫标本1712号，均系中国西部科学院历年调查采集所得，由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和中央研究动物研究所整理。”^[88]《中国西部博物馆概况》（1947年版）在介绍生物馆时说：“中国西部科学院于抗战前五年之间，曾按年分区派员工作，所得植物标本甚多，全部移赠本馆，植物陈列室系由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及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协同整理，陈列标本七千号……藻类及苔藓标本乃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赠，川康药用植物素称丰富，室内陈列之药用植物标本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赠送……动物部门陈列室，开馆时共计三大间，系由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整理，标本为中国西部科学院历年采集所得而移赠于本馆。”^[89]1944年，在筹建中国西部博物馆时，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在惠宇楼办公，参与了动植物标本的整理陈列，而且设立的中国西部博物馆本身也在惠宇楼。笔者推测，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在整理动植物标本时，顺便将他们制作的大熊猫皮张、骨骼、内脏标本一并贡献出来，而这一套完整的大熊猫标本，来自曾经在北碚平民公园饲养展出的大熊猫。

根据《民国时期中国西部科学院档案开发》，中国西部博物馆的陈列标本中有“白熊皮”，采集地点为“宝兴”。^[90]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的官方网站2009年刊发了《大熊猫圈养繁殖进展》，文中有这样的表述：“1938年11月，宝兴县捕获一大熊猫运重庆北碚平民公园（今北碚公园）饲养。”^[91]侯江在《科学的殿堂 传奇的故事——中国西部科学院八十年历史寻踪》也说：“英国的丹吉尔·史密斯在四川西部汶川等地高价收购了12只活体大熊猫，其中1938年11月在宝兴捕获的一只，于1939年8月11日送给了北碚平民公园饲养展出。”^[92]

综合上述资料，可做这样的推论：北碚平民公园的大熊猫来自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大熊猫死后被捐赠给原中国西部科学院所属的平民公园饲养展出，死后被借住在中国西部科学院原办公楼内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制作成系列标本，并于1944年12月中国西部博物馆开馆时展出。若是这样，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西部博物馆最早展出的大熊猫标本，其籍贯为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