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安市境内，藏、彝等39个少数民族聚居或散居，有4个少数民族待遇县和18个民族乡。宝兴硗碛嘉绒藏族和石棉木雅尔苏藏族文化，石棉、汉源、荥经彝族文化等古老而神奇，少数民族聚集地多是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区域。山神崇拜是嘉绒藏族（宝兴县硗碛）信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嘉绒藏族社会结合的纽带。在硗碛人的观念中，世间万物中山神为大，人和植物、动物都共居于山神怀抱中。他们主张敬畏自然、索取有度；认为野生动物是山神的随从，不能随意捕杀；把大熊猫叫白熊神、熊菩萨，认为大熊猫的皮是宝贝，一般人铺不得，铺了山神要怪罪。^[1]

雅安当地人还认为一些蛇，特别是进入宅基地、庙宇的蛇是一些神、菩萨或祖先的化身或使者，只能驱赶，不能伤害。老一辈的雅安人把蜥蜴类动物称为“四脚蛇”，认为它们是蛇的医生，见到后不能伤害，否则会遭到蛇的报复。雅安的一些少数民族还主张不杀生。1929年，第26任美国总统之子罗斯福兄弟在四川西部游猎。四月上旬，他们从雅安到云南途中经过石棉县擦罗乡，获得了大熊猫的信息，一只“白熊”刚在这里偷吃了养蜂人的蜂蜜。养蜂人为彝族，把“白熊”视为超自然的生物，一种半人半神的神圣动物。彝族人从不猎杀“白熊”，顶多只是弄伤它，把它吓跑就行了。罗斯福兄弟俩反复与当地人周旋，并给予好处，当地头人才勉强同意他们猎杀这只大熊猫，最终他们一路追踪到冕宁县冶勒乡射杀了这只熊猫。^[2]

大熊猫在地球上默默无闻地生活了800万年，因藏身我国西部山区而躲过第四纪冰川，从而成为“活化石”，演绎了生命的传奇。历史上，大熊猫遭遇自然气候变化、主食竹子定期开花等劫难，但因藏身深山，与世无争，不是当地人或猎人的主要狩猎对象，甚至是一些民族或群体敬畏保护的对象，因而躲过了大规模被猎杀导致灭绝的威胁。

这还与大熊猫栖息地原住民的认知有关，因为他们认为大熊猫的皮不值钱、肉不可食。就此，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姜鸿在《科学、商业与政治：走向世界的中国大熊猫（1869—1948）》中写道：“当西方博物学朝近代科学方向发展时，中国博物学的运用仍停留在利用层面观察本土动植物。譬如，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当地文人对大熊猫的形态有过较精准地描述，诸如‘性最痴’‘不食五谷，食竹连茎’等。但由于他们不具备一套类似西方分类体系的思想资源来确定这个物种的位置，他们将大熊猫视为无用的怪物，道光时期的《留坝厅志》就称其为‘腹无五脏，惟一肠，两端差大，可作带系腰’。与文人的看法相同，大熊猫在当地农民眼中同样无甚价值，德国人种学家、探险家施特茨纳（Walther Stötzner）在汶川的经历为我们了解农民的观念提供了可能。1914年施特茨纳为了养活买到的大熊猫幼崽，想在当地找人做保姆，但他发现当地人很难理解为何西方人会对一只‘笨熊’如此大惊小怪，一个姓薛的人告诉施特茨纳，如果要他照顾这只小熊，‘瓦寺的妇女会嘲笑他’。大熊猫之所以会成为本土文化中的怪物，正与中国博物传统中的功利主义有关，因为其不具有经济价值。大熊猫的皮不值钱、肉不可食，这是当地人对其不感兴趣的主要原因。到访过川西地区的很多外国人都留有这方面的记载，譬如德国探险家台飞（Albert Tafel）就明确告诉读者，虽然‘竹熊’皮偶尔会落到汉族商人手中，但当地人并不认为其珍贵，因为它的毛很短，只能得到很少几个铜钱，台飞同时指出，‘竹熊’肉在当地也被认为不可食用。”^[3]

大熊猫的知名度、命运和价值，因为外国人的闯入而发生改变。

《大熊猫 中国奇兽 每只能值八千余金元》（原载《每月科学画报》1943年第3卷第1期）

明朝末年，天主教传教士利类思（意大利籍）、安文思（葡萄牙籍）进入四川省传教，起初并没有固定的场所。1644年8月，张献忠入川，正在今成都彭州一带传教的利类思、安文思带着一部分教友，逃到与今成都市邛崃、大邑一山之隔的天全州大山中（今芦山县大川镇），因为这里崇山峻岭，方便“避祸”。没过多久，张献忠派人将他俩迎接回成都，并赐他们“天学国师”的称号。与利类思、安文思一起“避祸”的其他教徒则留了今芦山县大川镇一带繁衍生息。后来一部分则翻过今天芦山县与宝兴县交界的瓮顶山，西迁到宝兴县盐井溪（今宝兴县蜂桶寨乡），在此建立四川最早的天主教堂；另一部分则沿邛崃山、龙门山等东北行进到崇庆、彭县、绵竹、什邡等地。1814年，教徒们先是在大川建立“立书堂”。1815年，主教冯类思、马伯乐筹划在穆坪（今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邓池沟建修院，1831年法籍神父罗安白在穆坪重建修院。^[4]

