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3月11日，华西协合大学正式开学，分设文、理两科。理科设有生物学、化学、数学、物理学四个系。生物学系开设了无脊椎动物学、脊椎动物学、隐蕊花植物学、显蕊花植物学、胚胎学、物理学、化学、人种与人类学、生物进化论、生理学、解剖学、解剖实验、组织学、中文、英文、修身等。生物系对四川和华西的自然资源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研究，在40年间积累标本达3万多号，并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备的自然历史博物馆。^[14]

1939年6月，参加川康科考摄影的孙明经在雅安拍摄纪录片《西康一瞥》，其中有一段大熊猫的镜头，此为我国关于大熊猫的最早的视频。此外，他还拍摄了多张大熊猫的照片。《东方画刊》1939年第1卷第10期刊载了孙明经的熊猫图片，并附孙明经给主编的信

据《四川大学史稿（第四卷）》，华西协合大学建校后40年中，华大师生进行采集与研究而累积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标本，共达38 000多号，计分：哺乳类1389号、鸟类1554号、爬行类466号、两栖类1740号、鱼类949号、昆虫19 378号、地质矿物类945号、古生物349号、植物10 902号、无脊椎动物500号。上列标本以两栖类的质量居国内之首；其所藏华西两栖类标本的数量，在世界上也算最丰富的。鸟类标本中，鸣禽目占127号，其他各目占277号，共有品种240种，占全国鸟类分布数的八分之一。鳞翅目所含的华西蛾蝶标本、环形动物的华西陆生寡毛类标本各一套，且已订正其学名。馆内标本按鸟类哺乳类、冷血脊椎动物类、昆虫类植物类、地质矿物类进行陈列，井然有序。校内外人士来馆参观者，曾每年逾万，可见其在教学、科普和研究上的作用与影响，也反映了刘承钊、张明俊、方文培等的研究情况与成果。^[15]

华西协合大学丁克生博士与其饲养的大熊猫（孙明经1939年摄）

20世纪30年代，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存有或暂存有大熊猫标本是可能的。根据2017年7月26日《华西都市报》的《百年前成都人就喝上了鲜牛奶》，20世纪30年代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存有或暂存有大熊猫标，由张明俊采集。文中说道：“张明俊1894年出生在今四川新都斑竹园，18岁时进入华西大学当勤杂工，闲暇时给大学部清洗、制作各类动植物标本，挣点学费上中学。在此机缘下得到当时生物系教授丁克生等人赏识，把他推荐到华西大学生物系半工半读。张明俊深入川西和川西北高原考察动植物资源分布，在松潘、茂县、汶川、康定、雅安等地，采集到包括熊猫皮在内的各种动植物标本数千件。”^[16]

张明俊（1894—1976），生物学家。四川新繁（今新都）人。1924年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生物系。1929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生物系，1931年获硕士学位。曾任华西协合大学生物系主任、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重庆第三军医大学生物学教研室主任、教授。

1931年11月9日，国立成都大学、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是当时中国国内13所国立大学之一。1945年，英国伦敦动物园向国民党政府索要雌雄大熊猫一对，以两名留学生之费用作交换。国民党政府令四川省政府办理，省府则商同四川大学负责此事，川大决定由生物系讲师马德承办。马德旋即前往汶川县猎采，历经半年方获得一幼熊猫。马德，字骥群，达县石桥河人，时在四川大学生物系任教。1946年5月，马德将熊猫送往伦敦动物园，并接受奖学金在伦敦大学帝国学院进修两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回国，仍执教川大，以后升为副教授，著有《大熊猫》等书，是我国大熊猫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当时，英国提出捕捉两只大熊猫，给两个留学英国的名额，结果只捕捉到一只，故只有马德一人得到留学英国机会。《大刚报—汉口》（1946年12月1日第3版）有一短消息，内容为：“四川大学拟设一熊猫培养院，目前正在筹办中。”^[17]笔者推测，这一新闻与四川大学牵头捕捉赠英大熊猫有关，国立四川大学有获取更多熊猫，暂养后卖到国外，换取更多利益的冲动或意愿，即办“熊猫培养院”。

