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科学院是国内最早对大熊猫进行科研、科普的机构或机构之一。关于中国西部科学院最早制作国内的第一具大熊猫标本的说法，出现至少三个不同甚至矛盾的版本。

版本一：1930年，中国西部科学院郭卓甫在宝兴木平土司辖地马边山捉获了一只九环狸，命名为“猫熊”，这就是后来中国的国宝大熊猫。随后生物研究所制作了中国第一个大熊猫标本。

1930年年底，中国西部科学院与美国芝加哥博物馆特派员合组到穆坪等地采集动物标本的档案记录（原载《中国西部科学院民国二十年度报告书》，据《中国西部科学院档案开发》第1辑）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7级硕士研究生牛天玉在其硕士学位论文《民国时期中国西部科学院的自然资源调查及其影响》中这样表述：“动物组在德人傅得利及施白南等的主持下，成绩斐然。截止1936年底，获得昆虫标本20 000多号、动物标本近4000号。其中，最令人惊喜的是，1930年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四川生物采集团与生物所合作，到云南和西昌地区调查生物资源，1930年到宝兴木平（穆坪）土司辖地现马边山调查动物资源时，郭卓甫等人捉获了一只九环狸，命名为‘猫熊’，这就是后来中国的国宝大熊猫。随后生物研究所制作了中国第一个大熊猫标本，并开始对大熊猫的研究，这些在中国都是最早的。”^[9]

对牛天玉的记述，笔者认为存在以下疑点：

疑点一：最大的疑点是“九环狸”是小熊猫，并不是大熊猫。

“九环狸”又名九节狸、红熊猫、红猫熊、九节狼、九节狐、山闷蹲等，中文学名叫小熊猫（拉丁文学名：Ailurus fulgens），外形像猫、像狐狸，圆脸，吻部较短，脸颊有白色斑纹，尾长、较粗而蓬松，尾巴具九个环状斑纹。这是人们称小熊猫为九环狸、九节狸的原因。

《中国西部科学院研究》1934年大事记提到：“施白南在雷波县黄琅，连日在同一地点，采集得两只九节狸，即小熊猫。”^[10]由此可见，牛天玉论文中所指的“九环狸”应该是小熊猫，而并不是大熊猫。当时人根据大熊猫食性与外貌特点，称之为“白熊猫”“竹熊”“花熊”“大浣熊”“中华白熊”等。

疑点二：当年的标本采集者不可能把大熊猫标注为“九节狸”“九环狸”。

采集包括熊猫在内的动植物标本，是采集人员的愿望，当时有中外生物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带队，以当时人员的学识、图书资料，能够鉴别出小熊猫、大熊猫，不至于将采集的大熊猫标注或记述为“九节狸”。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博物院就陈列展出了大熊猫和小熊猫标本，当年《中国杂志》等书刊也过刊载大熊猫和小熊猫的手绘彩色图片，两种动物的体态特征区别明显。

通过全国报刊索引检索，1934年《时兆月报》刊载了《中外趣闻：川西竹林中之熊猫》；1931年《世界杂志（上海1931）》增刊刊载了《世界最稀有的哺乳动物：大熊猫》；1934年《中华（上海）》这样记载：“猫熊状似猫而大，毛色黑白相间，颇为美观，产于我国西藏四川等处”，还附了照片。^[11]

《雷马峨屏调查记》（中国西部科学院特刊第一号1935年4月）中介绍四县的动物种类时这样表述：“狐（Canissp）水獭（Lutra sp.）九节狸（Ailurus sp.）白熊（Aeluropus sp.）等可制裘之动物亦多。而水獭野牛、白熊尤为特种，欧美各国之博物馆会出价索购，因其为科学研究极有兴趣之动物。”^[12]此处“白熊”就是大熊猫，“九节狸”就是小熊猫。可见，中国西部科学院的采集人员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能够区分大熊猫、小熊猫（九节狸）。

“猫熊”（panda）这个名称其实是1824年由小熊猫先取得，但1869年大熊猫被发现后，为与小熊猫区分，大熊猫的英文为giant panda。“小熊猫”“大熊猫”都曾经被称为“猫熊”，20世纪30年代“猫熊”一般指的是“小熊猫”。

