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9年，戴维来到穆坪境内的邓池沟，采集制作了两成一幼大熊猫标本，另加一个头骨，并运回法国。戴维在宝兴县待了8个月23天，发现大熊猫、金丝猴、珙桐、大卫两栖甲、宝兴树蛙等百余个动植物新属种，采集1000多号动植物标本送回法国。

1888年出版的《戴维植物志》中唯一一张彩色插图为珙桐。珙桐的模式标本由戴维1869年采集于雅安市宝兴县

戴维在宝兴县发现大熊猫、金丝猴、珙桐等的结果公布，特别是大熊猫标本在巴黎展出后，在西方立即引起了轰动，激发了西方博物馆、科研机构、探险者、旅行者、狩猎狂人、生物学家的兴趣，他们不远万里到川西这一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区，采用收购、亲自捕猎等方式，近乎疯狂地猎取和掠夺这些珍贵动物的标本与活体，以获得功名与巨大经济利益，满足其兴趣与激情。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初，英、美、法、德、俄等国无数的探险家循着戴维的足迹踏访四川西部，除猎杀大熊猫等动物外，还采集珍稀植物标本和植物种子。这股“淘宝”热潮持续了近70年，丰富了西方国家博物馆的陈展品，也丰富了欧洲大陆的植物资源，自此珙桐、杜鹃、报春花、野生桂花等雅安植物飞入了欧洲的皇家庭园和私家花园。

20世纪30年代，外国人的狩猎队伍行进在四川西部（据王一飞《一位德国动物学家的川藏探险》）

1891—1894年，俄国探险波丹宁（G.Potanin）在四川松潘、平武一带考察，获得了一张大熊猫皮，现保存在英国大英博物馆；1897年，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平武县收集到一张雄性大熊猫皮，送给了大英博物馆；1910年，布卢切尔夫人将其丈夫在四川马边县所获的大熊猫皮送给了该馆。20世纪初期，德国人曾从商人手里购得一张大熊猫皮。^[11]

大英博物馆20世纪30年代印制的大熊猫明信片（据Smile Panda的博客）

1912—1913年，德国驻成都领事魏斯（H.Weiss）通过川西少数民族首领，收集到大熊猫皮5张，送到柏林自然博物馆。^[12]据说德国鸟类学家魏戈尔德（H.Weigold）是第一个在野外看到大熊猫幼崽的外国人，1916年，他与施托茨纳在四川收集到大熊猫标本6具，送给德累斯顿博物馆。^[13]

魏戈尔德为柏林自然历史博物馆制作的大熊猫标本中，有3具作为前民主德国1968年版的明信片插图（据Smile Panda的博客）

1914年，施托茨纳探险队在四川获得的熊猫皮和岩羊（据王一飞《一位德国动物学家的川藏探险》）

姜鸿在《科学、商业与政治：走向世界的中国大熊猫（1869—1948）》中认为：“除了知识层面的因素，大熊猫能够进入西方社会还与博物学机构的展览需求分不开。博物学在18世纪、19世纪蓬勃发展直接催生了自然博物馆和动物园这两个现代机构。根据美国学者法伯（Paul Lawrence Farber）的研究，至1900年，英、美、法、德四国共建成自然博物馆950座，动物园也成为欧美国家大城市的‘标准景点’。自然博物馆希望得到完整的大熊猫标本，主要用于分类研究和展览两个层面。由于大熊猫在分类上具有不确定性，自然博物馆急需得到完整的标本，以便澄清科学上的谜团。就展览而言，博物馆的藏品最初主要供专业博物学家研究之用，但随着公众的博物学热情日渐高涨，向公众开放、同时实现教育目的亦成为博物馆重要功能之一。此外，展出稀有物种的标本也成为标榜权力的表达。亦即是说，展出大熊猫这种世界稀有动物的标本可以成为自身实力的象征。……博物学机构能否顺利展出标本或活动物还有赖探险家来华考察和收购动物。英国学者亨利·尼科尔斯（Henry Nicholls）认为博物学机构之间为了竞争，主动组织探险队赴华猎捕大熊猫。事实上，来华的探险队是由各大博物学机构赞助。20世纪初的探险活动，通常由博物馆赞助经费和设备，探险家狩猎的标本则归博物馆所有。美国探险家罗斯福兄弟（Theodore & Kermit Roosevelt）1929年与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的合作正是采取这种方式。”^[14]

