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鸿在《科学、商业与政治：走向世界的中国大熊猫（1869—1948）》中认为，四川、西康两省的熊猫被大量猎捕，不仅引起生活在上海的英国博物学家苏柯仁的高度关注，亦引起当地政府官员对大熊猫生存的焦虑。这也成为国民政府最终出台大熊猫保护政策的重要背景。1938年11月和1939年3月，西康省政府的前身西康建省委员会和四川省政府分别发布命令，要求各县禁猎和保护大熊猫。这两份禁令并非针对当地农民的一般性狩猎，地方政府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制止外国人来华诱捕大熊猫。首先，地方政府认为当地猎捕行为的产生是外国人诱捕造成的。西康建省委员会向各县指出，自从罗斯福兄弟在西康猎得大熊猫后，受报纸杂志大肆宣传的影响，“中外人士之来取猎者日多”，西康建省委员会认为大熊猫的数量本就稀少，如不加以限制，将有灭种之虞。

《稀有的珍兽·二十万重赏 汶川县捕获白熊猫》（原载《海风（上海1945）》1946年第12期）

四川省第十六区行政督察专员谢培筠在呈请四川省政府发布保护大熊猫的命令时也指出，“外邦人士往往不惜重价收买，奖励土人猎捕射杀”，如果不加以禁止，“必致愈捕愈稀，终必使之绝种”，届时将成为学术上的重大损失。总之，他们都认为外国人诱捕是大熊猫的最大威胁。其次，地方政府并未打算制订当地人应该如何保护大熊猫的具体措施。伦敦动物学会秘书、英国进化生物学家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得知中国政府开始保护大熊猫后，致函中国外交部询问保护大熊猫的具体措施及其成效。不过，谢培筠在外交部多次催问下并未做出答复。正是由于地方政府主要关心制止外国人的诱捕行为，谢培筠才在报告中特地强调，请四川省政府致函主管部门，“禁止外邦人士潜赴区内各地，重价收买及私行秘密入山猎捕”。

地方政府禁止外国人猎捕大熊猫的建议引起了国民政府有关各部的高度重视。当外交部征询中央研究院意见时，动植物研究所所长王家楫同意四川省政府的意见，认为确有查禁的必要。他向外交部建议，大熊猫确系动物界的珍品，近年来“射猎漫无限制”，实有绝种之虑，“亟应加以保护”。1939年4月22日，外交部以“节略”形式向各国驻华使馆转达了中央研究院的意见，并要求通知其国民，“禁止采捕，以资保护”。由于一些大熊猫在禁令公布前被捕捉，中央研究院仍准其出口。财政部鉴于禁猎政策公布后仍有人向海关报运出口，他们认为只有在海关方面厉行禁止出口才能有效保护大熊猫。于是，9月18日财政部向有关部门指出，为了保存大熊猫等“奇禽异兽”，严禁带毛禽皮、带毛或去毛各种野禽兽以及活野禽兽出口，并强调“无论何人报运及作何用途，一概不准放行”。9月30日，内政部将这项新规定通令全国，要求各地严厉查禁。^[61]

相应地，中央研究院也加强了对大熊猫的出口管理。中央研究院拒绝赠送悉尼动物园大熊猫是管理加强后的典型案例。1939年10月，悉尼动物园以“中澳两国邦交益臻亲善”为由，请求中国政府赠送一对大熊猫，感谢并表示愿意提供一对袋鼠给中国。对此提议，中央研究院未表同意，王家楫指出：“举世动物园不下数百，悉尼之园，犹不得谓大，一旦大熊猫赠给该园，他处势作同样之要求。夫敦睦邦交，除仇敌外，当一视同仁，不得独厚于澳洲，是他处之请，亦难拒绝，而在我将供不应求矣。”此时的中央研究院已意识到外国人猎捕活动带来的深刻变化，即大熊猫种群数量的锐减和国际市场的巨大需求。在大规模的猎捕活动冲击大熊猫种群后，中国政府开始将管理重心由“外人”转向“物种”。作为外国人来华采集标本主管机构的中央研究院，也按照政府的禁令顺势改变管理理念。在一系列的政策规范之后，欧美动物园获得大熊猫的方式转变为由中国政府赠送。

1941年5月，大熊猫“潘多拉”病死，纽约动物学会理事塞奇立即致电华西协合大学，请后者设法提供一对大熊猫。但中国政府早已明文规定严禁出口大熊猫，华西协合大学的民间渠道已经走不通。纽约动物学会又想到《时代》周刊的创办人、“美国援华联合会”负责人亨利·卢斯（Henry R.Luce）。卢斯当时在中国考察，帮助中国做抗战宣传，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总干事詹宁斯（Allyn R.Jennings）立即给卢斯拍发了电报，请他向中国政府询问“有关提供大熊猫的情况”。不过卢斯在华期间未向中国官员提及相关问题，回到美国后他将此事告诉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驻纽约办事处的负责人。对美赠送大熊猫的成功实践，缘于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通过“美国援华联合会”提出申请后，国民政府做出的积极回应。^[62]

