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大多数神学家认为，神存在于自然之中，自然法则和神的理性是同一的，对自然的科学研究与探索，有利于清楚地认识上帝和人类本身。华西协合大学首任校长毕启亦说：“由于冰川运动在美洲大陆和欧洲毁灭了很多植物和动物，我们只能从发现的化石中知道它们。而在华西则是完全不同的历史，西北高山和横断山脉使这个地区具有亚热带的气候，既有很潮湿的地方，也有相当干燥之处，谷深山高使各种动植物能生存下来，这在地球上是个非凡的地方，是研究动植物和人种学等的宝库。”创办者的卓识远见与崇尚科学的态度，让大学一开始就沿着既注重培养人才，亦倡导科学研究的方向发展，教学与科研同步进行。由于大学地处华西，在科学研究方面尤其关注华西人文、自然、科学及医学等领域。[3]
1925年，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康藏地区考察团在考察途中（葛维汉拍摄，据《发现边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研究》）
校长毕启不仅期望大学拥有博物馆，而且也期望“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应该成为世界上研究华西地区汉族和非汉族的最好的博物馆”。毕启校长的态度，对传教士、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美国传教士戴谦和说：“川康、打箭炉、巴塘、西藏地区有特殊物种，与非洲未知地区比较，值得去探险，包括峨眉山……值得研究的有地质学、矿物学、动植物、农业、水利灌溉、人类学、部落风俗、民间传说、历史、陶瓷或建筑，同样可以做中药、中国森林、竹产品、中国灯具、雕版印刷、拓片研究。”[4]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14年华西协合大学理事会同意筹建一座大学博物馆，并决定由理学院教授戴谦和“收集有科学价值的物品”。在校长毕启“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应该成为世界上研究华西地区汉族和非汉族的最好的博物馆”“博物馆应当成为世界上研究华西文明的最好的研究机构”的倡导下，1914年，戴谦和等在四川首创建立博物部，开中国高校博物馆的先河，是中国近代最早成立的博物馆之一，亦是中国西部第一座博物馆。
戴谦和承担馆内收藏、陈列、展览、研究等工作。他取得了英国传教士、汉学家、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陶然士（T.Torrance），澳大利亚传教士、探险家、地学家、藏学家，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叶长青等人的支持，接收了他们的捐赠。叶氏捐给博物馆各式史前石器多达数百件。1919年，为发挥大学博物馆“第二课堂”功能，博物馆举办馆藏文物首展。1922年，以莫尔思为代表的传教士组成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以研究华西地区的政治、人文、风俗和环境为宗旨，定期组织师生到华西地区考察，收集各类文物和标本。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向国内外发行出版的《华西边疆学会杂志》，被外国人称为无价之宝。1924年2月，学会执委会包冉（H.D.Brown）、葛维汉与校长毕启达成学会与大学博物馆和图书馆合作。1924年，学会首次在华大博物馆举办汉藏边疆文物展。
1928年，美国人赖孟德、哈佛燕京学社提供经费的懋德堂落成，作为图书馆和博物馆用房，开启了华大博物馆与哈佛燕京博物馆的合作。与此同时，华西协合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中国燕京、岭南、金陵、齐鲁、福建协和6所教会大学获得霍尔基金资助，用于知名教授薪金、图书和古物收购、出版费用及奖学金等项目。1932年，正式建立华西大学博物馆后，经戴谦和推荐，葛维汉任馆长。(www.daowen.com)
葛维汉13次到四川的藏族、彝族、苗族、羌族等地区进行考察，目的是保存这些资料。在长达20年里，他对少数民族的文物进行了系统的收集、整理、研究，为当时中国政府提供了制定部落民族政策的基础资料。他还主持四川一些汉墓、唐宋邛窑、琉璃厂窑的发掘，充实了华西协合大学的博物馆。此外，他还对周围的乡村和城镇进行系统的考察，特别是寺庙中供奉的神灵和他们的法力，在长达4页的目录中列举了171尊神像及其简介。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上，葛维汉一共发表了55篇论文，为华西的人类学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
在美国哈佛皮特第博物馆和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的影响下，葛维汉在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馆藏目录，展示了藏族的神龛、铁器、铜器，唐代的石刻、陶片，清朝的刺绣，边民的器物，苗人的挑花和中国其他的工艺品，数以千计的展品，使一个活生生的文化在一个特定文化背景下伴有解释地展示出来。他自豪地说：“在喇嘛们的帮助下，包括三个镀金玻璃花瓶在内的博物馆的一大部分都是按照黄教神龛或寺庙来布置的，其中不乏稀有和珍贵的圣物——也许在任何这类博物馆中都属惟一的。”葛维汉的搜集和展示，使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在中国高等学校中无疑是开了先河。
毕启1934年在边疆研究杂志上撰文说：大学的考古、自然历史和医学—牙科三个博物馆共藏有53 000件藏品。其中11 600件藏品属于考古博物馆，集中地代表了中国西部和边疆土著民族丰富的文化历史。
葛维汉撰写的《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概况》（原载《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1936年第1卷第3期）
葛维汉1936年在《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概况》中说：“自然历史博物馆，曾于民国二十二年购得傅文博牧师二十余年来采集所得之鳞翅类标本四千余件，分贮于二大木柜之内，每件均有审定之学名。鸟类标本则多为嘉定孔牧师及其它西人所采集。”在此文中，葛维汉专门列举标本种类数量，动物标本累计9521件，其中哺乳共56件，哺乳动物全形骨骼53件，头骨37件。[5]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