《哺乳动物图谱》中，将“小熊猫”“大熊猫”两种动物记载为“小猫熊”“大猫熊”。^[13]《中国 西部动物志》中“猫熊”的描述和记载，“猫熊”指的是“小熊猫”，而大熊猫则被称为“白熊”。^[14]

吴洪成、郭丽平等在《教育开发西南——卢作孚的事业与思想》中则说：“生物研究所进行了大量的野外考察与采集。除前文已言及之外，还有1931年与北平静生生物研究所的蔡希陶合作，到云南和西昌地区调查植物，该所郭卓甫等与美国人苏密斯（史密斯）合作到宝兴木平（穆平）土司（现马边山）调查动物，并将捉获的九环狸（当地人称“大红袍”）首次命名为‘猫熊’，其后参观者按中国读法从右到左则读成‘熊猫’。”^[15]随着时间的推移，“猫熊”又被阴差阳错称为“熊猫”，且被公众认可接受，大熊猫名气越来越大，一般单讲“熊猫”时，才渐渐变成专指大熊猫。

基于此，“猫熊”或“熊猫”是指小熊猫还是大熊猫，要根据当时的语境、相关描述和相关史料综合判定。牛天玉认为“小熊猫（九环狸、大红袍）”即为“猫熊”，而“猫熊”就是“熊猫”，进而认为“九环狸”就是我们日常说的国宝“熊猫”，即“大熊猫”。

疑点三：采集地点记述可能有误。

穆坪（有时被简写成“木坪”“木平”）土司辖地，即现在的宝兴县，1928年宝兴已改土归流建县，穆坪是老的称谓。而凉山州（原西昌地区）在雅安之南，与宝兴县相距好几百公里，当时西昌地区没有公路，雅安境内也只有成都到雅安城的公路，采集组若在西昌往云南方向一带采集，要改变方向马不停蹄到宝兴，至少需要几个星期。若沿途收集，时间可能更长，取道或路经雅安市宝兴县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中国西部科学院陈列馆之一部（原载1932年《中华（上海）》第14期）

宝兴县没有地名叫马边山。笔者是地道宝兴人，请教过不少宝兴人，也查阅过地图等资料，都没有发现宝兴县有大的地名或大山叫马边山。倒是一般人都把马边彝族自治县简称为马边县，马边山疑为马边县的笔误。

当时一些学者，将马边与穆坪及其关系混淆了，以讹传讹，误导了后来的研究者，其源头与鲁迅之弟周建人有关。《自然界》1926年1月在上海创刊，是一份综合性的自然科学杂志，由商务印书馆编印发行，著名生物学家周建人主编，16开本，每年出10期，一年一卷，1932年因商务印书馆在“一·二八”事变中被毁而被迫停刊。周建人为《自然界》倾注了无数心血，除编辑稿件之外，每期杂志基本都有其著译文章，多时达五六种（篇）。据廖太燕统计，他以乔峰、慨士、克士等笔名在杂志上刊文160余次，其中既有理论的引入或阐释、数据的总结和分析，也有名物的解释与考证、新近出版物的介绍和品读，涉及领域十分广泛，论述内容极其丰富。^[16]

贾祖璋（1901—1988），浙江省嘉兴市海宁人，著名科普作家与编辑家，中国科学小品文的开拓者之一。1946年，他在《科学大众》杂志撰文《熊猫的真面目》，考证认为关于大熊猫的中文记载始于1929—1930年，“关于熊猫最早的中文记载，要算民国十八九年间登载在《自然界》里慨士从威尔逊那本《华西的博物学者》（A naturalist in western China）中译出的那一篇《西康四川的鸟兽》（此后收入商务百科小丛书《中国西部动物志》，民国二十三年刊行）”。^[17]根据笔者查证，贾祖璋考证的时间并不准确，1927年2月出版《自然界》（第二卷第二号），其中《中国西部的食肉动物》（慨士摘译自A naturalist in western China）专门介绍小熊猫、大熊猫。介绍大熊猫时说：“白熊（Parti-Colored Bear或Giant Panda）：这种特别的动物（Ailuropus melanoleueus）大概是中国最有趣味的走兽了，这种兽最早是戴维（David）在茅滨（笔者注：原文为Mopin，见A naturalist in western China 182页）1869年发现，在1892—1894年间倍尔左夫斯基（M.M.Berezovski）又在甘肃四川境边见到这种兽，但在记载上并不说外国人曾打死这种兽，以上两采集家所得到的标本，是本地人打来的，近年来已有几张多少不完全的皮寄到欧洲，但没有一个外国人曾经见过一个活的实物。中国西藏边境的本地人是知道的很熟悉，他们称为‘白熊’，中国的书上称为‘罴’。成都偶尔有皮出售，但价值很贵，在那个城里，我曾经见过有些欧洲人有几张极好的皮用作床毯，但我一张也得不到。”^[18]

