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大熊猫标本:亚洲文会博物院的珍藏

大熊猫标本:亚洲文会博物院的珍藏

时间:2023-11-2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亚洲文会的另一具大熊猫标本为幼年大熊猫皮张充填标本,由杨帝霖与露丝在汶川县采集制作。1952年,亚洲文会博物院遗留在中国的标本、藏品由上海市军管会接收,成为上海自然博物馆的藏品。1956年,在震旦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院的基础上,上海自然博物馆正式成立。历经百年沧桑、战火洗礼,幸运的是亚洲文会博物院20世纪30年代展出的大熊猫标本可能是中国境内最“年长”的大熊猫标本,且依然留在上海自然博物馆。

大熊猫标本:亚洲文会博物院的珍藏

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亚洲文会图书馆与博物院于1941年暂时关闭。部分所藏标本文物、图书被转移出中国,又有一部分被劫掠至日本。抗战胜利后,亚洲文会博物院才恢复工作,但没有什么大的发展。

上海自然博物馆发布的视频《一起发现上海自然博物馆里的百年大熊猫》,亚洲文会博物院有2个大熊猫的皮张充填标本、4个大熊猫头骨标本。除前述1933年前后杨帝泽捐赠大熊猫标本给亚洲文会博物院外,杨帝泽之弟杨帝霖后来也向亚洲文会博物院提供了一具大熊猫标本。1937年《天津商报每日画刊》刊载了《名闻世界白熊标本》,此文附了一张大熊猫和竹子的图片,文中说杨帝霖侨生美洲,1937年8月下旬进入四川汶川县捕获白熊(大熊猫)两头,一头赠予中央研究院,另一头制作成标本藏于家中待售,云每件价值在二千美金左右。[30]罗桂环在《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中说:“杨杰克(杨帝泽)于1933年带几个西方人在贡嘎山探险时,曾收集了一些动物标本。按国民政府当时的有关规定,部分标本送交中央研究院自然博物馆,另一部分送到美国的纽约自然博物馆,还有的送给亚洲文会的上海自然博物馆。后者陈列的大熊猫标本和扭角羚的标本即为其所送。他也收集过一些植物标本。”[31]

据《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1940年上海别发洋行出版),1938年,最早将大熊猫运回美国的露丝小姐与其助手杨帝霖向亚洲文会博物院赠送了一只幼年的大熊猫标本。1936年至1938年,杨帝霖三次陪同美国的哈克尼斯遗孀露丝到四川西部汶川县,除捕捉大熊猫“苏琳”“妹妹”运回美国外,他们还猎杀了多只大熊猫。亚洲文会的另一具大熊猫标本为幼年大熊猫皮张充填标本,由杨帝霖与露丝在汶川县采集制作。

杨帝霖和露丝送给英国亚洲文会的大熊猫标本(原载上海别发洋行1940出版的《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

从相关资料来看,美籍华人杨氏兄弟靠获取标本,或给到中国采集动物标本的西方人当助手与向导谋利生存,免费向属于英国的亚洲文会赠送珍贵、值钱的大熊猫标本的可能性不大,倒像是“有偿赠送”,双方默契地用“赠送”淡化金钱交易,不给外界、媒体留下赤裸裸的金钱交易的口实。

1952年,亚洲文会博物院遗留在中国的标本、藏品由上海市军管会接收,成为上海自然博物馆的藏品。1937年11月日本军队占领上海后,大肆掠夺我国的文物,记载中亚洲文会博物院的两具大熊猫标本被日本人掠夺了,被转移出国了吗?

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868年由法国天主教神父韩伯禄创立的徐家汇博物院(中国最早的博物馆,1933年更名为震旦博物院)及1874年由英国人办的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院(隶属于大英博物馆皇家学会,解放后改名为上海博物院)。1956年,在震旦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院的基础上,上海自然博物馆正式成立。2001年,上海自然博物馆撤销建制,归并入上海科技馆。上海自然博物馆新馆项目于2007年正式立项,总投资13亿元,2009年6月26日破土动工,2015年二季度对外开放。上海自然博物馆拥有29万余件藏品,包括来自华东地区乃至全国及世界各地的自然界和人类历史遗物,分别隶属于植物、动物、古生物地质人文五大类,其中植物标本15万余件,哺乳动物标本4000余件,鱼类、鸟类、两栖爬行类各1万余件,昆虫标本近3.3万件,其他无脊椎标本5万余件,地质标本5000余件,古生物8000余件,人文民俗类3500余件。

