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华人杨帝泽（1910—2000）和他的弟弟杨帝霖都是探险、狩猎爱好者。1928—1929年，杨帝泽随小西奥多·罗斯福和克米特·罗斯福两兄弟一同进入雅安狩猎大熊猫成功后，他便开始了自己的探险考察生涯，曾多次跟随多支探险队、狩猎队到四川捕捉大熊猫。

根据《贡嘎山早期探险考察史，领略前人的执着与情怀！》^[23]等资料，1932年6月，来自美国的登山家泰里斯·穆尔（Terris Moore），同美国青年理查德·布尔萨尔（Richard L.Burdsall）和阿瑟·埃蒙斯三世（Arthur B.Emmons，3rd.）、美籍华人杨帝泽（Jack Theodore Young）四人组成西康探险队（Sikong Expedition）。他们从上海出发，乘上汽船“宜昌号”到重庆，改陆路抵达乐山，再经雅安前往康定攀登贡嘎山，并将大本营设在雅安。10月28日，穆尔与布尔萨尔一同登上了贡嘎峰顶，这是那个时代人类能站上的海拔第二高峰。他们的考察目标有三个：第一，对贡嘎山主峰和临近山峰进行精确测量；第二，侦查山体，寻找登山路线并尝试进行首次攀登；第三，采集当地的一些动植物标本，特别是鸟类和大型猎物。

穆尔等人完成了贡嘎山首次登顶，在下山的时候，埃蒙斯感到脚痛难忍，这才发现，他的脚已经冻伤了。艰难地走到康定后，杨帝泽立即发电报到雅安，与仁德医院（雅安市人民医院前身，美国基督教浸礼会派传教士柯理思于1904年创办）的柯培德联系，请他安排医生立即到康定急救。柯培德为美国基督教浸礼会传教士、医生，此期间可能担任仁德医院院长。柯培德放下其他工作，马上从雅安赶到康定。从雅安到康定，最快也要3天。柯培德赶到康定后，立即为埃蒙斯检查治疗。由于康定医疗条件较差，无法做手术，再经过8天的行程，他们将埃蒙斯转移到了雅安，在仁德医院接受治疗，住院一个月。由于冻伤时间过长，他的脚趾全部被切除。从康定到雅安后，他们把行李和标本装上一条竹筏，经青衣江到乐山，再坐船返回上海，一部分标本赠送给了南京中央研究院，另一部分带回美国，结束了这次往返经过雅安的“西康探险队”的工作。^[24]

2012年，柯培德在雅安城区张家山的旧居列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

苏柯仁在1934年1月号上撰文《中国探险家从美国返回》：“杨帝泽先生是一位出生火奴鲁鲁（檀香山）的美籍华人，他曾经随罗斯福兄弟探险队进入川西地区搜索大熊猫，后来又加入了西康探险队，随探险队去攀登川藏边境最高的贡嘎山（最后登顶的有两人，包括：泰里斯·摩尔和理查德·布尔萨尔）……我们可能还记得，杨先生在完成了西康登山探险队后，他自己也进行了一次探险，捕获了许多有趣的动物。在他回到上海的时候，他还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院一套完整的大熊猫标本（Aeluropus melanoleucus，命名者：阿尔封斯·米勒·爱德华兹），并在捐赠人名单上写了自己，西康探险队的A.B.爱蒙斯先生和川西雅州的R.L.克鲁克博士。这只熊猫标本当前被装在博物馆的一个玻璃柜里面，人们也可以去博物馆看到它。”^[25]

苏柯仁在《诱捕大熊猫》中则说：“我们这里也该提及一下1932年所谓的西康探险队。这支探险队是由一群年轻的美国登山者组成的，他们的目的是要征服藏东和汉藏边境地区最高的山峰——贡嘎山。后来，小队中的成员泰里斯·摩尔先生（Terris Moore）和理查德·布尔萨尔（Richard Burdsall）最终成功登顶。虽然收集动物学样本并不是此次西康探险考察队的主要目的，但他们还是开展了一些收集工作；小队中的杨帝泽，阿瑟·埃蒙斯三世和来自雅州的柯培德医生从当地猎人手中得到了一只大熊猫标本，并后来把它送往了上海博物馆。现在，人们或许能看到这只大熊猫标本被安置在一个巨型的透明布景玻璃柜里面，柜子里面则模拟了它生活的自然环境。”^[26]此记载中的“当地”是指攀登的贡嘎山所在地甘孜州，还是雅州的柯培德医生从业所在地雅安市呢？