贾祖璋撰写的《熊猫的真面目》（原载《科学大众》1946年第二期）

周建人以李慨士之名编撰了《中国西部动物志》，如贾祖璋在《熊猫的真面目》中所言，《中国西部动物志》关于大熊猫的记载与描述多与《中国西部的食肉动物》（《自然界》1927年第二卷第二号）中的记述相同。书中详细介绍了大熊猫的发现历史、体态特征、生物学特性等。介绍大熊猫的发现历史时说：“罴（Parti-Colored Bear或Giant Panda）这种特别的动物（学名Ailuropus melanoleueus）大概是西康最有趣味的走兽了，这种兽最早是大卫（L’Abbe David）在马边发现的（一八六九年）……”^[19]显然，周建人在编译大熊猫的内容时，先是将A naturalist in western China中大熊猫的发现地“Mopin”译为“茅滨”，后来在编辑过程可能觉得“茅滨”有些拗口，而“茅滨”与“马边”发音相近，且“马边”顺口，故将大熊猫的发现地穆坪（“Mopin”，今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演绎成了“马边”，进而影响后来不熟悉雅安等地历史地理和大熊猫发现史的人，使得他们将穆坪与马边混为一谈，甚至以为马边就是穆坪的一座山或辖地，出现了“穆坪马边山”之说。

版本二：1934年中国西部科学院组织雷马峨屏考察团，生物研究所植物部主任俞德浚和动物部主任施白南在四川马边采集到中国特有物种白熊Aeluropus sp.。白熊，即大熊猫。

侯江在北碚报的《科学的殿堂 传奇的故事——中国西部科学院八十年历史寻踪》中说：“1934年，生物研究所植物部主任俞德浚和动物部主任施白南在四川马边采集到中国特有物种白熊Aeluropus sp.。白熊，即大熊猫。1934年，生物研究所动物部主任施白南在黄螂马湖滨，连日在同一地点猎得两只九节狸（Ailurus sp.）。九节狸，即九节狐、红熊猫、小熊猫。”^[20]

远眺惠宇楼（据1946年《中国西部博物馆一览》）

疑点一：采集到大熊猫标本属于重大新闻，未见相关原始资料的记载。

1910年，英国人布鲁克（J.W.Brooke）的遗孀，将其丈夫在四川省马边县收集到的熊猫标本送给英国博物馆。^[21]

1929年春，罗斯福兄弟在拖乌山南坡的凉山州冕宁县冶勒乡射杀了一只大熊猫，回国后不久便撰写出版《追踪大熊猫》，讲述猎杀大熊猫全过程。

据《雷马峨屏调查记》记载，1934年5月至11月，中国西部科学院组成12人的考察队，到雷波县、马边县、峨边县、屏山县一带考察，动物组成员就有郭卓甫、施怀仁（施白南）。书中提到大小凉山有“白熊”（大熊猫）^[22]，是根据实实在在采集到的标本而记载，还是根据当地人的描述，或根据《中国杂志》等资料而记载，也不得而知。

1923年创刊于上海的英文汉学期刊《中国杂志》（China Journal），被学界形容为“包罗万象的人文和自然资料宝库”，是促使大熊猫国际化的重要推手，1924年起图文并茂地刊载了《西康的大熊猫和野狗》《穆坪：大熊猫之乡》等稿件，刊载报道了罗斯福兄弟、“熊猫王”史密斯等人追踪大熊猫之旅。