罗桂环在《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中说：“穆坪地处我国横断山脉东段的邛崃山系，不仅风景非常幽美，而且也是我国动植物区系最丰富的地方之一。早在19世纪初的时候就有一些传教士跑到这里设立了传教点。这里汉藏杂居，统治者的管理相对比较松散，法国传教士利用这种有利条件，在此以办学、行医为名立足。”^[5]

收集域外的奇禽异兽是古代欧亚各国统治阶层共享的文化。然而，到了近代，随着博物学的复兴和公共博物学机构的建立，域外物种在分类学上是否具有特殊地位成为西方国家收集动物的主要考量因素。与古代主要通过进贡等方式实现物种交流不同，近代的物种交流主要通过科学考察和标本贸易实现。伴随着殖民扩张的全球推进，西方博物学家、探险家不断深入世界各地考察和采集动物标本，这也成为中国野生动物走向世界的主要方式。^[6]

鸦片战争后，我国藩篱尽失，西方人在我国的生物学考察收集活动，逐渐由沿海地区向内陆深入。传教士在传教之余，也将收集到的动植物标本送回国内。1866年，法国博物学家蒂安·若弗鲁瓦·圣伊莱尔（Étienne Geoffroy Saint-Hilaire，1772—1844）深入研究采集自宝兴县的标本，对绿尾虹雉进行了命名，故宝兴县是绿尾虹雉的模式标本产地。经查证，用采集自雅安的标本对动植物进行命名，绿尾虹雉是第一例。此后，中外生物学家相继到雅安进行科学考察，在雅安市发现命名新物种700余个，使雅安成为中国模式标本种最多的地级市。

制作大熊猫模式标本的法国博物学家戴维（据《中国第一件大熊猫标本》，http：//www.360doc.com/showweb/0/0/9 88253424.aspx）

1869年2月28日，法国传教士阿尔芒·戴维（Jean Pierre Armand David，1826—1900，或译作戴维、大卫）来到穆坪境内的邓池沟天主教堂。戴维是一名学识渊博、具有狂热献身精神的法国人，到中国后他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叫谭卫道（有一些文献资料标注为“谭微道”）。与其说他是一个虔诚的神职人员，不如说他是一名执着的博物学家。他来到教堂，并没有心无旁骛地投身教会事业，而是将心思与精力投入研究上帝的“手稿”——大自然，到处采集动植物标本。1862年戴维离开法国前，法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为他开出长长的需要了解和收集的动植物名录，并表示为他的工作提供资金与技术上的帮助，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受到冰河作用太大影响的国家，保存的动植物种类丰富，对欧洲科研人员极具诱惑力。

到穆坪后，在邓池沟天主教堂的法国传教士协助下，戴维雇到一批当地猎人帮助他收集动植物标本，教会的学堂还腾出一间房屋给他做标本储藏室，而且还动员在学堂就学的学生为他在周边山区采集动植物标本。

戴维在邓池沟天主教堂的寝室兼办公室（高富华提供）

1869年3月11日，戴维到红山顶考察，归途，在一位姓李的地主家歇息。火塘边的墙壁上，一张黑白相间的毛皮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新物种，因为这种动物在博物学上从没被记录和描述过。他在日记中写道：“这种动物将成为科学上的一个有趣的新发现。”

主人告诉他，这是在这一带的高山密林中隐藏的兽类，老乡称之为“花熊”“黑白熊”。他的猎手告诉他将得到这种兽类标本时，戴维喜从天降。

正如猎手许诺的那样，3月23日，戴维收到一头刚被猎人杀死的年幼熊猫，他将其制作成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标本，这也是世界上第一具科学意义上的大熊猫标本，超越了当地猎人取其毛皮制作衣物、被褥等。

2014年，在大熊猫科学发现145周年之际，雅安籍的“熊猫骑士”罗维孝孤身骑行法国，参观了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并与来自雅安的大熊猫模式标本合影留念（罗维孝提供）(www.daowen.com)

1869年4月1日，他又收到一只活的成年熊猫。兴奋之余，他对这只宝贝进行了测量、描述。但要把这个宝贝从地处川西平原西部边缘的穆坪带到大西洋彼岸的法兰西帝国，在当时交通条件非常有限的条件下，既要翻山涉水，又要远渡重洋，谈何容易。

这只可爱的“黑白熊”（Ursusmelanoleucus David）由于饲养不当，还是死在了邓池沟，戴维只好非常惋惜地将这只“黑白熊”的皮和骨也做成标本。

考虑到标本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制作、寄送回巴黎，戴维写信给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阐明这可能是科学上的一个新发现，故要求立即公布对这种熊的描述。信的内容如下：

