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是中国现代著名的爱国实业家，以创办经营民生实业公司和主持重庆北碚乡村建设著称于世，被毛泽东称为四个“不可忘记”的中国实业家之一。

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危急关头，卢作孚指挥了被誉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的宜昌大撤退，率领民生公司船队，将大量后撤重庆的人员和迁川工厂物资抢运到了四川，保住了民族工业的血脉，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卓越贡献。

峡防局本是当年在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交接处的嘉陵江三峡地区的治安联防机构，1927年卢作孚出任峡防局局长以后，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力求“打破苟安的现局，创造理想的社会”，开展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

北碚全景（1932年）（原载1932年《中华（上海）》第14期）

中国西部科学院是卢作孚先生于1930年9月在重庆北碚创立的一所民办科研机构。他创办的中国西部科学院极大地促进了近代中国西部地区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以及科学事业的发展。

卢作孚创建中国西部科学院，与其求学和工作经历有莫大关系。卢作孚原名奎先，别名卢思，光绪十九年（1893）出生于四川合川县（现重庆市合川区）一个普通的小商贩家庭。7岁时和其兄在私塾发蒙读书，光绪二十七年（1901），转入瑞山书院读书；光绪三十三年（1907），以优异成绩毕业，却终因无钱不能继续升学，且以后再没有进过任何正规学校。光绪三十四年（1908），改名作孚，进成都补习学校，学习数学和英语。1910年，接触革命学说，加入中国同盟会，从事反清保路运动。1913年，第二次革命失败，卢作孚离开成都去上海。他在上海结识黄炎培，彼此建立深厚友谊，被黄炎培称许为“自学成功的人”。黄炎培推荐他到商务印书馆去当编辑，他婉辞未就，怀着广开教育、启迪民智的救国之志，离沪回川，后回乡在合川中学任教，参与编写《合川县志》。

后来他又去成都，随后相继担任成都《群报》《川报》编辑、主笔和记者，写过不少抨击时弊的文章。民国八年（1919），接任《川报》社长兼总编辑。时值新文化运动潮涌神州，卢作孚迅即成为西陲之地“德”“赛”二先生最热忱的鼓吹者。高盂先曾追忆说：“‘五四’运动提出的发展科学的口号，对卢影响极深。”卢作孚每每言及，“社会的进步、落后，与科学是否发达关联极大”。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卢作孚担任主笔的《川报》，是成都唯一为学生说话的报纸。^[3]

他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参加李大钊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主张“教育救国”。民国十年（1921）任泸州永宁公署教育科长，积极开展通俗教育活动，聘请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王德熙和恽代英分别担任川南师范学校校长和教务主任，开展以民众为中心的通俗教育与新教育试验，影响全川。因四川军阀混战，中途被迫夭折。

民国十三年（1924），卢作学应军阀杨森之邀，到成都创办民众通俗教育馆，担任馆长，在少城公园内建起各种陈列馆、博物馆、图书馆、运动场、音乐演奏室、游艺场和动物园等文化娱乐场所，集中了成都各种工程技术人才和文学艺术专家，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才智。然而红火一阵，又蹈川南教育实验的覆辙。

卢作孚在泸州川南师范及成都通俗教育馆从事教育工作，均因战事影响半途而废后，乃决心到桑梓，为地方做些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事业。他在重庆、合川地区进行了社会和自然的调查，将其所得写了一个册子，名曰《西市村之建设》。书中有两个内容：一是关于合川县城南路市村建设的意见，企图通过实验，以经济经营为起点来改变旧社会的环境；二是关于渝合（重庆、合川）间三峡诸山经营采矿之意见，介绍三峡地区矿藏、森林丰富，并提出开采和建设的计划。这个小册子，当时由“人生社”刊印，分送各方友好，进行宣传。

卢作孚特殊的求学经历，在媒体和教育部门的工作经历、民众教育的实践，使科学报国救国的思想扎根于心。而且，他在北碚开展的现代化乡村建设试验成果为科学院建立奠定了物质、人才基础。在中国西部科学院成立之初，卢作孚就在其峡防团务局辖区内招考16～25岁的文化青年约500余人，先后组建学生队、少年义勇队等，进行适合辖区各项事务的培训。其中，1929年、1930年两次大规模派少年义勇队学生随入川的南京中国科学社、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中瑞考察团等的中外学者，先后在四川、云南等地进行动植物标本采集和社会调查，并通过这种在实践中学习的方式，训练出科学院需要的人才，并准备科学研究及普及的标本材料。其中也在雅安及周边区域进行大量采集，获得数万号动植物标本。