当时的媒体已经高度关注大熊猫的科学考察与标本采集。1931年年初，《申报》著名摄影记者王小亭等随史密斯到四川考察拍摄，想见证记录大熊猫的捕捉，但跟随奔波了几个月，均没有发现熊猫的踪迹，不得不先行返回北碚，并演讲其见闻。^[23]当时北碚的《嘉陵江日报》对中国西部科学院的工作进行了很多报道，若是当年采集到大熊猫标本，上海的报刊、重庆本地的报刊、中国西部科学院的相关档案想必不会漏报这一重大新闻或成就与事件。

20世纪30年代中期或初期，当时中国西部科学院的创立者、生物研究人员从国内外的资料与新闻报道、来华采集标本的外国探险家的口中，已经认识到大熊猫（当时通俗称为白熊、黑白熊、花熊，而不是九节狸或九节狐）的体态特征，了解其珍稀珍贵性，以及科学研究、展览价值，并把采集熊猫标本作为重要工作目标。

若中国西部科学院的团队当年就幸运地捕杀到大熊猫，获得其剥制标本，其惊喜程度不言而喻，参与者见证者的记忆一定深刻，当时国内外的报纸杂志也会闻风而动。笔者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若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或初期就采集到大熊猫标本，中国西部科学院一定会像猎得到小熊猫标本一样记录在案，甚至大书特书，而不会是含糊不清、语焉不详地记载。

山中猎人诱捕兽类的装置（据威尔逊1913年所著《一个博物学家在华西》）

疑点二：有关采集当事人的回忆和记述中，未见到采集大熊猫的记载。

若施白南、郭卓甫等人1934年就采集到大熊猫标本，他们会视之为重要成果、珍贵记忆，体现在他们的生平介绍、学术成果介绍中。但搜索查阅他们的同事、学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回忆录，以及同年代有关刊物对他们学术成果、工作经历的介绍，均未提及他们采集制作大熊猫标本的内容。(www.daowen.com)

按照侯江在《科学的殿堂 传奇的故事——中国西部科学院八十年历史寻踪》中的说法，笔者认为，最大的可能是郭卓甫亲手捕杀了大熊猫，因为俞德浚主要从事植物标本采集，施白南主要从事鱼类和两爬类调查研究，他们碰巧或有意猎杀大熊猫的可能性小，而郭卓甫枪法好，与施白南同为动物组成员。

郭倬甫所著《川康狩猎法》中关于“白熊之捕法”（原载《生物学报》1939年创刊号）

郭卓甫（郭倬甫）（？—1994），1930—1936年在中国西部科学院期间，曾为博物馆、动物部助理，负责野生动物标本的采集、制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四川中药研究所研究室主任。1978年，郭卓甫等人将中国的梅花鹿修订为6个亚种，著有《川康狩猎法》。四川省中药研究所邓正已1994年在《四川动物》杂志撰文介绍称：郭卓甫年轻时枪法极好，被彝族人民称为“神枪手”，采集制作了许多动物标本，尤其是鸟类标本，这些标本大部分保存在四川大学、重庆自然博物馆、北培公园。^[24]在20世纪90年代，大熊猫早已是风靡全球，若是郭卓甫当年亲手采集到大熊猫标本，邓正已不应该漏掉他这一彪炳史册的伟绩。

郭卓甫在宝兴勾留一年以上，向当地人学习了很多狩猎方法。他在《川康狩猎法》中说：“此篇系笔者根据历年旅行四川、西康、及滇、黔边境采集动物标本之经历，为采集方便，曾应用当地各种狩猎方法，其中颇多可采取者，尤以宝兴县一隅勾留一年以上，得悉该地方法较详细，至于他处，或仅途次所经或小住数旬，各该地所习用之方法，因随时随地悉心咨访，大致均为谙悉，其中大部分，并曾经本人采用，小部分系根据猎夫之口述。”^[25]此文介绍了捕捉、狩猎鸟类和兽类的犬猎法、寻猎法、暗猎法、绳繁法、网捕法、关闭法、陷阱法、鹰搜法等8种方法，具体介绍了大熊猫、猴、野猪等15类动物的狩猎方法。在介绍大熊猫的捕捉方法时写道：“此兽为四川省特产，近年来已为美国人运活兽至美，饲于该国动物园。该兽独居大山之竹林内，专以竹笋为食，性甚驯服，粪浅黄色，大如拳，两端尖，常来人家附近舐咸味器具，捕猎用极有训练之猎犬围猎或寻猎之，近有用关闭法，亦极著成效。”此文述及大熊猫的生活习性，对其粪便也有详细描写，不知是亲自观察所得，还是从其他资料或猎人口中得知。

