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研究1　马超骏《战争，不以杀戮为能事》

战争，不以杀戮为能事

——试论韩信的军事战略思想

马超骏

韩信，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家，他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不仅在于他率部队出陈仓、定三秦，并进而虏魏破代平赵下燕定齐灭楚，在建立汉朝的大事业中贡献最大，“厥功最崇”，更重要的还在于他的军事战略思想乃是以人、人的普遍愿望和生命价值为基点，和由此而生发的仁爱之心。这在古往今来的诸多军事将领中，是十分罕见的。

公元前206年，刘邦接纳萧何的意见，“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拜韩信为大将军。其间，韩信有一段著名的“答汉王问”，对他们的战争对手、正不可一世的项羽的分析，最能鞭辟入里。

“……项王喑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獘，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有背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诸侯之见迁义帝置江南，亦皆逐其王而自王善地。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日：其强易弱。……”

这是韩信经过长时间缜密观察和深思熟虑得出的结论。或许他早已有了一套成熟的军事战略思想，以此来观照项羽的行为；或许他在此观察和思考的过程中，逐渐成熟了他的军事战略思想：这方面史无记载，我们亦不得而知。但是，这段话无疑是我们认识韩信军事战略思想的一把钥匙。

韩信准确地把握了项羽的“软肋”：自恃豪勇，不能任属贤将；多有疑忌，不能适时封赏功臣；背约无信，致使诸侯不平；大肆杀虐，百姓不亲附。因此，尽管他号令天下，臣属诸侯，不可一世，其败亡的命运仍是不可避免的。韩信所主张的，此时向汉王刘邦建议的，也是他后来在大规模军事行动中所坚守的，就是“反其道”而行之。

一、任属贤将

战争是群体的活动，是成千上万数万以至数十万人协调配合的大行动，光靠指挥者个人的能耐是绝对不能胜任的。项羽不能任用贤将组织调度，所以他只能取得局部战役的胜利，而不能调度全局，遇到像韩信这样高明的对手，就只能顾此失彼张皇失措而终至于兵败垓下。韩信则不然。他善于调度，在战争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局部都安排适合的部队和指挥官，出“奇兵”而制胜。在平定三秦的战役中，他除安排一支部队“明修栈道”麻痹敌人之外，正面大部队经故道出大散关，渡渭水而直趋陈仓，以将军曹参率郎中樊哙为前锋，自率将军周勃，太尉夏侯婴、中谒者灌婴、右骑将傅宽、骑都尉靳歙等作为主力。后来的战事证明，这样的调度安排是精当的，每个将领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敌军章邯以轻车骑布阵，很快被先锋樊哙冲破，章邯军东退，曹参樊哙率军跟进，又两番破其守城。迅速占领咸阳，又以曹参守之。周勃、灌婴、郦商等都在大举进击、驰援破敌和略定各地的诸阶段战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所以不到一个月时间，就降灭三秦王，平定关中地，显示了韩信卓绝的才智、用将的精当和井然不紊的指挥作战能力。在破魏战役中，以曹参步兵为前军，进击郭东，取右翼包围之势，自率主力军张耳等继后，从正面进攻并追击敌军。在著名的井陉战役中，令灌婴选轻骑2000人连夜从间道进至牛犊山埋伏以作为“奇兵”，自引大军诱敌和作最后的反攻。在决胜的垓下之役，令孔将军、费将军为左右翼，又令周勃、柴将军为后卫，都发挥了极大的效用，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1200年以后，北宋政治家正安石还在慨叹：“谁为孔费两将军？”像孔费二位可以助成大事业的“贤将”到哪里再去找呢？其实不是没有，而是他缺少韩信任用贤将的胆识、肚量和眼力。

值得注意的是：韩信所任用的这些贤将，并不是他自己培植起来的，与他有什么渊源关系的“私人”，有的还是与刘邦从家乡丰沛一起走出来的被后来的史家称为“刘邦集团”的中坚，比如曹参、樊哙。在刘邦的直接指挥下没有见到他们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战绩，只有败绩；而在韩信这里，他们却变得如此英勇善战，屡屡获胜。这现象不是很能给我们一点启发么？

