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雅安县人参与上海博物院大熊猫标本制作

雅安县人参与上海博物院大熊猫标本制作

时间:2023-11-2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933年11月5日,亚洲文会新会所建成,上海博物院在闭馆3年后重新开馆,面向公众开放时,即用生态景箱陈列展出大熊猫和小熊猫标本。不排除时任博物院院长苏柯仁亲手制作此大熊猫标本的可能性,毕竟他是博物学家,制作标本也在行。制作者为中国人的可能性最大,多为“标本唐”家族成员。

雅安县人参与上海博物院大熊猫标本制作

苏柯仁1937年在《中国博物学:上海博物院指南》中说:“第三十六号(展柜)中所陈列之标本,系一成熟之大熊猫,获自中国西藏边境(笔者注:实为西康省)之乡村间,由中国著名探索家杨钟健君(Jack T.Young)、四川雅安县之Dr.R.L Crook及美国之山人Mrithur B.Emmons(有些资料记为Arthur B.Emmons,3rd.,翻译为阿瑟·埃蒙斯三世)赠于本馆,其头骨及同种之若干头骨,均贮于第二十四号柜下之抽屉中,如欲检视,可向管理员接洽。”[13]文献中的杨钟健君即杨帝泽。

苏柯仁在《上海博物院指南》中说,博物馆展出的大熊猫标本来自中国西藏边境(笔者注:实为西康省)之乡村间

综合雅安市方志办提供的资料和其他考证,Rudolph L.Crook为美国人,基督教传教士、医生,音译名为鲁道夫·L.克鲁克,而雅安市的一些文献资料将其译为柯培德。Dr为Doctor的缩写,可以翻译医生、博士。因而在一些文献资料上,因为对R.L.Crook身份不了解,将其翻译为克鲁克博士。柯培德到雅安具体时间不详,推论可能在1910年前后。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收藏有柯培德的文书3盒,内容为关于中国社会状况、传教工作及医疗救助工作的通信、回忆录和照片等。[14]

光绪二十年(1894),美籍牧师侯威廉、夏时雨被美国基督教差会北美浸礼会派到雅安传教。最初在城区小北街设传教所,取名“真道堂”。光绪三十年(1904),美国基督教浸礼会派传教士柯理思在小北街创办仁德医院。初时,由美国人洪裴利和柯培德任院长。1950年雅安解放时,柯培德留在雅安,1951年被遣送出境。雅安市城区张家山上有柯培德旧居,后来成为刘文辉的公馆,现为省级二级文物保护单位,被辟为雅安市文联的办公场所。

柯培德除了行医布道外,热衷于生物学的研究与野外考察。1932年,他加入华西边疆研究学会。[15]1930年,葛维汉带领的一队为史密森学会所做的第六次夏季采集之旅,他们经叙府、嘉定,于7月5日到达雅州,与柯培德率领的人马一起行动,经清溪,于7月15日到打箭炉,在高原进行为期十多天的野外调查与标本采集。[16]1939年,柯培德曾对雅安、名山等县疟疾和蚊类做详细调查研究,并做黑热病例研究、报道,并与Hsu、K.C.(1948)二氏记录雅安地区的蚊虫4属9种。[17]

根据姜鸿的梳理,柯培德曾经在1930年向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提供了一具大熊猫标本。[18]柯培德从美国到中国后,即在雅安市执业,而雅安市是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大熊猫数量较多,他从猎人手中得到大熊猫皮的可能性很大。

1874年4月,戴维福建考察结束路经上海回国时,把跟随他多年的得力助手、亲手培养的中国籍采集员、剥制专家王树衡留下,帮助上海博物院收集制作标本。[19]据山风《“标本唐”:一个家族的百年传奇》等资料,1907年,中国标本制作家族“标本唐”第二代成员唐启旺受邀来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院制作鸟兽标本。在亚洲文会博物院,唐启旺不仅制作了数量巨大的东南沿海鸟类标本,甚至还制作了一些珍稀的品种,而且更系统地接触了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动物分类体系及生物科学,使得唐氏标本的制作技术日臻完善。[20]后来,1923—1941年,苏柯仁任博物院院长,决定永久雇佣“标本唐”家族的唐仁宫为博物院的标本制作技师。[21](www.daowen.com)

1933年11月,上海博物院重采用生态景箱陈列展出大熊猫和小熊猫标本(原载《中国科学》1933年19卷6期)

幸运是亚洲文会博物院1933年就制展出的大熊猫标本今保存于上海自然博物馆,是中国境内已知珍藏最早的大熊猫标本。1933年11月5日,亚洲文会新会所建成,上海博物院在闭馆3年后重新开馆,面向公众开放时,即用生态景箱陈列展出大熊猫和小熊猫标本。

1933年12月,《中国杂志》19卷6期刊载本刊编辑部撰写的《皇家亚洲文会博物院开幕》时,即附了生态景箱陈列展出大熊猫和小熊猫标本的图片,图片英文说明为“The Scenic Case containing the Giant and Little Pandas prepared by Mr.A.de C.Sowerby for the Shanghai Museum.”翻译成中文即“大熊猫和小熊猫的生态景箱展柜由苏柯仁为博物馆准备”。按此中文翻译,生态景箱展柜由苏柯仁制作或准备,或作为负责人牵头制作,生态景箱展柜内陈列的大熊猫标本由谁亲手制作呢?

不排除时任博物院院长苏柯仁亲手制作此大熊猫标本的可能性,毕竟他是博物学家,制作标本也在行。制作者为中国人的可能性最大,多为“标本唐”家族成员。1935年上海申报刊载《上海博物院展览珍奇动物》,介绍展览的标本后说:“其装置悉照英美大博物馆用大玻璃柜,布以天然环境,合参观者如身入荒山茂林之间。兹闻该院新收入珍奇动物数种,如猫熊、野牛、仙鹿等,业经该院技师唐君悉心装置,不日将陈列,以供众览。”[22]

《中国杂志》1933年第五期的插图为上海博物院收藏的大熊猫标本,英文图片说明标注了采集人为Mr.Jack T.Young,Mr.Arthur B.Emmons,Dr.R.L.Crooks

综上所述,苏柯仁1937年在《中国博物学:上海博物院指南》所称之“四川雅安县之Dr.R.L.Crooke”,实则是旅居雅安,在雅安行医传教的美国人。Dr.R.L.Crooke是大熊猫标本的采集人之一,那谁是主要采集者,为何要署上三个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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