施白南是西南师范大学生物学系教授、我国著名的鱼类学家，关于他的回忆录、学术成果介绍等中，均没有大熊猫标本采集的记载。查阅九三学社重庆市委员会网站2015年施白南先生110周年诞辰追思会专题，发言的有其子女、学生、同事、西南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重庆自然博物馆馆长等，均未提及施白南采集大熊猫标本之事。

西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何学福教授师从施白南教授，曾经是其助手。何教授向笔者证实，20世纪30年代，施白南曾经写过关于大熊猫的稿件，并在香港的报纸上刊发，但没有听他讲述过亲手捕获到大熊猫之事。

施白南在《四川资源动物志》的《调查研究史略》中说：“1934年笔者在黄螂马滨湖，曾连日在同一地点，猎得两只九节狸，似乎有不相遗弃、难以相忘、追寻不遗的特性。”^[26]若施白南及其同仁猎得到大熊猫，他肯定也会像猎获小熊猫一样，在《四川资源动物志》等重要文献中表述，因为大熊猫的知名度、珍稀程度、捕捉难度远在小熊猫之上，对捕捉大熊猫的记忆深刻程度、清晰程度也远在大熊猫之上。

综合相关资料，笔者认为，施白南、郭卓甫当年确实在雷波县马滨湖获得过小熊猫（九节狸）标本。施白南、郭卓甫等人当年是否采集到或收购到大熊猫标本，还需要找到更多的证据支撑，至少目前缺少有力的证据支撑。

版本三：中国西部科学院少年义勇队学生同“熊猫王”史密斯于1931年年底采集到大熊猫标本。

侯江在《中国西部科学院研究》关于生物所动物部的介绍中说：“1931年底，两名学生采集归来，其中1只活的黑熊，但大熊猫是死的。”^[27]

疑点一：相关记叙矛盾。

同在《中国西部科学院研究》中的中国西部科学院大事记记载：“1931年初，2名少年义勇队学生跟随美国芝加哥博物馆苏密士（F.T.Smith，普遍译为史密斯、史密司）赴雅安、穆坪一带采集动物标本，苏氏来川意在捕捉大熊猫。年底，随苏氏采集的两名学生归来，采得活动物3只，其中黑熊1只，饲养在博物馆的动物园内，标本260余号，大熊猫未采到。”^[28]就此，笔者与此书作者侯江进行过沟通，她确认1931年中国西部科学院未收获到大熊猫标本。

英国人早在1897年就在四川平武杨柳坝获得一雄体大熊猫标本。被称为“熊猫王”的史密斯于1931—1932年受雇为芝加哥自然博物馆到中国西南四川一带收集动物标本。史密斯在我国大熊猫产区待了20年，仅在1936年至1938年，就在四川以高价收购活体大熊猫12只，但只有6只活着运抵英国。^[29]

疑点二：即使史密斯当年可能采集到大熊猫标本，但不会轻易谦让给中国西部科学院。

从现有资料看，史密斯于1924年前后窜到中国淘金。史密斯进入中国后，先后在天津、内蒙古、甘肃、福建等地收集动植物标本，因狩猎到较多的动物而小有名气。血气方刚的他对到中国的“淘金”行动充满信心与希望，还制定长期作战计划。《华北日报》1930年12月5日三版刊载《斯米斯等赴重庆 将在川边考察六年 寻觅死或活之熊猫 并望能获得金发猿》^[30]，原文如下：

斯米斯等赴重庆将在川边考察六年

寻觅死或活之熊猫 并望能获得金发猿

〔上海十二月二日路透电〕美国支加哥野外博物院之斯米斯氏，十一月三十日离上海，搭轮赴四川之重庆，作第一期之考察，到该处时，将主持一旅行考察团，在川藏交界处研究当地之动物五年，斯氏于去年八月到华，计划其工作，呈候国民政府之批准，上星期国府允许书到沪，彼遂立刻准备启行，该考察团中，彼将为唯一之外人，其余摄影及助手共五人，皆华籍，猎夫可到当地寻觅，据斯氏谈称，彼考察团，为年甚久之一研究团，专研究亚洲东南部分动物分布者，且为此种研究之发韧者云。