历经百年沧桑、战火洗礼,幸运的是亚洲文会博物院20世纪30年代展出的大熊猫标本可能是中国境内最“年长”的大熊猫标本,且依然留在上海自然博物馆。国内首次展出大熊猫标本近百年后,存留于书刊、上海人记忆深处的经典场景再次被复原再现。2018年7月17日至10月21日,上海科技馆(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联合推出的特展“世纪典藏——上海博物溯源”在上海历史博物馆免费展出。展览精心选取了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院曾经收藏的具有代表性的兽类标本83件、人类学标本7类、文献图书资料17本进行展示,并选取了文物旧藏以及与其类似的古代艺术品共计44件。这些珍贵的藏品印证了上海拥有中国最早的博物馆的事实,观众可以一览当时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院的收藏研究概况。在展览现场,观众看到大熊猫、羚牛、西藏棕熊、岩羊和獐的五个复原生态景箱,所用动物均是当年的景箱所用的动物标本。仿当年展出场景制作的大熊猫、小熊猫景箱,最引人注目的是展出的标本仍然是20世纪20—30年代陈列展出过的大熊猫标本、小熊猫标本。据上海自然博物馆策展人黄骥介绍,此次展览他们按照当年原样复原了大熊猫、羚牛、西藏棕熊、岩羊和獐的五个生态景箱,所用动物均是当年的景箱所用的动物标本[32],而且,大熊猫标本为中国收藏最早的大熊猫标本。[33]

2018年,仿上海博物院20世纪30年代场景展出大熊猫和小熊猫标本(据看看新闻网)

新闻报道《中国最早博物馆诞生在上海》说,上海博物馆原副馆长、研究馆员陈克伦介绍,1952年亚洲文会藏品移交上海市文化局调拨,在处理时丢失了原文物标签,使得哪些文物来自亚洲文会没有了依据。此次在寻找藏品时,只能根据当年亚洲文会的杂志图片来寻找。[34]可能基于这样的原因,笔者向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周保春、黄骥等人求证此具大熊猫标本的详细采集地点、制作人、制作时间,均没有结果。

查阅2018年上海媒体展览的报道,对于当年展览的大熊猫标本的采集制作时间有两种说法。一如《浦东时报》所说:“大熊猫生态景箱中的标本为美籍华人杨帝霖于1932年,在一次中国西南探险后捐赠于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院。当时,博物院的名誉院长苏柯仁亲自设计了大熊猫生态景箱,并绘制了一幅水粉画刊登在《科学与艺术》杂志上。1933年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院重新开馆时,此景箱引起了观众强烈的兴趣,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35]

二如看看新闻网所说:“在展览现场,观众可以看到大熊猫、羚牛、西藏棕熊、岩羊和獐的五个复原生态景箱,所用动物均是当年的景箱所用的动物标本。其中,有世界上最早的白鳍豚完整的骨骼标本和一副下颚标本,这两件标本采集于1910年之前。1871年的金钱豹标本是中国最早的兽类标本。而中国收藏最早的大熊猫标本则采集于1924年。”[36]

1932年12月,苏柯仁在其主编的《中国杂志》上撰文说:“1869年,传教士兼博物学家阿尔芒·戴维就在穆坪首次获得了一只大熊猫,而戴维的这只熊猫标本目前也位于巴黎博物馆内。在英国伦敦,南肯辛顿自然历史博物馆也可以看到很多的熊猫标本,而许多其他的熊猫标本则保存在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内。上海皇家亚洲博物馆则有一个熊猫的头骨,但目前也没有熊猫的皮张标本。”[37]

英国博物学家苏柯仁是文会的会员,1936—1941年任亚洲文会会长,1923—1941任亚洲文会博物院院长,后创办《中国杂志》并亲自担任主笔,从其1932年至1938年发表在《中国杂志》上的稿件可看出,亚洲文会博物院最早展出的大熊猫皮张姿态标本为1933年,由美籍华人杨帝泽于1932年在四川西部采集,后被捐赠给了亚洲文会博物院,1933年即被制作成姿态标本,放置于第36号玻璃柜中展出。

据此可以看出,在1932年前,上海博物院还没有大熊猫皮张标本,“看看新闻”关于“而中国收藏最早的大熊猫标本则采集于1924年”之说是错误的,可能源于“1924年,亚洲文会博物院开始以生态景箱形式陈列采集到的动物标本”[38]的一种误读。查阅相关文献,1924年亚洲文会博物院虽然以生态景箱形式陈列动物标本,但无大熊猫皮张标本的记录记载。

前述苏柯仁在1932年后的多篇图文稿件,均肯定亚洲文会博物院是1932年后才拥有大熊猫皮张充填标本的。当然,还有一种可能,1924年上海博物院收藏或展出的只是大熊猫的头骨标本,至少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大熊猫标本,或公众与媒体理解意义上的大熊猫标本,即大熊猫皮张充填标本。