URSUS MELANOLEUCUS A.D.（拉丁文，意为“黑白熊”），我的猎人是这样说的。体甚大，耳短，尾甚短；体毛较短，四足掌底多毛。色泽：白色，耳、眼周、尾端并四肢褐黑；前肢的黑色交于背上成一纵向条带。我前些天刚刚得到这种熊的一只幼体，并也曾见过多只成年个体的残损皮张，其色泽均相同且颜色分布无二。在欧洲标本收藏中，我还从未见过这一物种，它无疑是我所知道的最为漂亮可人的新品种；很可能它是科学上的新种。在过去20天里，我一直请十几位猎人去捕捉这种不寻常的熊类的成年个体。4月4日——又一只黑白雌性成体纳入我的收藏。它体型适中，皮毛的白色部分泛黄且黑色部分较幼体之色泽更深沉而又更光亮。

亨利·米勒·爱德华兹收到戴维的信后，出于对戴维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的认可和信任，他毫不犹豫地在当年他所主编的《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之新文档》第5卷13页，刊发了戴维的来信。^[7]

1869年10月，戴维在把大熊猫的皮毛和骨头寄给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时，附了一份记录说明：“我在成都时，听平雄主教说到白熊时，我当时想的是这种熊得了白化病。当我看到皮张后，马上就相信这是一个有清楚区别的物种。箱子里装的是一只成年雌性黑白熊的皮毛和全部骨头，另一只是幼年雌性，也是皮毛和骨头。我对这种熊的认识，在我到来之前，毫无所知。”

戴维当年制作了两成一幼大熊猫标本，另加一个头骨，并运回法国。这就是世界上第一套大熊猫标本。当“黑白熊”的标本运抵巴黎展览时，正值普法战争，普鲁士军队已经逼近巴黎，但天性浪漫好奇的法国人还是跑去看大熊猫标本，大有“大熊猫，让战争走开”之势。不看不知道，这一看，人们无不惊叹于这种动物的奇妙。人们从兽皮上看到一张圆圆的脸，眼睛周围是圆圆的黑斑，就像戴着时髦的墨镜，而且居然还有精妙的黑耳朵、黑鼻子、黑嘴唇，这简直就是戏剧舞台上化妆的效果，太不可思议了！于是有人断言，这张来自中国的皮毛绝对不真实，一定是伪造的。^[8]

戴维手绘的大熊猫

戴维手绘的大熊猫头盖骨

博物学家阿尔封斯·米勒·爱德华兹（Alphonse Milne -Edwards，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亨利·米勒·爱德华兹之子，后接任现职）依据这套标本，充分研究后认为：“就其外貌而言，它的确与熊很相似，但其骨骼特征和牙齿的区别十分明显，而是与小猫熊和浣熊相近。这一定是一个新属，我已将它命名为Ailuropoda（猫熊属）。”他认为“这不是熊属”，而是一个新属。它既不是熊，也不是猫，而是与中国西藏发现的小猫熊（Little panda）相似的另一种较大的猫熊（Cat bear），便正式给它定名为“大猫熊”（Giant panda）。

阿尔封斯·米勒·爱德华兹（据宝兴县大熊猫起源馆）

1824年，法国动物学者弗列德利克·居维叶将发现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小熊猫命名为Ailurus fulgens，希腊文的意思为“火焰色的猫”。Panda这个词，最早指小熊猫，这个词来源于尼泊尔当地的词语，意思是“红色的猫、狗”。panda与另一英语复合词汇catbear同义，汉译为“猫熊”。

因为戴维发现的“黑白熊”和小猫熊有相似之处，所以阿尔封斯·米勒·爱德华兹将它命名为“大熊猫”（也有翻译成“大猫熊”），并在它的名字中加上了发现者的名字：Ailuropoda melanoleuca David。1870年，他的研究成果《中国西藏东部动物的研究》发表在《关于哺乳动物自然历史的研究发现》合刊上。然而，博物学家们却不尽赞同爱德华兹的看法。博物学界围绕熊与熊猫展开了持续争论，这场争论虽然无果，却引来了更多人对大熊猫的关注。^[9]

2009年，宝兴邓池沟天主教堂收到大熊猫“出生证”复印件——戴维神父所寄大熊猫标本致学术界的报告、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米勒·爱德华兹的鉴定报告复制件（高富华提供）

西方人为区分先后在亚洲发现的两种panda动物，称发现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一种为little panda或red panda，而称发现于四川穆坪的一种为giant panda或panda，按当时的英文译为“猫熊”“大猫熊”。

这套标本是大熊猫发现命名的依据，目前保藏在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标本库中，常年温度15～18℃。由于标本珍稀，被视为镇馆之宝，一般不对外展示，更不能拍照录像。2002年11月，时任雅安市副市长孙前率团访问戴维故乡，鉴于访问团来自大熊猫模式标本产地，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破例获准孙前一行参观大熊猫模式标本并进行拍摄，带回关于大熊猫模式标本的珍贵影像。^[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