斯氏与其伴侣，将在川边考察六年，六月间出将其所得样品寄回本国，复归内地，目下之第一目标为寻获死或活之熊猫。按第一个熊猫，为罗斯福兄弟所发见，地点为川边，罗氏兄弟亦该博物院派来者，彼辈又望寻找金发猿，开始该团将在绥府西北之同河一带考察，相信所希望之动物该处存在，继南行赴宁远一带云。

《斯米斯等赴重庆 将在川边考察六年 寻觅死或活之熊猫 并望能获得金发猿》（原载《华北日报》1930年12月5日）

《探险家史密斯从华西返回》这样记载：“佛洛依德·丹吉尔·史密斯代表芝加哥费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去年10月早些时候，离开了上海，前往四川西北部地区开展他的第二次动物学考察。他在今年2月中旬的时候返回了上海，并随之带来了此次考察所收集的哺乳动物的标本和各种鸟类的剥制标本。史密斯先生这次也再一次造访了雅州地区（四川省雅安市）和位于汉藏边境的穆坪地区（今雅安市宝兴县），捕获了许多动物标本，但最重要的是他又得到了一套完整的熊猫皮和骨骼标本。”^[31]

罗桂环在《我国三种珍稀动物西流考》中也说：“1931年，F.T.Smith为芝加哥博物馆收集标本到了川西，通过当地猎手收集到多个大熊猫标本。”^[32]《淑女与熊猫》（新星出版社出版）描述了美国妇女露丝继承夫志在中国首次捕活体熊猫的传奇故事。露丝夫妇先后到中国的初期，曾经与史密斯有过合作。书中对史密斯动物采集情况做了记载：“史密斯上世纪三十年初期，曾经受雇为美国的一些博物馆收集野生动物标本，达7000余件。”书中还提到，史密斯原是英国一银行的职员，辞职带家人到上海淘金冒险，手段就是通过标本换取工作与生活经费，他急于获取大熊猫标本与活体，以向博物馆证明自己的能力，获得更多预付金和订单，当时国外很多博物馆都渴望得到大熊猫标本。史密斯在与露丝合作前，已经在四川建立了7个营盘，由当地猎人驻守，目标就是活体大熊猫。在与露丝合作的1936年7月前，均未成功收集到大熊猫活体。^[33]

起源为“古物保管委员会”兼有防止外国人私自在华采集生物标本之职责。^[34]1930年，史密斯代表芝加哥费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赴川滇黔采集标本，12月3日的《申报》对其进行报道，并派员参加考察。“美人斯密氏组织考察团前往滇黔两省考察动物标本，呈请外交部发给护照，该团一切组织办法，经教育部与中央研究院详细订定。昨日教育部已咨请外交部照发护照，兹将该团与中央研究院所订办法记述如下：（一）路程。川省茂平，位于雅州之北，为中国西部采取标本最重要之区域，同时因采集白熊完全标本以备解剖，羚羊标本数种，以备装置。须赴东河，以北山中滞留若干时或再至成都西北之瓦寺境内，设前二项标本能采集，迅速即当南至叙州，经云南之北部而入贵州省，约至明年六月回至南京，会同中央研究院将标本审查整理，再行装箱运美；（二）采集人员斯密司（今多翻译为史密斯）与华助手六人、摄影一人、申报代表一人、标本装置员二人、练习装置员一人；（三）由中央研究院派钱天鹤主任（笔者注：1929—1930年，钱天鹤任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常务委员、博物馆主任）与斯氏交涉结果订立限制条件如下：（甲）所采标本须一律先行运至本院博物馆，后经选聘专家审查后，方得运出国外；（乙）本院派采集员一人或数人参加；（丙）标本经专家审查后须留一全份在中国。”^[35]