1941年，宋美龄与宋霭龄赠予美国一对大熊猫，目的是答谢美国联合救济中国难民会在抗战中对我国的支持，通常被视为开启“熊猫外交”的标志性事件。媒体的广泛宣传报道也引起民众对熊猫、保护熊猫的关注。1941年11月9日凌晨4点45分，“赠送熊猫典礼”在重庆广播大厦举行。参加赠送活动的人员有宋美龄、宋霭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远东代表邓威廉、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动物学家蒂文（John Tee Van）、华西协合大学教授葛维汉等。赠送活动的主要内容在于对美广播。宋霭龄首先讲述了赠送大熊猫的两层含义，即表达中国对美国的友谊和对“美国援华联合会”的感谢；宋美龄则从战争前线的亲身经历谈起，阐述了中美两国在维护正义和人道上的一致性；宋美龄最后表示，希望这2只大熊猫能够给美国人民，特别是儿童带去快乐。讲话结束后，由蒂文代表“美国援华联合会”和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接受大熊猫，蒂文表示，“此珍奇可爱之礼物，必受美国人民无上之感谢”。^[63]

民国政府赠送大熊猫给美国的报道（原载《大公报》（香港版）1941年11月11日）

据《抗战时期鲜为人知的“熊猫外交”》：“葛维汉奉命搜捕熊猫后，亲自率领20名经验丰富、年轻力壮的西康猎户，费尽心力，9月间在川康地区捕获一头熊猫，由西康运回成都。在狩猎及运送过程中，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均予种种方便。……雌熊猫系在川康交界处猎获，雄熊猫则在汶川县西南的草坡乡山中捕获。”^[64]而据《成都日报》（2014年11月15日）《赫斐楼记事》记载，“这两只大熊猫由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在雅安境内捕获”。^[65]

至于捕获地点，没有更详细的记载，只记载是西康境内、川康交界处。虽然西康省当时还包括康属（今甘孜州）、宁属（今凉山州），两地属于少数民族地区，到此区域采集大熊猫的安全风险要高一些，而熊猫的密度相对小得多。根据葛维汉在宝兴县获得熊猫标本等因素，当时宝兴县出产熊猫名声在外，捕获地点可能在宝兴县硗碛乡一带。因为这一地区恰是毗连当时四川省的小金、汶川等，符合“川康交界”等表述，且这一带恰是大熊猫密度较高的区域。若两只熊猫捕捉地点为小金、汶川，此地当时是四川省政府的地盘，不是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地盘，刘文辉无力去关照。

故笔者认为，宋美龄、宋霭龄赠给美国的一对熊猫中，至少有一只是在雅安市境内外捕获的。当年葛维汉之所以将捕获熊猫地选择在雅安，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葛维汉对西康省的熊猫产地熟悉，曾多次到雅安或路过雅安进行科学考察，1929年曾经在宝兴获得过大熊猫标本。“罗斯福兄弟当年为了买到大熊猫皮，开价50元（墨西哥银圆）购买一张熊猫皮，致使稍后进入四川穆坪，为美国史密森尼学会采集标本的葛维汉只能低价买到残次品。”^[66]“1928—1929年，葛维汉在西昌、宝兴县等地进行的收集活动中，首次收集到了一张大熊猫皮。”^[67]第二，西康省刚建省，主政的刘文辉非常欢迎到川康进行科学研究与考察的人士。在刘文辉的支持与邀请下，电影教育家孙明经为代表的川康考察团、著名民族史学家任乃强等先后到雅安考察。1939年，孙明经还拍摄了第一部反映大熊猫的电影《西康一瞥》。第三，刘文辉重视教育，与华西协合大学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刘文辉曾经捐资修建了华西大学乡村建设系的教学楼，其子女也在华西协合大学就读。第四，因为刚刚建省，刘文辉极有可能想借此融洽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宣传推介作为抗战大后方的西康。所以，两方应该是一拍即合。

1939年孙明经拍摄的第一部反映大熊猫的电影《西康一瞥》（据北纬网）

1946年10月9日，四川省主席张群在美国纽约动物园看望宋美龄与宋霭龄赠予美国的大熊猫时，将一长竹竿伸向大熊猫以戏之（原载《申报》1946年10月23日第12版）