一组反映少年义勇队采集工作的图片（原载《工作月刊》1936年第1卷第4期）(www.daowen.com)

中国西部科学院出版品要目（据《工作月刊》1936年3期）

1930年9月，以“研究实用科学，辅助中国西部经济文化事业之发展”为宗旨的“中国西部科学院”，在重庆北碚火焰山东岳庙正式成立。中国西部科学院成立后先后设立了理化、农林、生物、地质四个研究所以及博物馆、图书馆、兼善中学三个附设机构。它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重要的地方性科学研究机构之一，也是当时中国西部最早的综合性科学研究机构。中国西部科学院成立的目标是开发西南各省丰富的自然资源，以造福于国家人民。故该院成立后，借助社会各界的捐款和卢作孚先生开办企业所得的部分资金，依托所辖的四个研究所，重点进行应用科学的研究，以作为西南各地开发资源的实际参考。

中国西部科学院惠宇楼侧影（据1946年《中国西部博物馆一览》）

中国西部科学院生物研究所下设动物部、植物部，设立的目标是“采集全川、西南各省所有动植物标本，以供农业之改进，学术之研究”。中国西部科学院生物研究所和农林研究所在这方面的成果相当喜人，得到了中国生物界先驱胡先骕等人的称赞。遗憾的是，由于经费异常拮据，难以维持，生物研究所工作于1937年春暂行停止。

1930年3月至12月，卢作孚派出少年义勇队学生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静生生物调查所、中瑞新甘考察团以及德国昆虫学家傅德利率领下，分6组往川边采集生物、地质标本。其中川西南组的在西康、雅安等采集的昆虫、鱼、鸟、兽，共计5300号。^[4]

中国西部科学院惠宇楼旧址新貌

1930年3月，卢作孚在北碚创办了峡区博物馆，这是中国西部科学院博物馆的最初形态。峡区博物馆募集资金800元，利用火焰山东岳庙旧有殿宇500多平方米，略加改建而成。陈列室对外展出少年义勇队学生采集的标本和各方征集而来的物品，包括动物、植物、西藏风物、卫生、煤炭等。峡区博物馆由“峡防局”（即北碚地方当局）拨款经营，随后设立饲养良种家禽的动物园等，也由峡区博物馆管理。中国西部科学院成立后，峡区博物馆在经过短期营运后即由峡防局拨交科学院办理，更名中国西部科学院博物馆。峡区博物馆并入中国西部科学院后，设有4个陈列室、1个动物园、1个剥制部，陈列有本国及南洋等处各类风物照片标本3490余件，饲有活体动物170余头，剥制及待制动物标本670件。陈列主要分为风俗、工业、矿产等几大类。到1935年先后搜集古物、工业品、边地风物、卫生、动植物以及各种禽兽标本分类陈列且初具规模。^[5]

侯江在《中国西部科学院研究》中说：“中国西部科学院生物研究所1931年至1935年间开展的较大规模调查就有20余次，足迹遍布西康、宝兴、松潘、西昌、峨边、马边、南川以及贵州、青海、云南等地。该所多次组织与静生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社、地质调查所等机构的联合考察。还与瑞典人郝满尔、美国人苏密斯（史密斯）、瑞典植物学家司密斯等合作考察青海昆虫、宝兴动物（重点是大熊猫），以及西康动植物等。”^[6]特别标明“考察宝兴动物，重点是大熊猫，以及西康动植物等”。朱珠在《卢作孚对中国科学文化事业所作贡献之管窥》中说，“中国西部科学院是中国最早研究大熊猫的科研单位”，1930年成立后，派出了更多的科学考察队或考察团，其中有“与美国人苏密斯合作到宝兴调查动物，重点是捕捉大熊猫”。^[7]

1933年年底至1934年年初，我国著名植物学家、时任中国西部科学院生物研究植物部主任俞德浚赴宝兴县开展植物标本采集与资源调查，写就《四川植物采集记》，其中第四部分为“花木满谷之宝兴”，共8000余字，而涉及宝兴县赶羊沟的内容约3000字，其中说道：“（赶羊沟的）大小鹿井位于峡谷中，林菁幽深，泉水清澈。初春季节，獐鹿三五，往来其间，冷杉林中则有金丝猴十数成群，攀援树上，若非敏捷之猎手，彼悠游山泉，终年度其安乐生活也。”^[8]

中国西部科学院植物部主任俞德浚先后两次到雅安采集标本，他撰写的《四川植物采集记》第四节的标题为“花木满谷之宝兴”（据《中国植物学杂志》1935年第1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