史密斯捕捉的大熊猫运抵伦敦（原载《沙漠画报》1939年第2卷30期）

1931年的《中国杂志》刊载《华西动物学考察队从上海出发》，文中讲述史密斯的探险之旅时说：“弗洛伊德·丹吉尔·史密斯是一位上海地区的名人，他一直以来都在为芝加哥费尔德博物馆工作。在11月30日，史密斯先生离开了上海去了四川的重庆地区，从而开展他第一阶段的动物学考察活动，此阶段的考察时间预计会持续5年时间。他是此次探险活动中唯一一位外国人，而根据国民政府在允许他开展此探险项目时所制订的条款，他的探险中将会有几名中国陪同。我们认为史密斯所同意的条款还包括，所有捕获的动物标本都必须分一半给国民政府，甚至单一的动物物种标本也要分一半给政府。”^[36]

侯江、欧阳辉在《重庆自然博物馆溯源——中国西部科学院博物馆和中国西部博物馆》中也说：“1930年12月，四川文化考察团翁文灏等到北碚，考察中国西部科学院各部事业；同年，瑞典人郝满尔、美国芝加哥博物馆史密斯博士到院参观、接洽事务。”^[37]

中国西部博物馆陈列之中华白熊油画（据1946年《中国西部博物馆一览》，侯江提供）

据《科学、商业与政治：走向世界的中国大熊猫（1869—1948）》，史密斯在罗斯福兄弟追踪大熊猫之际，萌生出与菲尔德博物馆合作的想法，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副馆长毕安祺在一封信中谈到“史密斯的愿望是在中国南方几省进行为期数年的标本采集活动，并建立一些标本采集营地，他将对其进行个人监督”，最后在毕安祺的担保下，哺乳动物部主任奥斯古德同意赞助史密斯赴川滇采集大熊猫等动物的标本。^[38]若如此，可看出作为商人的史密斯是主动为他获取的动物标本找买家，故而主动联系美国菲尔德博物馆寻求合作与支持。

国立中央研究院与中国西部科学院有良好的合作与指导关系，综合《华北日报》《申报》《中国杂志》对史密斯考察之旅的报道，以及前述史密斯与中国西部科学院合作的原始档案记载和相关论述，史密斯在四川采集标本得到民国政府许可，目标很明确，以捕获大熊猫、金丝猴（金发猿）为重点。并可做如下推测：受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委派，中国西部科学院派出郭卓甫、洪克昭（即侯江在《中国西部科学院研究》1931年大事记中所指的2名少年义勇队学生）随史密斯赴四川西部采集标本。

《中国西部科学院研究》说史密斯一行未采到大熊猫，可能指的是少年义勇队学生未得到或带回大熊猫标本。史密斯到中国后，拉大旗作虎皮，冒充“博士”“生物学家”，四处与国内的政府机构与学术机构打交道，反正他说一口地道英语，没有人质疑其身份来源和真实性，故当年有文献把他的身份与头衔记载为“博士”、生物学家、美国某动物园或博物馆的特派员。如《良友》（1931年第54期33页）刊载史密斯与同赴川边考察的《申报》记者合影，史密斯的头衔赫然标注为“美国芝加哥博物院特派来华之生物学家”；《重庆自然博物馆溯源——中国西部科学院博物馆和中国西部博物馆》曾这样表述史密斯的头衔：“1930年12月，美国芝加哥博物馆史密斯博士到院参观、接洽事务。”^[39]

史密斯与申报摄影记者王小亭、刘硕甫同赴川滇考察生物（原载《良友》1931年第54期）

史密斯在中国待了多年，为了利益不择手段，拉大旗作虎皮、弄虚作假应该是驾轻就熟。据姜鸿的《科学、商业与政治：走向世界的中国大熊猫（1869—1948）》，受经济危机影响，菲尔德博物馆在支持史密斯完成1931年的考察后，就解除了与他的合约，此后史密斯多次向菲尔德博物馆出售标本，其中共有大熊猫标本3具。史密斯之所以能够获得众多的大熊猫，与他在川西地区设置的标本采集营地有关。史密斯未经中央研究院同意，私自前往川西活动，后被四川省政府“勒令出境”，不过他的代理人仍继续为其收购动物。