按《追踪大熊猫》所述，1929年，美国芝加哥自然博物馆派出考察队到中国收集动植物标本，第26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两个儿子西奥多·罗斯福和克米特·罗斯福就是核心成员，他们在宝兴县猎杀了11只金丝猴，购买了2张大熊猫皮。其后，他们经雅州府（今雅安市区）、荥经、汉源，来到石棉县擦罗乡，发现了一只大熊猫的踪影，一直追踪到冕宁县冶勒乡射杀了这只大熊猫。有资料说这是西方人首次亲手猎杀大熊猫与金丝猴。而根据姜鸿的梳理，罗斯福兄弟此行为芝加哥自然博物馆收集了6具大熊猫标本。

1929年，美国第26任总统之子到雅安进行科学考察的护照

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的大熊猫景箱，其中一只为美国第26任总统罗斯福的长子和次子猎获，这是西方人亲手猎获的第一只大熊猫标本（据《中国第一件大熊猫标本》，http：//www.360doc.com/showweb/0/0/988253424.aspx）

罗斯福兄弟成功狩猎大熊猫，制作的大熊猫标本在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展出引出了轰动，国内外媒体给予了及时而广泛的报道。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博物馆成为首个拥有完整大熊猫标本的博物馆后，哺乳动物部主任奥斯古德（Wilfred H.Osgood）急于向外界证明他们在博物学界的地位，他说他们的大熊猫标本虽然不是全球仅有的，“却是唯一一个完整又完美的，也是唯一一个被白人射杀的”。^[15]

罗斯福兄弟所著《追踪大熊猫》中的插图

罗斯福兄弟后来将其狩猎大熊猫的故事写成畅销书《追踪大熊猫》，在西方流传甚广。《追踪大熊猫》详尽地描写狩猎之旅沿途各地奇特的自然风光、地理概貌、动植物分布状况、民风民情、政治经济等，引发更多外国人按书中的指引赴川西狩猎稀有动物和收集动物区系资料。

英文刊物《中国杂志》等为代表的上海媒体持续关注大熊猫捕捉展览情况，助推了熊猫热的形成。1924—1926年，《中国杂志》《华西边疆研究会学会杂志》等分别刊登叶长青撰写的《西康的大熊猫和野狗》《穆坪：大熊猫之乡》《造访穆坪——大熊猫之乡》等，附地图宣传介绍大熊猫及其最早的发现地雅安，最早提出雅安是“大熊猫的故乡”，并鼓励引导有志之士到这一地区搜寻大熊猫。1930年，苏柯仁撰写记录罗斯福考察队在四川的大熊猫追寻之旅，由于罗斯福兄弟的特殊身份，这次探险惊动了美国和世界，令东方“大熊猫”名声更响。

1931年舍费尔猎获的熊猫（据王一飞《一位德国动物学家的川藏探险》）

1931年、1934年美国费城自然博物馆两次派出以杜兰（B.Dolan）为首的考察队，获得大量兽类标本，其中有3具大熊猫标本。1931年，费城自然科学院自由自然博物馆和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博物馆考察队到我国西南考察和收集动物标本。考察队成员有杜兰、曾在川西旅行考察过的德国鸟类学者魏戈尔德（H.Weigold）、德国柏林博物馆的舍费尔（E.Schaefer）、翻译敦昆（M.Duncan），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名人类学家。他们在川藏交界打箭炉西北一带高山地区收集，得到大量的鸟类和兽类标本。其中兽类有当地著名的各种动物，包括特产于川西一带的3只大熊猫和一些金丝猴标本。另外还有青羊、岩羊、扭角羚、鬣羚和梅花鹿等各种类型的鹿等。1932年，他们带着大批的标本资料返回美国。1934年，杜兰再次率考察队到我国为该博物馆收集生物学标本。他们考察旅行了川西北的松潘等地，还往西到了今青海境内的阿尼玛卿山区。而舍费尔则去了西藏中部的拉萨等地，以及青海的柴达木盆地和长江、黄河两大河的源头。1935年，他们带着150只大型兽类的皮和头骨，3000多只鸟类，其中包括藏鹀和藏马鸡的新亚种标本，以及在青藏高原拍摄的一批图片、胶片返回美国。他们此次在青藏的动物学考察收集是历年来西方人在该地的考察中范围最广的一次。除动物标本收集外，他们还对那里的动植物地理和风土人情做了一些调查。^[16]

