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江在《科学的殿堂 传奇的故事——中国西部科学院八十年历史寻踪》（北碚报，2010-10-08）^[58]中这样写道：

大熊猫标本第一次被戴维带到法国以后，西方世界掀起了到中国猎获大熊猫的热潮。上个世纪20、30年代，英国的丹吉尔·史密斯（Tamgier Smith）在四川西部汶川等地高价收购了12只活体大熊猫，其中1938年11月在宝兴捕获的一只，于1939年8月11日送给了北碚平民公园饲养展出。平民公园的动物展览，“猫熊”无疑最吸引民众，“猫熊”的说明牌注明了中名和拉丁学名。由于当时中文的习惯读法是从右往左读，所以参观者把“猫熊”读成“熊猫”。这种读法竟然流传开来，形成习惯，“大猫熊”就叫成了“大熊猫”。

胡锦矗在《中国科技术语》2009年第1期发表的《关于大熊猫的中文名称》中说：“1939年8月11日，一只Giant Panda，从成都华西大学运到重庆北碚平民公园展出。在展出时从左至右横书其名为‘猫熊’，但读者习惯直书从右至左读认，而成‘熊猫’。于是，从此后，‘大猫熊’就变成了‘大熊猫’。”^[59]

北碚平民动物园1939年获赠大熊猫的报道（据《嘉陵江日报》1939年7月4日第三版）

据2019年重庆日报客户端龙丹梅1月31日报道，1939年，内迁北碚的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闻北碚平民公园（现北碚公园）动物数量减少，为充实内容，便把从野外捕捉到的大熊猫赠予北碚实验区区署，交平民公园动物园饲养，供公众观览，这也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大熊猫活体展示。^[60]这一报道与《嘉陵江日报》1939年7月4日二版刊载的《动植物研究所赠区署白熊一只》^[61]的报道相吻合。笔者下载到此报纸页面的电子版，有部分字迹不清，内容如下：“＊＊＊此间国立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以赠有外人斯密士（今多翻译成史密斯），往西康采集标本，得有珍贵之白熊一只，＊送该署饲养，该所将其转送给＊＊实验区＊，该所决交平民公园动物园内饲养，供参观展览，区署已派专人往成都装运，不久即可来碚云。”（＊为字迹不清，无法辨认）

同年8月11日，《嘉陵江日报》头版显要位置，刊载新闻稿《平民动物园运到白熊一只》，表示“平民公园动物数量减少，故为充实内容……特赠北碚平民公园白熊一只……白熊珍贵，需留心饲养，禁止游人惊扰击打”。^[62]

北碚公园20世纪30年代饲养熊猫的笼舍旧址

今北碚公园关于饲养熊猫历史的标牌

姜鸿在《科学、商业与政治：走向世界的中国大熊猫（1869—1948）》中说：“1935年5月，史密斯冒用菲尔德博物馆的名义从中央研究院获得了内地考察护照，但他深知自己的考察不合法，担心申请出口许可证时露出破绽，从而遭到拒绝。因此，冒名露丝·哈克内斯成为他规避自身身份问题的方法。1938年6月，史密斯致函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朱家骅，称哈克内斯打算运出她在四川收购的各种动物，他帮助哈克内斯‘代办护照’。申请出口的动物为3只大熊猫、1只羚牛、1只斑羚和14只雉鸡，并称将来还打算收购。按照‘限制条件’提留标本的规定，史密斯赠给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1只大熊猫，其他动物则由滇越铁路运出。”^[63]

从《嘉陵江日报》当年的报道、姜鸿等人研究成果可以确认，北碚平民公园1939年饲养的大熊猫为史密斯在西康省采集。从《中国杂志》及侯江、罗桂环等人的记述可看出，“熊猫王”史密斯在雅安、在宝兴采集过熊猫标本。史密斯当年在雅安市宝兴县、阿坝州汶川县均设有营盘雇佣当地猎人为其采集标本。当年的西康省包括今天的雅安市、凉山州、甘孜州。阿坝州汶川县当时属于四川省。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史密斯在凉山州、甘孜州采集大熊猫标本的记述记载。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的官方网站2009年刊发了《大熊猫圈养繁殖进展》，文中这样表述：“1938年11月，宝兴县捕获一大熊猫运重庆北碚平民公园（今北碚公园）饲养。”^[64]

综合上述记载，笔者认为送给平民公园的大熊猫，由史密斯采集于今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史密斯采集到大熊猫后，按照“限制条件”提留标本的规定，因抗日战争而内迁至北碚的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提留了一只大熊猫，然后再转赠给北碚的平民公园饲养。

史密斯靠买卖动物标本和活体养家糊口，他为什么舍得将好不容易到手的大熊猫送给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这源于当时民国政府对生物资源的管理。20世纪20年末，随着我国生物学事业的发展，国内生物学界认为，调查研究本土生物是中国生物学家分内的事，不应由外国人“越俎代庖”，西方人在华恣意采集生物的情形不能再继续。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本国学术机构的合法权益，当时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及其所属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后改为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通过与西方考察队签订协议，限制西方国家在华的生物学考察和采集标本活动。协议的内容一般包括：派一人或数人随同参加考察；在经过中央研究院代表审查后，考察团应该留下两套完整的标本中的一套作为礼物给中国收藏。如果出现采集的标本由于采集时安全的原因不足以提供两套，和数量少总数不足以提供的情况，经中央研究院审查后，允许其作为原始的一套保留运出国外。^[65](www.daowen.com)