二、忍予（舍得）封赏

赏罚分明是战争取得胜利的一个基本原则。论功行赏、有功就得有赏，有大功更应舍得封赏。这里有一个观念问题；有职权可以行封赏者必须明确其职权的使用，是为了完成事业，而非为了谋一己之私利。破赵以后，韩信即建议封他的助手张耳为赵王，“备守赵地”。平齐以后，为了稳定“伪诈多变”的齐地，要求刘邦封他为齐王，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事，但刘邦却因之而大怒，并且埋下了后来被灭族的祸根（宋·钱昆：“蹑足封时虑早深”；明·杨茂：“蹑足翻成赤族机”）。这则是刘邦出于私心只求韩信为他消灭项羽、夺取天下而根本没有打算认真地采纳他的意见。

是否舍得封赏还有一个“肚量”的问题。一个几乎人所皆知的例子是：汉武帝时号称“飞将军”的名将李广，遭贬时曾因霸陵尉“醉，呵止”其夜行，后来重新被启用，则“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对比韩信的作为：“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为楚中尉”。（当然不是因功，而是因其能任此职）。这悬殊何啻霄壤？明代王典诗日：“……又不见，故李将军诏复起，遂杀霸亭醉呵吏。王孙王楚锦衣归，却召少年作中尉。吁嗟乎，王孙六合罗胸中，举目转盼生长风。重瞳之子拔山雄，谈笑遂收垓下功！……”能否“六合罗胸中”，这也是能够成为收功垓下、战无不胜的大将军、大元帅，还是只能成为一员战将的一个重要标识。

三、重情仗义

当我们高扬正义战争旗帜的时候，这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考量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完成一定政治目的的手段。韩信给刘邦提供的政治眼光是：看定项羽“有背义帝之约”，“百姓不亲附”，“实失天下心”。以此，刘邦得以张起“正义战争”的大旗，在政治上先胜了一筹。

而后是属于将帅个人品德方面的考量。韩信还重然诺，讲信义。他“千金答漂母，百钱酬下乡”（唐·王硅诗句），义不背叛刘邦，磊落做人，心无愧祚，所以被誉为“国士无双”。这是他作为将帅起自微末而深孚众望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他统帅千军万马（占很大分量的是被他战败并俘获的敌军部队）仍能战无不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仁爱兵卒

从战争的角度来说，“士气”，即人的因素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韩信首陈袭三秦之策云：“军吏士卒皆山东之人也，日夜企而望归，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民皆自宁，（则）不可复用。不如决策东向。”论者认为：此是“韩信进军策略之中心”。在井陉战役中，他背水布阵，为的是激发士卒“人自为战”、戮力克敌的决心。垓下之战他极富创造性地让三军唱起了淮楚地方民歌——楚歌。在这里，音乐成了特殊的武器，不以杀戮，而以涣散和瓦解敌军的斗志夺得战争的胜利，可以说把战争艺术发挥到了极致。

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战例：韩信破赵之后，收降了赵国的广武君李左车，请他上座恭恭敬敬地向他请教北攻燕国的方略。请听李左车的建议：“方今为将军计，莫如按兵休甲，镇赵抚其孤，百里之内牛酒日至，以飨士大夫酉圣兵，北首燕略，而后遣辨士奉咫尺之书，暴其所长于燕，燕必不敢不听从。燕己从，使喧言者东告齐，齐必从风而服，虽有智者，亦不足为齐计矣”。韩信采纳了李左车的意见，兵不血刃，只以“宣传攻势”就招降了燕国，整个战事因以进展迅速。这不仅是智慧，更是仁爱之心的胜利。

【作者简介】马超骏，江苏省淮安市政协文史委。

【文章来源】《淮安历史文化研究：韩信研究文集》，花法荣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

文史研究2　毛立发《孝、仁、宽厚的匡古大将军》

孝、仁、宽厚的匡古大将军

——韩信思想行为初探

毛立发

两千多年以来，对匡古卓绝的军事家韩信，一直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笔者试图从史料的记载和韩信故里口口相传的故事来探析韩信的思想行为。