1939年，国立四川大学的标本采集员孙祥麟、李彩琪等先后到雅安（今雨城区）、天全等地采集到大量动植物标本。在《生物系采得大量动植物标本》一文中说道，李彩琪在讲师戴番晋指导下，“闻采得动植物，多属珍贵之品”。^[18]当年，孙祥麟、李彩琪等人是否收集大熊猫标本未见记载与报道，至少收集到大熊猫标本的可能性很小，因两人以采集植物标本为主。

成都解放后，华西协合大学于1951年10月被政府接管。到1951年10月，四川大学接办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有历代文物88 000余件，其中华西地区出土的30 000余件，含古物美术品、边民文物、西藏标本三大类。自然历史博物馆有标本38 000余件，其中两栖类居国内之首。医学博物标本2万余件。1952年，华西协合大学改建成四川医学院，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划归四川大学，更名为“四川大学历史博物馆”，院系调整时，除医学标本外全部调出。1984年，博物馆从历史系分出，正式命名为“四川大学博物馆”。博物馆先后经历了4次馆址迁移和藏品转移。2005年5月，四川大学博物馆新馆落成。

2019年8月，笔者托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兰利琼教授查询其学校动物标本馆，她委托学校标本馆的老师查询，得到的答复为：“目前学校有几具华西自然博物馆院系合并时转来的大熊猫标本，但无具体制作时间。”查阅《四川大学史稿》1至5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版）、《四川大学博物馆》（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发现边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研究》（中华书局2018年版）等相关资料，均未见有价值或更多可信的线索。

基于此，笔者推测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标本馆中有华西协合大学早年制作收集的大熊猫，至少有一具制作于20世纪30年代，具体是张明俊还是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或其他人采集制作，制作的年代、具体时间等详细信息，还需要考证，也许永远成谜，因为馆藏机构及其藏品经历多年多次的搬迁转移，相关资料可能不可恢复地消失。

【注释】

[1]《四川大学史稿》编审委员会.四川大学史稿（第四卷）[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3.

[2]《四川大学史稿》编审委员会.四川大学史稿（第四卷）[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9.

[3]周蜀蓉.发现边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6：15-16.

[4]周蜀蓉.发现边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6：16.(www.daowen.com)

[5]葛维汉.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概况[J].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1936，1（3）：11-16.

[6]苏珊·R.布朗，饶锦.在中国的文化人类学家和教士——大卫·克罗克特·葛维汉（上）[J].中华文化论坛，2001（03）：115-123.

[7]阿波.再谈熊猫之称谓[J].文史杂志，2003（2）：74.

[8]《四川大学史稿》编审委员会.四川大学史稿（第四卷）[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178.

[9]成恩元，易艾迪.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始末记[J].南方民族考古，2015（00）：193-230.

[10]姜鸿.科学、商业与政治：走向世界的中国大熊猫（1869—1948）[J].近代史研究，2021（1）：74-89，161.

[11]胡锦矗.追踪大熊猫的岁月[M].北京：海燕出版社，2016：17-18.

[12]姜鸿.科学、商业与政治：走向世界的中国大熊猫（1869—1948）[J].近代史研究，2021（1）：74-89，161.

[13]姜鸿.科学、商业与政治：走向世界的中国大熊猫（1869—1948）[J].近代史研究，2021（1）：74-89，161.

[14]《四川大学史稿》编审委员会.四川大学史稿（第四卷）[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178.

[15]《四川大学史稿》编审委员会.四川大学史稿（第四卷）[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181.

[16]李媛莉.百年前成都人就喝上了鲜牛奶[N].华西都市报，2015-09-23（10）.

[17]四川大学设熊猫培养院[N].大刚报—汉口，1946-12-01（3）.

[18]生物系采得大量动植物标本[J].国立四川大学校刊，1939（9/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