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苏珊·R.布朗著、饶锦译的《葛维汉小传》《在中国的文化人类学家和教士——大卫·克罗克特·葛维汉》等关于葛维汉的传记和记叙，笔者整理了葛维汉在中国的简历：

葛维汉虽然是传教士，但他的主要活动在学术方面。他1911年来华，1913年抵川，直到1948年从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退休返国。其间除短期回国述职和进修之外，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38年，其中36年在四川度过。在行内人眼里，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四川通”，成为中国西部原住民研究的专家，并且帮助很多中国人社区和边疆地区保护并记录了他们的宗教、庙宇和风俗习惯等。

葛维汉是美国文化人类学会、美国民俗协会、远东研究所成员和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成员，也是美国纽约动物学会终身会员。他对四川的民俗学、宗教学、生物学等方面做过不少研究，多次赴四川的藏族、彝族、羌族和苗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尤其对羌、苗等族的研究多有建树。

1918年，葛维汉返回美国，进入芝加哥大学史密斯索尼学院学习，1920年获得宗教心理学硕士学位。他收获学位的同时，获得丰厚的经济支援。学院决定支持他在中国搜集自然、历史标本，时间为20年。有强有力的后盾，葛维汉返回中国，开始考察探险之旅。他先后在雅安、乐山、宜宾、甘孜、凉山、阿坝等地进行考察，收集动植物标本、少数民族工艺品、历史文物等。

1928年，凭借论文《四川省的宗教》，他获得了博士学位。1930年，他再次返回美国到芝加哥大学学习文化人类学。1931年，为褒扬他在自然史方面的收藏和人类学方面的研究，惠特曼学院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学位。1928年6月，葛维汉还在雅安采集到横斑锦蛇模式标本。横斑锦蛇与大熊猫同域分布，比大熊猫数量更稀少，目前仅发现30余条，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蛇”“蛇界大熊猫”。雅安以雅女、雅雨、雅鱼“三雅”著称，横斑锦蛇花纹美丽，性情温和，被赋予“雅女蛇”绰号。

1931年，葛维汉被任命为美国国家博物馆合作者，并再次受聘于成都的美国浸礼教会差会。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开创于1914年，是中国近代最早成立的博物馆之一，亦是中国西部第一座博物馆，在中国近代博物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的开创时期，葛维汉参与了大量馆藏文物的收集整理，不少藏品都是他收集回来的。

1931年前后，葛维汉参与推动广汉三星堆遗址的挖掘与保护，参与和主持广汉三星堆的首次考古发掘，揭开了“三星堆文化”发现与研究的序幕，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由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珍藏。他还整理《汉州发掘简报》，这是历史上第一份有关广汉古蜀文明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在文中，他写道：“在四川古墓中发现的器物，大约为公元前1000年的时期，其先见卓识，令人惊讶与感叹！”

葛维汉镜头下的穆坪镇（今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城）（葛维汉1929年拍摄）

从1932年至1948年退休，葛维汉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兼任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教授，1948年退休返回故乡美国，定居科罗拉多州，当上了以笔为生的作家，用从中国搜集的丰富材料进行写作，出版了《川苗的歌曲和故事》《羌族的习俗和宗教》等书，让美国人了解了与他们想象中不一样的中国风土人情。他强调：对于科学家而言，华西是一个最有趣的地区，这里有超过2000年的历史古迹、雕刻、墓碑。博物学家在此发现超过欧美地区同一纬度植物种类50%的植物。而且新的鸟类、昆虫新种在不断被发现。故他主张博物馆要发展成为一个生物、地学、植物、牙科、医学博物馆及大的综合性博物馆。

在终身的搜集活动中，葛维汉给史密斯索尼学院一共送去了4万余件标本，其中250余个新物种和新亚种，29个以他的名字命名。葛维汉抓住了两只大熊猫并将他们作为中国政府送给美国的礼物送到布朗克斯动物园。他还负责抓住了一只大熊猫，送到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上展出。1928年至1929年，葛维汉在西昌、宝兴县等地进行收集活动中，首次收集到了一张大熊猫皮。^[6]姜鸿在《科学、商业与政治：走向世界的中国大熊猫（1869—1948）》中说：“罗斯福兄弟当年为了买到大熊猫皮，开价50元（墨西哥银圆）购买一张熊猫皮，致使稍后进入四川穆坪，为美国史密森尼学会采集标本的葛维汉只能低价买到残次品。”

民国时期教育部关于华西大学拟运白熊出境的电令（原载《国立四川大学周刊》1938年第6卷第31期）(www.daowen.com)

阿波先生在《文史杂志》2001年第1期上刊发《竹箭与熊猫》后，收到一封未署名和留下联系地址的先生的信，探讨大熊猫的名称并提供资料。这位先生在信中说：“此兽（熊猫）于原华西协合大学事务所办公楼二楼礼堂北侧生物标本馆中，标称‘猫熊—熊猫（Panda）’。”这是先生1932年亲眼所见。标笺文字说明，熊猫的学名非“右写左读”，而是两名俱在，这就更正了传闻的错误。^[7]