2018年,上海“世纪典藏——上海博物溯源”特展上,仿上海博物院生态景箱展出一具幼年大熊猫标本(孙乐琦 摄影

综上所述,在1932年前,上海博物院还没有大熊猫皮张标本,但有大熊猫头骨标本。1933年前后,探险家杨帝泽、雅安仁德医院院长柯培德、美国人阿瑟·埃蒙斯三世捐赠一具大熊猫皮张充填标本给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院,1933年11月此具大熊猫标本在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院新馆展出,这是上海博物院最早陈列的大熊猫皮张标本。此具大熊猫皮张标本是目前可考的我国境内收藏时间最长的大熊猫皮张标本,标本的采集地为雅安市,且由杨帝泽于1932年西康探险之旅时亲手猎杀制作的可能性大。1938年,亚洲文会又获得一具幼年大熊猫皮张充填标本,此具标本由杨帝霖与露丝在汶川县采集制作。至于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院1932年收藏的大熊猫头骨标本,具体的采集制作时间、采集人、采集地点等信息,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注释】

[1]王毅.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166-167.

[2]胡锦矗.大熊猫传奇[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14.

[3]许旸.92岁《中国杂志》影印出版,被评“人文和自然资料宝库”[N].文汇报,2015-09-23.

[4]苏珊·R.布朗,饶锦.在中国的文化人类学家和教士——大卫·克罗克特·葛维汉(上)[J].中华文化论坛,2001(03):115-123.

[5]姜鸿.科学、商业政治:走向世界的中国大熊猫(1869—1948)[J].近代史研究,2021(1):74-89,161.

[6]孙前.大熊猫文化笔记[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9:88-89.

[7]罗桂环.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220-236.

[8]张小澜.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溯源[J].上海:上海科技馆馆刊,2009,1(1):61-64.

[9]王毅.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69-71.

[10]苏柯仁(苏阿德).中国博物学:上海博物院指南[M].戚铭远,译.上海:亚洲文会华北支会,1937:58-59.(www.daowen.com)

[11]周建人.哺乳动物图谱[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34-35.

[12]本刊编辑部.皇家亚洲文会博物院开幕[J].中国科学,1933,19(6):277-279.

[13]苏柯仁.中国博物学:上海博物院指南[M].戚铭远,译.上海:亚洲文会华北支会,1937:58-59.

[14]唐伯友,任竞.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抗战档案分类研究——基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抗战档案典藏现状的调查[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4(01):11-22.

[15]周蜀蓉.发现边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8:309.

[16]向玉成,肖萍.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外国会员的康区游历考察及其影响[J].青海民族研究,2015,26(04):8-14.

[17]冯炎.四川省雅安地区的蚊类及其传病的研究[J].医学动物防治,1991,7(1):60-61.

[18]姜鸿.科学、商业与政治:走向世界的中国大熊猫(1869—1948)[J].近代史研究,2021(1):74-89,161.

[19]张小澜.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溯源[J].上海科技馆馆刊,2009,1(1):61-64.

[20]山风.“标本唐”:一个家族的百年传奇[EB/OL].https://www.xzbu.com/1/view-158475.htm.

[21]王毅.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61-63.

[22]上海博物院展览珍奇动物[N].申报,1935-04-25(9).

[23]Radium(重庆大学飞鸟登山协会).贡嘎山早期探险考察史,领略前人的执着与情怀![EB/OL].http://www.360doc.com/content/20/0110/15/68279916_885 420311.shtml.

[24]高富华.大熊猫史话[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9:116-117.

[25]王毅.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61-63.

[26]苏柯仁.诱捕大熊猫[J].中国杂志,1938,28(5):251-254.

[27]本刊编辑部.杨帝泽从西康返沪[J].中国杂志,1933,18(6):346.

[28]杨帝泽.华西探险[J].中国杂志,1934,22(2):88.

[29]少君,少萍.“美女”与熊猫[M].四川: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38-39.

[30]名闻世界白熊标本(照片)[J].天津商报每日画刊,1937,22(12):2.

[31]罗桂环.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259-260.

[32]中国最早博物馆诞生在上海:看140多年前的上海博物院[EB/OL].澎湃新闻,2018-07-17.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06194641296019595&wfr=spide r&for=pc.

[33]追溯中国最早博物馆历史 上海三家展馆联展百件珍贵藏品[EB/OL].中新网,2018-07-16.http://www.chinanews.com/sh/2018/07-16/8568804.shtml.

[34]钟菡.中国最早博物馆诞生在上海[N].解放日报,2018-07-17(3).

[35]吴燕.沪上三大博物馆联袂呈现151件“世纪典藏”展品穿越百年 再现中国最早博物馆[N].浦东时报,2018-07-26(11).

[36]这里有1871年的金钱豹标本 比记忆更遥远的景箱[EB/OL].看看新闻网,2018-07-16.http://mini.eastday.com/a/180716203331303.html.

[37]苏柯仁.大熊猫或是猫熊?[J].中国杂志,1932,17(6):296.

[38]王毅.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6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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