据胡锦矗的《追踪大熊猫的岁月》，舍费尔在距威州不远的兴文乡猎获了一只幼年雌体大熊猫，然后进入草坡又在当地人那里获得3件标本，其中一只送给了南京自然历史博物馆，这也使南京自然历史博物馆成为我国第一个展出熊猫的单位。余下2只，加上一只幼体，做成姿势标本，配上自然环境，组成一个美好的小家庭，在费城自然博物馆展出，成为西方别开生面展出大熊猫的第一家。^[17]

杜兰（伦）率队采集自四川的大熊猫标本被组合为一个熊猫家庭，收藏在美国费城自然博物馆（原载《小世界（图画半月刊）》1934年43卷）

据Smile Panda关于费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博客，受美国费城自然博物馆派遣，两次到中国西部采集动物标本的杜伦是一名探险家和博物学家，也是美国战略情报局（即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成员。他是抗战期间到达延安的美军观察团成员，即中国抗日战争史上记载的“杜伦上尉”。1945年1月，曾到冀中九分区考察八路军在华北的抗战情况，在任丘敌后游击区遭到日军袭击，与八路军指战员共同经历了地道战的过程。红色新闻摄影家石少华在此战中拍下了自己的经典作品——“杜伦上尉在地道战中”。其后不久，杜伦上尉不知何故自杀身亡，有关他的记述也就戛然而止了。

据《历史学家茶座》第21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周邓燕经过认真考证，初步揭开了这位杜伦上尉的面纱。经过和《延安使命：1944—1947美军观察组延安963天》的作者Carolle J.Cater教授反复交流，并查找该书相关材料，周邓燕认为：杜伦上尉是美国实业家Brooke Dolan之子，费城自然科学学会成员。杜伦是1944年8月7日第二批抵达延安的使团成员之一。派遣他前往西藏的，就是美国情报界的巨头——“野牛”多诺万。^[18]

1934年，华盛顿国家自然博物馆派出以塞奇（D.Sage）为首的考察队到我西南地区探察和收集动物标本。考察队员包括兽类学家卡特（T.D.Cater）、探险家谢尔顿（W.G.Sheldon）。他们先到上海，在当年8月初从上海出发，到四川中部汶川靠近岷江边的一些地方，设点收集了近3个月，得到一批很好的大型兽类标本，2000只左右的小型兽类标本，还有400只鸟及少量的两栖和爬行类动物标本。其中有3只大熊猫标本，大中小俱全的一套金丝猴标本。1938年，塞奇以出资的方式与金陵大学合作考察峨眉山和澜沧江流域，那次考察除得到不少的鸟兽和爬行动物标本外，还采得昆虫标本30 000号。他所得的一半标本送到华盛顿国家自然博物馆。^[19]

胡锦矗在《追踪大熊猫的岁月》中还说，1934年，谢尔顿亲手猎杀了一只正在哺乳的雌性熊猫，他们将其解剖后，把所需要的器官和标本带回到纽约自然博物馆，这是西方世界第一次解剖熊猫的记录。塞奇在日记中这样记叙：“我看见并猎获一只大熊猫这样神奇的动物，当然感到简直难以置信……兴奋得发狂，我们的随同也是如此。我们向空中鸣枪，把剩下的子弹都打光了。我们像傻瓜似的在附近乱跳、欢笑，直到我们的嗓子都嘶哑为止。”可是他们哪里知道，它的小宝贝仅仅3个月，一定正凄惨地呼唤着它的母亲，直到无力呼喊也过早地离开熊猫世界。^[20]