前述提及1930年，史密斯代表芝加哥费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赴川滇黔采集标本，在教育部咨请外交部照发护照时，由中央研究院派钱天鹤主任（笔者注：1929—1930年，钱天鹤任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常务委员、博物馆主任）与史密斯交涉结果订立限制条件如下：（甲）所采标本须一律先行运至本院博物馆，后经选聘专家审查后，方得运出国外；（乙）本院派采集员一人或数人参加；（丙）标本经专家审查后须留一全份在中国。”^[66]可见，史密斯在中国境内的采集活动得到中央研究院的许可并接受其管理。

据《淑女与熊猫》描述，1938年，史密斯捕捉到了几只熊猫。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占领很多港口、公路、城市，还有很多公路被炸毁，交通不畅通，运送熊猫困难，特别是通过飞机运输难。再加上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收紧了对熊猫捕捉与输出国外的审批许可，在这种情况下，史密斯无法将熊猫运出国，为此他万分沮丧。^[67]

20世纪30年代，“大熊猫热”在西方各大城市兴起，一睹中国大熊猫“芳容”，成了城市动物园的奢望。大熊猫的捕捉、运输和买卖持续不断，英文汉学期刊《中国杂志》进行了跟踪报道，更是推波助澜。

但是，随着国际上捕杀行为屡屡出现，特别是运输过程中导致大熊猫等动物大量死亡，这份有科学和人文立场的杂志开始大声疾呼，提出禁止国际社会捕捉大熊猫的建议，并刊发评论：“要把大熊猫从濒临灭绝的状态下拯救出来，这是唯一之路。”《中国杂志》的主编苏柯仁还写道：“大熊猫是稀有动物，不堪长期遭受这种虐待。因此，我们恳求中国政府介入，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尽快挽救大熊猫，不要让它们灭绝。”在舆论影响下，官方表态，此后所有捕猎行为都要经当时的外交部核准，且每个国家只能获准进口一只大熊猫。^[68]

在那个时局不稳的动荡时代，中国又面临日本大举侵略的重重压力，但难以置信的是，几个月之内，四川省政府、西康省建省委员会就下令禁止捕捉熊猫。1938年11月16日，刘文辉以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名义在发给雅江县政府的训令原件上说：“查本省所产之白熊、金丝猴两种兽类不但为吾国之特产，且为世界珍品，自前年（此处疑时间有误，应为“前些年”）罗斯福采集团来康猎获白熊两只后，一时报刊宣传，中外人士来取猎者多。查以两兽原种极少，如不加以限制，将有灭种之态。兹依照狩猎法第四条之规定，对本省所产之白熊、金线猴（即金丝猴，笔者注）绝对禁止射杀，以资繁殖。即生捕者，非经本省主管官署之许可，不得出境外。为此令仰该县长即遵出示，严禁是为至要。”^[69]《天全县志》大事记这样记载：“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十月，省政府依照《采猎法》第4条作出规定，对本省所产白熊（大熊猫）和金丝猴，绝对禁止猎杀，非经政府许可，亦不得运出境外，天全县政府告示全县。”

西康省建委员会禁射杀白熊金线（丝）猴的令（原载《康导月刊》1938年第1卷第3期）

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的《经济部公报》中即有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翁文灏签批的公文：“咨内政部、四川省政府：农字第二七二三四号（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五月十日）：准咨、政部咨关于四川省、贵省禁止收买猎捕白熊一案咨复请查照由。”^[70]露丝1936年将首只大熊猫活体运回美国展出，获得巨大成功。1938年，露丝第三次到中国捕捉大熊猫。她和助手杨帝霖捕捉了几只大熊猫并转送到成都，因运不走和饲养管理难，露丝一行人用手枪将一只活体大熊猫枪杀，另一只叫“苏森”的大熊猫被他们运送到采集地放归野外。^[71]

笔者推测，可能基于上述背景、因素，再加上受中央研究院的管理和限制，为平息舆论和敷衍民国政府的管理机构，史密斯不得不将捕捉到的十多只大熊猫中的两只留在中国，一只交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后转赠给北碚平民公园，另一只给了上海兆丰公园。

尽管如此，因民国政府和相关管理机构管理的疏漏，1936年至1938年，史密斯仍无视民国政府相关规定，超计划滥捕大熊猫，捕捉到12只大熊猫，集中在华西大学短暂寄养后，运出中国。其中，1938年成功经陆路将大熊猫送到香港，再搭乘轮船运回英国5只大熊猫，除2只分别送北碚平民公园、上海兆丰公园饲养外，多只死于路途。1938年12月28日《文汇报》头版刊载《四川熊猫由伦敦博物院购得》，内容大致为：史密斯运回英国的5只大熊猫中，有3只被伦敦博物院以2400英镑的价格购得，其中一只9个月大的熊猫幼崽将在本周内展示3天。^[72]

《川产熊猫三头运抵伦敦 一已开始陈览》（原载香港版1938年12月29日）

重庆市北碚区夏季酷热，而大熊猫不怕冷而怕热。据网文《重庆市民集体命名了大熊猫》，1939年北碚平民公园饲养大熊猫时，为了给大熊猫降温避暑，还把大熊猫抬到了缙云山。几经折腾，这只大熊猫还是不到一年就死了，被制作成了标本。^[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