一、韩信德行的表现

1.他是全心侍奉母亲的“孝”子

韩信从小虽然家穷，但人“穷”礼义厚。他少时家境贫寒，母子相依。几岁就帮助母亲拾草、提水、做家务。平时每每见到母亲愁眉不展，他就依偎在母亲的身边把从市井上听来的故事讲给她听，让母亲开心、解愁；母亲生病时，他四处抓药煎熬，并亲口尝过后，才端给母亲吃。一次母亲病重，他把母亲放在木板上，踏着大雪拖到几里路外的药铺求医。韩信的这种孝心，千百年来一直受到很多人的称赞。当年司马迁来淮阴韩信故里时，当地人就告诉他说韩信从小就与别人志向不同。其母死，贫无以葬，他四处奔波，想尽一切土办法把母亲尸体埋葬在一块高敞地上。由此可见，韩信善待母亲的孝顺之心是多么可贵啊！

2.他是“以德报怨”的大度人

据《史记》载：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日：“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日：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于是信孰视之，俛出胯下。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这个故事，2000多年来一直口口相传。当年韩信穷困潦倒，被人歧视。一次，一个无赖纠集一帮人，拦住韩信的去路，放肆地哈哈大笑，并讥讽韩信说：“虽然你长得高高大大，腰间还佩一把长剑，其实你不过是个无用的胆小鬼罢了。”众人趁势你一言我一语地侮辱韩信，可是韩信对此却无动于衷。那帮无赖见韩信不语，择路要走，就上前拦住韩信，得寸进尺地说：“你不是有剑吗？如果你不怕死，就刺我一剑；如果怕死，就从我胯下钻过去。”韩信当众受到如此侮辱，恨不能拔出佩剑，一剑刺死这个无赖。但仔细一想，还是“忍”了。便俯身从那个无赖的裤裆下爬了过去。市井人发出一阵不可思议地惊呼，那群无赖也愣了一下，随后众人大笑。韩信真是个胆小鬼吗？历史已雄辨地证明，不是！当时韩信如果不“忍”，一剑刺死了“恶少”，必定吃官司。反之，也可能被恶少刺死。而韩信当时爬起来默默无语地离去，这就显现出他在理性上的冷静。韩信的忍让不只是为了保全自己，而是一种积极的心态，他放弃的是无关大局的小事，追求的是在忍让中腾出更宽广的路子，积蓄冲刺助跑区，而去赢得大事业的成功，

后来韩信帮助刘邦得了天下，被封为楚王的时候，他召见了当年那个“恶少”，当时不但没有责怪他，还封他为楚中尉。孔子《论语》曾戒子路日：“齿刚则折，舌柔则存，柔必胜刚，弱必胜强。好斗必伤，好勇必亡。百行之本，忍之为上”。韩信不正是这样吗！

3.他是知恩必报的诚信人

据《史记》载：“信钓于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母日：‘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日：‘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相传当年的韩信出于生活所迫，所以常在淮水旁钓鱼。当然钓到了就到市上兑换东西来充饥，钓不到，只好忍饥受饿。后来，几天未见鱼腥，便饿昏倒在河旁。被一漂母发现，便把自己带来的饭分给他吃，一连数十日。临别时，韩信承诺要报答这位漂母。后来，韩信被封为楚王，这时他想起了当年给他饭吃的那位大娘，于是召见了那位大娘并赐千金来报答她当年的一饭之恩。这位漂母死后，他又亲率大军，用袍子兜土为其筑了三十多丈高的大墓墩。从这两件事情上，我们认为韩信吃漂母的饭，是饥饿所迫；而欲报答漂母，这是“道”、“德”和良心的驱使。他赐漂母千金、后又“兜土筑墓”，说明他“讲仁”、“讲义”、“讲信用”。