20世纪前期，欧美许多人都特别热衷跑到中国猎取大熊猫、扭角羚和金丝猴。此种情形在英国人华莱士和德国人魏戈尔德来华狩猎时渐显，到二三十年代可谓达到高峰。1935年，英国军人布洛克莱赫斯特（H.C.Brocklehurst）到我国四川西部旅行，在那里打死一只大熊猫。这只熊猫后来被陈列在伦敦一个热闹的街市商店里。1937年，他在杨帝霖兄弟的陪同下，再次到四川的康定一带狩猎旅行。他在那些地方弄到几个很好的扭角羚的标本，并拍下了不少关于此种动物的珍贵图片。他本来想在大熊猫产区弄一只活的大熊猫，并拍一些这种动物活动的照片，但没有如愿。^[21]胡锦矗在《大熊猫传奇》中则说，布洛克莱赫斯特在四川汶川除猎杀了一只大熊猫外，还收集了一张大熊猫皮，现也保存于大英博物馆。^[22](www.daowen.com)

1935年，英国军人布洛克莱赫斯特（H.C.Brocklehurst）在四川省汶川县猎捕到一头大熊猫，制成的标本放置在伦敦皮卡迪利大街的橱窗中（原载《中国杂志》1937年26卷第4期）

20世纪30年代，有好几个美国人从中国带回过大熊猫标本。随着带到西方的标本不断增多，西方人想见到活的这种可爱的动物的欲望也日益强烈。1935年，美国纽约布隆克斯动物园派哈克尼斯（W.H.Harkness）来华，让他到川西设法弄一只活大熊猫回去展览。哈尼克斯是一个有经验的猎手，曾为该动物园收集过科摩多巨蜥。他来华后，找到标本商史密斯和洛塞尔（W.M.Russell）作为助手。但哈尼克斯到上海后，还未来得及去四川即撒手人寰。洛塞尔后来于1937年年初在川西的汶川一带旅行时，从当地的猎人中买了1只饲养过一段时间的幼年大熊猫，后来打死了制成标本带到美国。另外，在1939年前后，美国人经当时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准许，从川西弄了1只活的大熊猫到芝加哥的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23]

罗桂环在《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中说：“杨杰克（即杨帝泽，Jack Theodore Young）于1933年带几个西方人在贡嘎山探险时，曾收集了一些动物标本。按国民政府当时的有关规定，部分标本送交中央研究院自然博物馆，另一部分送到美国的纽约自然博物馆，还有的送给亚洲文会的上海自然博物馆。后者陈列的大熊猫标本和扭角羚的标本即为其所送。他也收集过一些植物标本。”^[24]

姜鸿认为，1929年之前虽然有个别传教士、外交官和探险家购买大熊猫皮，但由于是偶发现象，当地未出现商业狩猎。不过罗斯福兄弟1929年入川之后，这种情况逐渐发生改变。罗斯福兄弟当年为了买到大熊猫皮，开价50元（墨西哥银圆）购买一张熊猫皮，致使稍后进入四川穆坪为美国史密森尼学会采集标本的葛维汉只能低价买到残次品。也就是说，外国人通过提高收购价格促成了大熊猫标本的商品化。这种模式亦适用于活体大熊猫的商品化过程。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标本已不具有吸引力。这一转变的出现，不只是因为市场供应量增加，探险家的兴趣转移亦是重要原因。所以当市场需求转向活熊猫后，很多大熊猫被运到成都。^[25]

第一个将活体大熊猫带到美国的是一位名叫露丝的美国女性，时间是在1936年，捕获熊猫的地点在四川汶川，这只熊猫取名“苏琳”，以8750美元的价格卖给芝加哥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根据《淑女与熊猫》记叙，在1937年和1938年，露丝又两度到四川得到一只大熊猫，取名“美美（妹妹）”，运回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作为“苏琳”的伴侣。另外，她与合伙人还将猎获到的一只大熊猫枪杀（这只锁于笼中的大熊猫发狂脱逃而难于管理运输），一只幼崽熊猫被运回捕捉地放归野外。^[26]