姜鸿还说，中央研究院最初的管理重视对外国人的限制和对国家权益的维护，这也为身份不合法的探险家冒名申请大熊猫出口许可证提供了机会，“美国探险家史密斯的行为十分典型”。其证据如下：“1935年5月，史密斯冒用菲尔德博物馆的名义从中央研究院获得了内地考察护照，但他深知自己的考察不合法，担心申请出口许可证时露出破绽，从而遭到拒绝。因此，冒名露丝·哈克内斯成为他规避自身身份问题的方法。1938年6月，史密斯致函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朱家骅，称哈克内斯打算运出她在四川收购的各种动物，他帮助哈克内斯‘代办护照’。申请出口的动物为3只大熊猫、1只羚牛、1斑羚和14只雉鸡，并称将来还打算收购。按照‘限制条件’提留标本的规定，史密斯赠给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1只大熊猫，其他动物则由滇越铁路运出。很显然，史密斯之所以能够冒名成功，正是利用了中央研究院未重视物种保护的管理疏漏。这一局限也为大熊猫种群数量的减少留下隐患。”^[40]

而事实上，按姜鸿的说法，“史密斯则是向欧美动物园出售大熊猫数量最多的人。1937年和1938年，史密斯至少收购了11只大熊猫，其中5只成功运抵伦敦”。按罗桂环在《民国时期对西方人在华生物采集的限制》中的说法，1936—1938年，史密斯先后捕捉了12只大熊猫，仅1938年的一次，就将6只活的大熊猫、1只活的金丝猴和一些活的盘羊、青羊、雉鸡等运往欧洲。^[41]综合姜鸿、罗桂环的说法，史密斯实际运出的动物远比向中央研究院申报的数量多，否则按采集标本的“限制条件”和平分提留标本的规定，史密斯应该向中央研究院提供更多的动物标本，而不是“史密斯赠给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1只大熊猫，其他动物则由滇越铁路运出”^[42]。

现有的资料显示，史密斯与中国西部科学院少年义勇队学生一道在宝兴县采集大熊猫标本时，可能成功收集到一具大熊猫标本（一只雌性成年大熊猫）。史密斯受到当地媒体、当地人及地方政府的抵制，其营地于1931年6月被当地穿着统一制服的人洗劫烧掉，部分标本被毁。后来，四川当地权威机关则给予了他在当地进行探险收集的许可，并保证为其提供保护。《中国杂志》对史密斯的标本采集活动进行了持续的跟踪报道，其中8月出版的第15卷第2期《收藏家史密斯在四川遭遇麻烦》中写道：“在编写这篇文章时，史密斯先生已经收集了很多有趣的标本了，但其中有一些在那群人烧掉他营地的时候被摧毁了。他此次收集到的标本有：小熊猫，椰子狸，两只野猫，金丝猴，喜马拉雅斑羚，鬣羚，麋鹿，麝香鹿，麂鹿，羚牛和一只雌性成年大熊猫。”^[43]据姜鸿在《科学、商业与政治：走向世界的中国大熊猫（1869—1948）》中的统计，史密斯1930—1938年曾经向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提供了3具大熊猫标本。^[44]

笔者推测，当时史密斯梦寐以求想得到大熊猫标本，向服务的或与合作关系的美国博物馆邀功行赏，证明自己的能力，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持和经济利益，博取更大的荣誉。即便史密斯和义勇队学生在采集途中获得一具大熊猫标本，断然不会把共同获得的大熊猫标本谦让给同行的少年义勇队学生。虽然中国方面与外籍人士签订合同协议或管理协议，但史密斯可能拉大旗作虎皮，以“博士”“生物学家”的身份装腔作势，以与中央研究院签订的协议为据，以获得的标本要送南京中央研究自然历史博物馆交差等为由，带走大熊猫标本，最后私自带出国，卖给美国的芝加哥博物馆。义勇队学生年龄在20岁上下，年轻且人微言轻，只是跟随师傅长点见识、学点知识而已，只有回北碚复命报告情况的份。关于此情形，并无直接依据，以下一个事例可以间接佐证。1931年5月，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的刘慎谔、郝景盛参加中法西北考察团，远赴新疆。当时外籍人士自视高人一等，看不起中国人。出发不久，郝景盛即不堪忍受法方团长殴打，愤而退出考察团。^[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