《四川大学史稿（第四卷）》说，华西大学对大熊猫早有研究，20世纪30年代学校就存有大熊猫标本。^[8]金开泰的《厚重的印迹——老华西评述》也说，博物馆还搜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30年代就存有熊猫的标本，以藏文“潘达”命名，1941年中国送给美国的熊猫，就是经华西协合大学送去的。成恩元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始末记》中说，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与美国史密斯索尼学院建立了考古等方面的合作，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合作，提供标本及调查所得资料，交换刊物等，如葛维汉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等机构提供了生物标本4万余件。但有些标本是华西大学博物馆与国外机构合作或交换、赠予的，如1937年，华西大学接收（受）博物馆委员会之建议，准葛维汉博士继续收集标本寄送美国国家博物馆。^[9]

民国时期，饲养在华西协合大学的熊猫

姜鸿认为，20世纪30年代，外国人之所以选择到四川西部捕捉大熊猫，主要因素有三：一是“九一八”事变后西南地区战略地位不断提升，内河航运条件亦随之改善，外国人可以乘船直抵大熊猫产区附近。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外国人还可通过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运输大熊猫。二是华西协合大学作为大熊猫的暂养基地，成为运输的中转站。三是随着国民政府经营西南力度增强，外国人在该区域考察时的安全也得到保障。^[10]

胡锦矗在《追踪大熊猫的岁月》中说，英国人丹吉尔·史密斯（T.Smith）与当地的地方官员和猎人都很熟悉，前后共收购活体大熊猫12只，运出国的就有6只。他所收购的大熊猫都人工喂养在华西大学传教士葛维汉在成都的家中。葛维汉的家曾经一度成了一个动物园，每天川流不息的人，包括四川、福建和陕西各地的官员前去观光。当时华西协合大学之所以成为大熊猫及其皮张运往国外的中转站，是受到曾到草坡去过的迪安·塞奇的启发。1938年3月，葛维汉以纽约动物学会理事身份，向纽约大学是次宁安教授建议，与华西大学合作。他说，这样对双方都有利。华西大学地处动物园最丰富的地域边缘，有训练有素的采集员，还与中央政府关系密切，容易向国外输出标本。华西大学可以从纽约大学那里获得刊物、书籍、仪器、电影胶片、幻灯片等作为报答。因此，以后到美国纽约动物园的“潘多拉”“潘”“宝贝”“潘弟”“潘达”等6只大熊猫，都是走这种关系运去的。这些熊猫除外“潘多拉”是在与卧龙毗邻的灌县获得的，都来自草坡。另外通过华西大学的传教士，至少还运到美国15张毛皮及骨头。^[11]

而据姜鸿的《科学、商业与政治：走向世界的中国大熊猫（1869—1948）》中的统计，葛维汉1929—1934年向美国国家博物馆提供了20具大熊猫标本^[12]，应该是向西方国家提供大熊猫标本最多的人。

通讯《华西坝看熊猫》（原载《一四七画报》1946年第7卷第8期）

如此看来，葛维汉先后获得过不少大熊猫标本、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存有或暂存有大熊猫标本是可能的，但数量不详。葛维汉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等机构提供的4万余件生物标本中，笔者推测，鉴于大熊猫标本的珍贵稀有，外国研究机构和博物馆渴望得到，即便葛维汉不主动提供，以示好和换取支持，美国大学、科研机构、博物馆也会主动索要。姜鸿在《科学、商业与政治：走向世界的中国大熊猫（1869—1948）》中的以下记述可以佐证：“（大熊猫标本与活体）售卖活动也可能在科技合作名义下进行。大熊猫在芝加哥引发观赏热潮，这让纽约动物学会坚定了投资大熊猫的信心，当时史密斯有几只大熊猫待售，但因价格问题交易最终没能达成。纽约动物学会遂将目光投向华西协合大学。此时的纽约动物学会理事塞奇向华西协合大学提议，由纽约大学向华西协合大学提供教学材料和科研器材，后者帮助采集川西地区的动物标本。该协议的主要目的是获取大熊猫。塞奇在信中写道，他们首先想得到的是1只活的大熊猫幼崽，‘如果可能，最好是一对，一雄一雌’。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由此得到了大熊猫‘潘多拉’和‘潘’。”^[13]

估计由于葛维汉及华西协合大学获取的大熊猫标本较多，因教学实习和研究展示的需要，部分留存在了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毕竟他是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为丰富收藏品供展示、研究付出巨大心血和情感，在向美国国家博物馆提供20具大熊猫标本、为美国其他机构提供多只活体大熊猫的同时，为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留下几具大熊猫标本也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