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封建的闭关自守状态被打破，西方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在通商口岸进行传教活动的权力。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传教士获得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办学、置产和建设传教建筑物等特权。四川虽僻处西南边陲，但与世界隔绝的状态逐渐被打破，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觊觎四川这个中国最大的、人口最多的、最富饶的、最具有战略意义的省份，来自欧美各国的外交官、冒险家、传教士等纷纷涌入四川、进驻成都。”在此背景下，在华的基督教各差会传教士纷纷前往华西地区传教和建立教会。

西方人的“探险记”“游历录”引起了世界对四川更多的关注，他们发现这里的土地和河流还没有被勘测、丈量，这里的许多动物（如大熊猫，传教士用藏文“潘达”来命名这一珍稀动物）、植物（如水杉、珙桐）欧洲的书本中没有记载，这里边疆的少数民族给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极好的材料……在传教士李德良（R.O.Jolliffe）的笔端，四川的绚丽多姿令人陶醉：“湍急的河流，激动人心的高山峡谷，终年积雪的山巅，生长着热带植物的灼热高原，红色的猩猩木和棕糊树……这块土地上有熊猫和麝獐。喇嘛教的寺庙和分散各地的布道点。在远远的地平线上，茶树散发芳香，珍稀的药用植物满山遍野，蚕丝、皮毛和桐油都是这里的特产。”^[1]

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里，基督教传教士们便开始向四川这个“天府之国”艰难跋涉，一批又一批怀着实现“中华归主”梦想的西方传教士涌入四川，英国内地会最先抢滩四川，美国的美以美会、浸礼会，英国的公谊会、圣公会，加拿大的英美会等接踵而至，在成都、乐山、三台、阆中、雅安等城市，甚至在打箭炉、巴塘、里塘、炉霍等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也建起了教堂，兴办教会学校与医院。

华西协合大学校门（据《四川大学史稿（第四卷）》）

1899年1月，为适应传教活动的迅速发展，协调各基督教差会的关系，云贵川的部分差会在重庆召开了华西传教士大会，到会代表16人，代表内地会、美以美会、公谊会、浸礼会、英美会、英行教会、英伦教会7个差会，以及美国圣经会、英国圣经会、苏格兰圣经会3个圣经会。此次会议评估了整个形势，并且以仁爱的精神将各差会联合起来，为“上帝国”实现于华西而努力奋斗。会议订立了“睦谊协定”，划分了各差会的传教领域，成都、重庆为公共传教区，并且更进一步确定了差会之间相互协作的精神。会议决定成立华西顾问部（Advisory Board for West China，又称顾问会），协调各差会的传教工作。顾问部下设成都、重庆、云南与贵州4个分会。顾问部每年开会一次，各差会派人参加，商议互助事宜。

伴随着外国传教士的日益增多，基督教在华西的传教事业蒸蒸日上。传教士试图通过办学、行医、做慈善的方式传播宗教，达到引人归主的目的。(www.daowen.com)

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和图书馆，又名懋德堂（据《四川大学史稿（第四卷）》）

华西协合大学是由美、英、加三国基督教会的五个差会，即最初参与的美以美会、浸礼会、英美会、公谊会和1918年加入的圣公会联合创办的，故称“协合”。前四差会负责人于1904年商谈，拟定了创办“华西协合大学”的计划草案。1905年4月29日，华西各差会顾问部讨论通过了计划草案。同年11月，顾问部决定成立“华西协合大学临时管理部”负责筹建工作。1908年10月正式拟订了“华西成都基督教大学筹办方案”。该方案共五章，分别对办学宗旨、校名、联合基础、财政和联合学院做了若干规定，为了大学能招得质量合格的学生，于1909年开办了附属“华西协合中学”。^[2]

1938年7月，华西协合大学生物系在雅安采集到红豆杉标本（据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

学校选址定在四川政治文化中心成都，随即在城南购置土地，建筑校舍。这里土地平旷，北傍锦江，风景清雅，由于华西协合大学的兴建，便有了“华西坝”的称谓。1910年3月11日，华西协合大学举行了开学典礼，初设文、理两科。毕启（Joseph Beech）出任校长。毕启在四川省当局和国民政府募得大洋万元（袁世凯捐资4000大洋），建校后在各方共募得资金400多万美元。学校采用当时牛津和多伦多大学的办学模式，目标是建成一所规模宏大、科学完备的高等学府。华西协合大学的教师大多来自英国剑桥、牛津，加拿大多伦多，美国哈佛、耶鲁等院校。学校也聘请前清优贡、举人、进士、翰林等作为国学教员。学校设立文学院、理学院、医牙学院，大学管理以“协合”为原则，管理体制仿牛津、剑桥，课程设置按哈佛体系。1912年，在加拿大、美国、英国分别举办了华西协合大学舍建筑设计大赛，英国建筑大师弗烈特·荣杜易设计了华西坝建筑群。1920年，开始向少数优秀毕业生同时授予华西协合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24年，开始招收女学生，成为四川女子高等教育的开端，也率先在西部实现了男女合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