捕获熊猫最多的是英国标本商人史密斯（F.T.Smith，民国时期报刊译为史密士、史密司等），他在西方有“熊猫王”之称，是“向欧美动物园出售大熊猫数量最多的人”^[27]。他在我国大熊猫产区待了20年，在四川建立多个据点，以猎捕和收购方式获取大量野生动物标本和活动体，贩卖到西方国家。就在罗斯福兄弟追踪大熊猫之际，史密斯萌生出与菲尔德博物馆合作的想法，在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副馆长毕安祺（Carl W.Bishop）的担保下，哺乳动物部主任奥斯古德同意赞助史密斯赴川滇采集大熊猫等动物的标本。^[28]1936—1938年，他先后捕捉了12只大熊猫，仅1938年的一次，就将6只活的大熊猫，1只活的金丝猴及一些活的盘羊、青羊、雉鸡等运往欧洲。^[29]

《美人史密士在川获白熊》（原载《申报》1937年7月26日）

1930—1931年，史密斯为美国芝加哥博物馆采集标本期间，曾经到宝兴县等地。《中国西部科学院民国二十年度报告书》这样记载：“1930年12月19日，中国西部科学院派出郭卓甫、洪克昭，与为美国芝加哥博物馆采集动物标本的特派员史密斯，合组赴穆坪采集，于次年15日方始到达，就穆坪、鱼通、懋功等诸山详细收集至次年10月13日返院。”^[30]此行他们收获颇丰，中国西部科学院得到兽类标本74件、鸟类标本102件、爬行动物标本10件、鱼类和两栖动物标本14件。此次合作，并未采集到大熊猫标本^[31]，却采集到金丝猴标本和几只活的小熊猫。

史密斯1930年年底从上海出发开始到川边时，有5名为华人作为随行摄影和助手。经查证，其中2名为《申报》摄影记者，分别是王小亭、刘硕甫。《申报》1931年5月21日刊载消息《本报川边摄影记者王小亭刘硕甫将返沪》，消息说道：“去岁本报特派随同美国芝加哥博物院斯密司氏生物采集团入川之摄影记者王小亭、刘硕甫两君，自十一月离沪后，历经重庆、叙府、嘉定、雅州，沿途摄有川中风物，景片甚多，已经本报画刊发表一小部份。因该采集团所至范围不广、遂即单独分头出发，旅行四川西北边界羌夷藏番诸部落，所摄极不经见之各种高山雪景以及番夷寨屋风俗服装等奇特照片极多、并搜得各该地极有价值及趣味之文字材料……”^[32]

王小亭一行到了宝兴县赶羊沟，跟踪拍摄了当地猎人的狩猎生活。后来王小亭在《大众画报》上以《川边行猎》为题，再现这段经历。在此专题中共有13张图片，其中6张分别展示猎获的动物，有800余斤的巨大野牛，有美丽的花鸡（白腹锦鸡）、绿尾虹雉、金丝猴，特写了一张野牛的头，有一张似为记者喂食小野牛并亲密的图片，图片说明为：“小野牛：猎得小野牛数头，新生仅数月，顶无角，驯可熟人。”^[33]

王小亭将1931年在宝兴县赶羊沟拍摄的系列图片作为《中国游记》（第七段），以《川边行猎》为题，发表在《大众画报》1934年第7期上

从现有资料看，王小亭本想拍摄记录史密斯狩猎到大熊猫，但未如愿。后来离开史密斯的狩猎队伍，深入凉山州拍摄了彝族同胞的生活风情后，于1931年5月返回上海。王小亭与史密斯分开返回上海时，曾经在重庆北碚演讲其川边见闻：“我们没有一幅精详的新地图，而史密斯则有；向官方问路和出产等问题，很难得到确切答复，但问教堂的人，便极清楚。”^[34]

1931年6月，史密斯在穆坪狩猎，受到当地人的抵制和“洗劫”，但也收集到了大熊猫标本。他此次收集到的标本有：小熊猫，椰子狸，两只野猫，金丝猴，喜马拉雅斑羚，鬣羚，麋鹿，麝香鹿，麂鹿，羚牛和一只雌性成年大熊猫。^[35]

