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会会员分为名誉会员、终生会员、通讯会员、普通会员四类，在其存续的百年间共计有会员3000余名，遍布英、美、法、德、俄、荷、加、中等30余国。在中国境内，几乎分散于各个省份，这也是文会能够在中国开展广泛考察的优势所在。文化名人胡适、蔡元培、林语堂，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等百余人是中国籍会员。会员的文化素质都较高，很多人拥有博士学位。名誉会员都是著名的汉学家、职位较高或声望卓著的西方人士，首提“南方丝绸之路”概念、1872年3月曾经到雅安进行科学考察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就是名誉会员之一。1869年在四川雅安科学发现大熊猫的法国传教士戴维也是文会的会员，曾经参与文会博物院早期的标本整理，1872年在文会作过有关大熊猫发现及其藏东考察的学术演讲。^[1]

在成都创建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6名外籍学者就有5名亚洲文会会员。1922年，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在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成立，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研究华西人文地理的国际学术机构，重点研究考察川西北、川康、川藏、滇北等地区的人文、地理、自然，创办了英文会刊《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从1922年到1946年，杂志总共出版16卷，刊载文章300多篇，研究的内容涉及宗教学、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动植物学等十几门学科，是研究华西历史地理十分重要且弥足珍贵的文献，其中有大熊猫栖息地的论文与相关报道。

澳大利亚籍的埃德加（H.Edger，1872—1936，中文名叶长青）是内地会传教士，于20世纪初数次前往西南康藏地区活动，有“近代康区首席外国导游”之称。他是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创始人之一、亚洲文会会员，三次在亚洲文会上作学术演讲。

1929年，英国生物学家、皇家地理学会会员赫伯特·斯蒂文斯到云南和四川收集兽类和鸟类标本。叶长青随斯蒂文斯探险队从康定到穆坪一带猎捕大熊猫。叶长青多次前往宝兴考察，为观察大熊猫的活动曾经在高山搭帐篷观察10天。^[2]1926—1930年，叶长青发表了3篇关于大熊猫栖息地的论文，其中《大熊猫栖息地》是学术界第一篇系统介绍大熊猫栖息地的论文，1926年发表在《中国杂志》上的《穆坪：大熊猫之乡》^[3]最早提出“雅安市宝兴县是大熊猫之乡”。(www.daowen.com)

苏柯仁亲自绘制的大熊猫景箱的水粉画，曾作为《中国杂志》封二配图（据许旸《92岁〈中国杂志〉影印本出版》）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主要成员之一、美国传教士葛维汉也是亚洲文会的会员，他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38年，其中36年在四川度过。他曾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兼任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教授。在终身的搜集活动中，葛维汉送回美国4万余件标本。有资料显示，1928—1929年，葛维汉在西昌、宝兴县等地进行收集活动，首次收集到了一张大熊猫皮。^[4]后来，他还负责抓住了一只名叫潘多拉的大熊猫，送到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上展出；1941年又组织人员在雅安、汶川各捕捉了一只大熊猫配成对，作为民国政府送给美国的礼物，送给了布朗克斯动物园。而据姜鸿统计，葛维汉1929—1934年向美国国家博物馆提供了20具大熊猫标本^[5]，应该是向西方国家提供大熊猫标本最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