4.他是不计小人的“谦下”人

当年韩信孤苦一人，无家可归，后结识了南昌亭长，因此常在他家吃喝。时间长了，亭长的妻子不高兴，但又碍于面子，便来个小人之作。这天他们已提前吃过了早饭，当韩信既往到来的时候，发觉人家讨厌自己，于是二话没说转身便走。后来，韩信被封为楚王，南昌亭长夫妇也被召见，并赐给百钱。临走时，韩信对南昌亭长夫妇说：你这个小人，做好事要有始有终。亭长夫妇被韩信说得面红耳赤。从这件事情看，我们认为韩信的这种做法非常谦下。

5.他是忧国忠君的敦厚人

韩信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也是悲惨的一生。他从小孤苦伶仃，寄人篱下，青壮年时投军从戎，为汉室的江山立下了盖世奇功，但最终被害。然而，韩信的一生虽是短暂的，但他的死是悲壮的，不朽的，他是忧国忠君的敦厚人。

秦朝末年，满怀激情的韩信，涉过淮河，投奔项梁，参加起义军，可是在项梁军营中一直未被重用。后又投奔刘邦，并在萧何的极力举荐下，得以拜为大将。他被委以重任以后，一直忠于刘邦，驰骋疆场，他执法斩殷盖、遣樊哙明修栈道、火攻破章邯、计取咸阳、背水破赵，囊风沙斩龙且，十面埋伏与楚霸王垓下大战。最终使刘邦建立了汉朝国家政权。然而，刘邦夺得江山，掌握大权以后，不但未重封韩信，反而处处忌恨和贬谪他。在这种情况下，韩信未发半点怨言，表现出他忍辱负重和心地敦厚的大将风度。后来莫须有的罪名又接踵而来，刘邦出离咸阳驾幸东楚，伪游云梦时喝令武士将韩信绑缚，直至被吕后设计陷害死在未央宫。

二、对韩信的思想源由探析

韩信一生只有30多个年头。纵观他一生的言行举止，我们感觉到韩信不仅是伟大的军事家，而且是“孝、义、宽厚”的仁人、君子。而究其思想文化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我认为这并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不是海外奇谈，天外来客，而是深深的扎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

一是来自于母亲的教育。据传，韩信的母亲是个有知识、有修养的人，她必定读过老、庄、孔、孟等经书。当年，韩信母子相依，其思想无疑得益于其母亲的教诲和影响。

二是来自于淮河文化的影响。韩信是淮阴人，淮阴因淮河而得名。悠久的淮河历史，孕育着老子、庄子等道家创始人。秦末汉初是黄老文化的兴盛期，而老子的思想文化先期活动主要在淮河流域。淮阴地处淮河的中、下游。据史书载：秦汉时淮阴市井浩繁，经济繁荣。当年的老子在盱眙炼丹，也常沿着淮河来到淮阴市井传道讲经。所以说，在这个先天优越条件的地方，老子的思想必定渗透于此，而对出生在淮阴且生活在淮河旁的韩信来讲，自然而然的受到这种淮河文化即老子思想文化的影响。

三是来自于王半仙的指点。据口口相传的故事，王半仙，学富五车，早年和张良为师兄弟（皆是黄石公老祖的徙弟），秦末时王半仙为推翻秦王朝的暴政，在淮阴城遍访奇人，当得知韩信“与人异”时，他每天都接近韩信，并教韩信识字知礼，还讲黄老的兵法“玄道”给他听。由此可见，韩信在少年时期已深得王半仙真传和指点。

四是来自于漂母的教诲和启迪。当年韩信在淮水钓鱼时，不但得到漂母生活上的照顾，而且还得到她的教诲和启迪。因此：当韩信与漂母将要分手的时候。韩信要报答她，她说：“吾哀王孙而进食”，“大丈夫不能自食，还望报乎”，这句话是对韩信既疼又爱的话，是激励韩信奋进的话。史家的如此一点，其实内涵十分丰富，说明漂母是对韩信有着重大影响的一个人。