据不完全统计，1869—1946年，出现了3次“熊猫热”，国外有200多人次到四川西部捕捉大熊猫活体，猎杀大熊猫制作标本或购置大熊猫皮。通过血腥的狩猎和野蛮的收集，至20世纪20—30年代，西方的纽约自然博物馆、柏林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等，均从四川西部获得大熊猫标本供展出与研究。他们多以外国人设立的教堂、学校为据点或中转站，运出的活体大熊猫计有16只，至少有72具大熊猫标本运出中国存放在外国博物馆里。^[36]猎捕大熊猫的地点集中在今雅安市宝兴县、阿坝州汶川县，导致这一区域的大熊猫种群遭受严重破坏。

据姜鸿统计，1929—1939年，从中国流出大熊猫标本45具，大熊猫活体14只。至1953年，国外的大熊猫全部死亡^[37]，因“尸体珍贵”^[38]均被剖制作标本。

《大熊猫在美病死 尸体珍贵将剖制标本》（原载《康乐世界》1939年第1卷第5期）

外国人从中国运出的大熊猫标本和活体大熊猫概况一览（1929—1939）　　（单位：个/只）

（此表引自姜鸿《科学、商业与政治：走向世界的中国大熊猫（1869—1948）》，原载《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1期）

胡锦矗在《追踪大熊猫的岁月》中说，英国人丹吉尔·史密斯（T.Smith）与当地的地方官员和猎人都很熟悉，前后共收购活体大熊猫12只，运出国的就有6只。他所收购的大熊猫都人工喂养在华西大学（现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传教士格雷厄（Graham Dr.D.C.，今多翻译成葛维汉）在成都的家中。曾经一度，葛维汉教士的家几乎成了一个动物园，每天川流不息的人，包括四川、福建和陕西各地的官员前去观光。据胡锦矗统计，华西大学通过传教士葛维汉向美国方面至少提供了15件大熊猫毛皮和骨骼标本。^[39]

而据姜鸿《科学、商业与政治：走向世界的中国大熊猫（1869—1948）》中的统计，葛维汉1929—1934年向美国国家博物馆提供了20具大熊猫标本^[40]，笔者据此认为葛维汉应该是向西方国家提供大熊猫标本最多的人。

葛维汉还负责抓住了一只名叫潘多拉的大熊猫，送到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上展出；1941年他又组织人员在雅安、汶川各捕捉了一只大熊猫配成对，作为中国政府送给美国的礼物，送到了布朗克斯动物园。

1939年出版的《纽约动物园大熊猫摄影手册》

当时华西协合大学之所以成为大熊猫及其皮张运往国外的中转站，始作俑者是曾去过草坡的迪安·塞奇。1938年3月，塞奇以纽约动物学会理事身份，向纽约大学是次宁安教授建议，与华西协合大学合作采集标本。他说，华西协合大学地处动物最丰富的地域边缘，有训练有素的采集员，还与中央政府关系密切，容易向国外输出标本；华西协合大学可以从纽约大学那里获得刊物、书籍、仪器、电影胶片、幻灯片等作为报答。因此，以后到美国纽约动物园的“潘多拉”“潘”“宝贝”“潘弟”“潘达”等6只大熊猫，都是走这种关系运去的。这些熊猫除“潘多拉”是在与卧龙毗邻的灌县（现都江堰市）获得外，其余都来自草坡。另外，通过华西大学的传教士，至少还有15张毛皮及骨头运到美国。1945年5月，英国仿效纽约大学与国立四川大学联系，由国立四川大学马德组织200人在草坡捕捉一只取名“联合”的大熊猫运往英国，马德因此在那里进修了一年。原计划抓两只，由于只抓了一只，也就只去了马德一人。另计划还要派一名植物学老师去英进修，结果没有去成。1947年5月，一名叫“唐唐”的画家在汶川与绵竹间，捕了一只重16磅的大熊猫（约半岁），准备运往上海，后因死亡而未运去。^[41]

《川产大熊猫运英》（原载《申报》1946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