据《中国杂志》1933年6月号《杨帝泽从西康返沪》，1932年，杨帝泽参加了西康探险队，其中有两名成员成功登上了川藏交界处最高的山峰——贡嘎山。《杨帝泽从西康返沪》内容如下：“在上一期，我们简单介绍了杨帝泽和他去川西—西藏边境探险，搜寻稀有动物学标本的故事。最近，杨帝泽已经返回了上海，他是先从打箭炉出发，经过了鱼通，历尽千辛万苦后到达了穆坪地区，然后再从穆坪返回上海的；而在去年12月《中国杂志》10年纪念刊中，著名的传教士兼华西旅行家叶长青先生也生动地描述过这段从打箭炉到穆坪的路线图。杨帝泽此行带回了许多有趣的动物，其中还有两只活的西藏灰熊（Dredmo）幼崽（西藏边境地区的棕熊和灰熊的藏文名）。虽然R.I.波科克曾声称，西藏灰熊和喜马拉雅蓝熊（Ursus arctos pruinosus，命名者：布莱思）属于同一类，但是我们认为这两种熊区别还是特别明显的。杨帝泽同样还带回了两套完整的大熊猫皮毛（Aeluropus melanoleucus，命名者：阿尔封斯·米勒·爱德华兹），并把其中一套赠送给了上海的亚洲皇家学会。此外，他还捕获了几只长毛金丝猴（Rhinopithecus roxellanae，命名者：阿尔封斯·米勒·爱德华兹）。”^[27]

《熊猫是什么》（原载上海地下党中共江苏省委文委创办的《上海周报》1939年第1卷第5期）(www.daowen.com)

1934年，《中国杂志》刊登杨帝泽给杂志撰写的介绍如何到四川西部探险的《华西探险》，在介绍杨帝泽时说道：“在1932年，他开展了自己的第二次探险活动。他充当了西康考察队的向导，去了川藏交界的圣山贡嘎山，而就在考察探险时，队伍中的特里斯·摩尔和理查德·波萨尔成功征服了这座高达24 891英尺的山峰。随后，他自己也组织了一次探险，进入同样位于川藏边境且鲜为人知的穆坪和折多地区，搜寻动物标本材料；在他返回时，他带回了许多有趣且珍贵的动物标本，其中就有西藏灰熊和大熊猫的标本，他也随后把大熊猫的标本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28]文中提到的“穆坪地区”即今天的雅安市宝兴县。

从《中国杂志》刊载的《杨帝泽从西康返沪》《华西探险》等报道可看出，杨帝泽助西康探险队登上贡嘎山后，自己组织了一次探险。他从打箭炉（康定）出发，经过鱼通到达穆坪，然后在穆坪收集到大熊猫等标本后，从穆坪返回上海，将收集到的一套大熊猫标本赠送给了上海的亚洲皇家学会。“杨氏兄弟还为美国博物馆搜集了不下4张熊猫皮毛和骨头，也为自己收藏了两个标本，后来一个赠给了南京中央研究院自然博物馆，另一个赠给了上海皇家亚洲学会博物馆。”

《西康之熊猫》（原载《铎》1941年第30卷第5期封二）

西康探险队除杨帝泽外，分别是美国的登山家泰里斯·穆尔，同美国青年理查德·布尔萨尔和阿瑟·埃蒙斯三世。阿瑟·埃蒙斯三世不但没有登顶，享受登顶的荣光，而且脚受冻伤后，转到雅安医治，切除冻伤的十个脚趾，在雅安住院养伤一个多时间，不可能参加杨帝泽组织的到穆坪采集大熊猫标本之旅。柯培德作为阿瑟·埃蒙斯三世的主治医生，也不太可能离岗参加杨帝泽组织的考察活动。若泰里斯·穆尔、理查德·布尔萨尔参加了杨帝泽组织的活动，获得了大熊猫标本，标本则可能带回美国，或在捐赠给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院的那具大熊猫标本上也署上他们两人的名字。而事实上，捐赠给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院的大熊猫标本捐赠人署的是三个人的名字，即杨帝泽、柯培德、阿瑟·埃蒙斯三世这三个人。

笔者推测事情的原因和经过可能是这样：柯培德在当地行医，是仁德医院的院长，医术高明，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良好的人缘关系，深知大熊猫标本的珍贵，1930年曾向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提供了一具大熊猫标本，有获取大熊猫标本的信息渠道和相关资源，与杨帝泽、阿瑟·埃蒙斯同为美国人，故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学识、渠道，帮助杨帝泽从雅安本地猎人手中购得大熊猫标本，或助杨帝泽等人亲自从野外猎杀到大熊猫并制作成标本。基于这种因素，杨帝泽很感激感动柯培德的帮助，故在向上海博物院捐赠大熊猫标本时，出于感激写上雅州的柯培德的名字。

若按《“美女”与熊猫——一个真实的故事》中“1936年中国拥有的唯一一只大熊猫标本，即他（指杨帝霖）哥哥杰克（即杨帝泽）射杀的那一只，并不真正属于中国，而是属于皇家亚洲文会”^[29]的记载，杨帝泽亲自在雅安野外亲手猎杀到一只大熊猫，制成的标本提供给了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院。

1932年，西康探险队登贡嘎山时，阿瑟·埃蒙斯三世与杨帝泽两人一起在海拔5800米左右的营地留守，阿瑟·埃蒙斯三世不但没有登顶，享受登顶的荣光，而且脚受冻伤，饱受折磨，从鬼门关上走了一回，十个脚趾最后被切除，在医院躺了近一个月，因此并没有参加登山之外的野外标本采集。笔者推测，可能出于同情，或没有照顾好阿瑟 ·埃蒙斯三世而内疚和自责，故写了共同经历生死的同伴阿瑟·埃蒙斯三世的名字，权作对阿瑟·埃蒙斯的安慰与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