1942年，经美国联合救济中国难民协会发起，全美儿童为宋美龄、宋霭龄赠与美国的大熊猫命名，雄性熊猫定名为PanDee“班棣”（或译“潘弟”），雌性熊猫定名为PanDah“班达”（或译“潘达”）。遗憾的是抗战胜利不及两个月，1945年10月4日，雄性熊猫“潘弟”罹患腹膜炎，不治死去。1951年10月31日，雌性熊猫“潘达”也在布朗克斯动物园去世。

1945年10月26日，曾来华接受大熊猫的蒂文致函张群，称中国政府赠送的大熊猫“潘弟”死亡，希望得到新的大熊猫。张群在复函中同意蒂文“设法另择一头赠为配偶”。1946年4月，布朗克斯动物园正式向“国际宣传处”递交了申请。行政院秘书处接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函后，随即致函四川省政府，要求后者办理。^[68]

《薄命熊猫饮恨死 无缘消受美人恩》（原载《申报》1946年10月19日第6版）

民国政府之所以决定再赠送美国熊猫，一方面是为弥补失去“潘弟”的遗憾，另一方面复可作为敦睦邦谊的礼物，寄望继续得到美国政府的坚定支持。后捕获到一只熊猫幼崽，雌性，体重30余磅。9月25日自汶川县启运，经灌县，次日送抵成都。10月15日，在四川省教育厅张姓股长护送下，从重庆乘中国航空抵达上海。这只被关在木栏内的“熊猫小姐”，因长途飞行，不堪颠簸，面容憔悴。美方特派兽医官西尼中校将沿途照顾，预定于19日送往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但不幸临行前夕，在虹口屠宰场病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伦敦动物园的大熊猫“明”在德机的轰炸下表现镇定、玩耍自如，成为伦敦市民心目中的战时英雄，慰藉了英国人。在战争最严酷的时候，报纸仍然在报道“明”的生活。“明”在1944年年底去世。《泰晤士报》刊登的讣告称：“她可以死而无憾，因为她给千百人带来了快乐。”胡锦矗在《大熊猫传奇》中说：“1944年，史密斯卖给伦敦动物园的大熊猫‘明’死以后，伦敦动物学会向我国驻英大使提出，希望能从中国得到一对大熊猫。后经时任四川省主席张群的批准，由华西大学（笔者注：应为国立四川大学）马德在汶川组织了两百多人，花费整整两个多月时间，仅捕捉到一只叫‘联合’的大熊猫送往英国。”^[69]

马德捕捉赠英大熊猫的报道（原载《一四七画报》1946年第4卷第4期）

【注释】

[1]李锦.植物、动物、人与山神：嘉绒藏族山神信仰的本土知识体系——对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硗碛藏族乡的田野调查[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4（5）：73-79.

[2][美]西奥多·罗斯福，[美]克米特·罗斯福.跟踪大熊猫的足迹[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4：179-197.

[3]姜鸿.科学、商业与政治：走向世界的中国大熊猫（1869—1948）[J].近代史研究，2021（1）：74-89，161.

[4]高富华.大熊猫史话[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9：19-20.

[5]罗桂环.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227.

[6]姜鸿.科学、商业与政治：走向世界的中国大熊猫（1869—1948）[J].近代史研究，2021（1）：74-89，161.

[7]孙前.大熊猫文化笔记[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9：77-78.

[8]高富华.大熊猫史话[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9：41.

[9]姜鸿.科学、商业与政治：走向世界的中国大熊猫（1869—1948）[J].近代史研究，2021（1）：74-89，161.

[10]孙前.大熊猫文化笔记[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9：159-164.

[11]胡锦矗.大熊猫传奇[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13-14.

[12]胡锦矗.追踪大熊猫的岁月[M].北京：海燕出版社，2016：14.

[13]罗桂环.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287.

[14]姜鸿.科学、商业与政治：走向世界的中国大熊猫（1869—1948）[J].近代史研究，2021（1）：74-89，161.

[15]姜鸿.科学、商业与政治：走向世界的中国大熊猫（1869—1948）[J].近代史研究，2021（1）：74-89，161.

[16]罗桂环.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258-259.

[17]胡锦矗.追踪大熊猫的岁月[M].北京：海燕出版社，2016：14.

[18]参加地道战的美国特工杜伦上尉之谜[EB/OL].http：//www.chinawriter.com.cn/bk/2010-10-22/48739.html.

[19]罗桂环.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258-259.

[20]胡锦矗.追踪大熊猫的岁月[M].北京：海燕出版社，2016：16.

[21]罗桂环.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165.

[22]胡锦矗.大熊猫传奇[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14.

[23]罗桂环.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259-260.

[24]罗桂环.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259-260.

[25]姜鸿.科学、商业与政治：走向世界的中国大熊猫（1869—1948）[J].近代史研究，2021（1）：74-89，161.(www.daowen.com)

[26][美]维基·康斯坦丁·克鲁克.淑女与熊猫[M].苗华建，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232-248.

[27]姜鸿.科学、商业与政治：走向世界的中国大熊猫（1869—1948）[J].近代史研究，2021（1）：74-89，161.

[28]姜鸿.科学、商业与政治：走向世界的中国大熊猫（1869—1948）[J].近代史研究，2021（1）：74-89，161.

[29]罗桂环.民国时期对西方人在华生物采集的限制[J].自然科学史研究，2011，30（04）：450-459.

[30]唐润明.民国时期中国西部科学院档案开发[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58-60.

[31]侯江.中国西部科学院研究[M].北京：中国文献出版社，2012：240.

[32]本报川边摄影记者王小亭刘硕甫将返沪[N].申报，1931-05-21（11）.

[33]王小亭.川边行猎[J].大众画报，1934（7）：16.

[34]侯江.中国西部科学院研究[M].北京：中国文献出版社，2012：74.

[35]本刊编辑部.收藏家史密斯在四川遭遇麻烦[J].中国杂志，1931，15（2）：81.

[36]胡锦矗.大熊猫传奇[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22.

[37]胡锦矗.大熊猫在国外饲养繁殖的历史与进展[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89（02）：101-106.

[38]大熊猫在美病死 尸体珍贵将剖制标本[J].康乐世界，1939，1（5）：15.

[39]胡锦矗.追踪大熊猫的岁月[M].北京：海燕出版社，2016：17-18.

[40]姜鸿.科学、商业与政治：走向世界的中国大熊猫（1869—1948）[J].近代史研究，2021（1）：74-89，161.

[41]胡锦矗.追踪大熊猫的岁月[M].北京：海燕出版社，2016：17-18.

[42]胡宗刚.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4.

[43]罗桂环.试论20世纪前期“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的成立及意义[J].中国科技史杂志，2006（02）：137-144.

[44]罗桂环.民国时期对西方人在华生物采集的限制[J].自然科学史研究，2011，30（04）：450-459.

[45]高富华.大熊猫史话[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9：67-69.

[46]限制采捕熊猫换取留学名额[J].教育部公报，1946，18（7）：22-23.

[47]禁止滥捕大熊猫[J].科学，1939，23（3/4）：218.

[48]卢于道.行将绝迹的大猫熊[J].科学画报，1947，13（12）：749.

[49]珍兽熊猫犹将绝种 川康产地结队捕捉[N].前进报，1946-11-23（4）.

[50]高富华.大熊猫史话[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9：73.

[51]罗桂环.民国时期对西方人在华生物采集的限制[J].自然科学史研究，2011，30（04）：450-459.

[52]本刊编辑部.收藏家史密斯在四川遭遇麻烦[J].中国杂志，1931，15（2）：81.

[53]姜鸿.科学、商业与政治：走向世界的中国大熊猫（1869—1948）[J].近代史研究，2021（1）：74-89，161.

[54]罗桂环.民国时期对西方人在华生物采集的限制[J].自然科学史研究，2011，30（04）：259.

[55]罗桂环.民国时期对西方人在华生物采集的限制[J].自然科学史研究，2011，30（04）：450-459.

[56][美]维基·康斯坦丁·克鲁克.淑女与熊猫[M].苗华建，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137-140.

[57]罗桂环.民国时期对西方人在华生物采集的限制[J].自然科学史研究，2011，30（04）：450-459.

[58]高富华.大熊猫史话[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9：61.

[59]高富华.大熊猫史话[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9：61-64.

[60]外人不得擅捕小熊猫[N].申报，1939-04-26（4）.

[61]姜鸿.科学、商业与政治：走向世界的中国大熊猫（1869—1948）[J].近代史研究，2021（1）：74-89，161.

[62]姜鸿.科学、商业与政治：走向世界的中国大熊猫（1869—1948）[J].近代史研究，2021（1）：74-89，161.

[63]姜鸿.科学、商业与政治：走向世界的中国大熊猫（1869—1948）[J].近代史研究，2021（1）：74-89，161.

[64]邵铭煌.抗战时期鲜为人知的“熊猫外交”[J].百年潮，2012（09）：64-69.

[65]戚亚男.赫斐楼记事[N].成都日报，2014-11-15.

[66]姜鸿.科学、商业与政治：走向世界的中国大熊猫（1869—1948）[J].近代史研究，2021（1）：74-89，161.

[67]苏珊·R.布朗，饶锦.在中国的文化人类学家和教士——大卫·克罗克特·葛维汉（上）[J].中华文化论坛，2001（03）：115-123.

[68]姜鸿.科学、商业与政治：走向世界的中国大熊猫（1869—1948）[J].近代史研究，2021（1）：74-89，161.

[69]胡锦矗.大熊猫传奇[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