【作者简介】毛立发，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政协文史委。

【文章来源】《淮安历史文化研究：韩信研究文集》，花法荣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

文史研究3　奏九凤《赞同韩信有后说》

赞同韩信有后说

秦九凤

还是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在淮安县图书馆“故纸堆”里翻看时，发现刊行于明天启年的《淮安府志》上留有一篇关于韩信有后的轶事，全文如下：

山阳人张大龄《支离漫语》载：淮阴侯信夷三族，世皆云无后矣！而予今广中人言曰，予乡有韦士官者，自云淮阴侯后。当宗室难作。淮阴侯家有客藏其三岁儿，知萧何与侯知已，不得已为皇后所劫，私往见之，示侯无后意。相国仰天叹曰：“冤哉！”泪滚滚下。客见其诚，以情告。何惊曰：“若能匿淮阴侯儿，于中国不可居矣！急往南粤，我与赵佗亦重，淮阴侯必能保此儿。”遂作书遣客匿儿于佗曰：“此淮阴侯儿，公善视之。侯功塞宇内，天必不绝亡。”佗养以为子，而封王海滨，赐姓韦，用韩之半也。今其族世豪于海，濡闻有赵佗所赐诏，郑侯所遗之书，勒之鼎器。夫吕氏当惠帝末已无血胤，而淮阴侯至今存后是亦奇闻，史家不识也，惜其客名不传，此于婴杵有幸不幸耳。（注：标点系作者添加）

这是用文言文写下的故事，用现代人的话大意是：韩信被屈斩时，是三族以内的人全部被杀的。即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子女都要一杀干净。因此，后人们都说韩信是无后代的。但是广西一带的人说他们那里有姓韦的人自己说是韩信的后代。当时诛杀韩信三族的事发生后，韩家有一门客将韩信的一个三岁儿子藏起来。这位门客知道萧何与韩信历来是知己之交，萧何参与屈杀韩信是被吕后所逼，不得已而为之。于是，门客就悄悄去见萧何，向萧何唉叹说韩信将无后代了。萧何一听，仰天长叹说：“真冤枉啊！”说完之后泪水滚滚地往下流。门客见萧何确有诚意，就将自己藏韩信一个三岁儿子的事如实相告。萧何一听大惊失色地说：“如果要藏下韩信的儿子，居住在中国肯定是不行的。你可以赶快地把这个孩子带到南粤国去。我与南粤王赵佗交情很深，他也一定能把韩信这个儿子保下来。”于是，萧何还向南粤王赵佗写了一封信说：“这是淮阴侯韩信的儿子，希望你能善待他。韩信功盖寰宇，老天是不会让他绝后的。”后来，赵佗把韩信的这个儿子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养大，还封在海边一带为王，赐姓“韦”，用“韩”字的半边。韦姓族人子孙很盛旺。据说，其后代还将南粤王赵佗赐王、赐姓的诏书以及酂侯萧何当年所写的信铭刻在鼎器上传下来。杀害韩信的吕后到汉患帝时已没有后代，而韩信至今还有后代，也算是奇闻了。记史的人不知道这件事，所可惜的是藏韩信儿子的那位门客姓名也没传下来。多少代之后，天下太平无事，那里姓韦的也就不再避讳是韩信的后代了，还将祖上的经历亲口对人说过。

无独有偶，1988年6月2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8版上也刊载了一篇《韩信后裔在蕲春（在湖北省黄冈市东南部，邻接安徽）发现》的新闻。据该文作者称，他幼时在老家湖北蕲春狮子镇何氏宗祠里，曾亲眼见到祠堂里供奉的列祖列宗牌位，首位为“远祖淮阴侯韩信”；又在附近名叫堆金庙的庙宇里，看到供有韩信塑像：他还多次听到老辈关于蕲春何氏为韩信后裔的谈论。旧有同姓不通婚的旧俗，而蕲春的韩、韦、何姓之间并非同姓，却素来不通婚。在保存下来的何氏家谱中，对于韩信及其后裔沿袭的事也有所记载，说蕲春何氏先世实韩姓系出。当年淮阴侯蒙难时，酂侯萧何易子存孤，计延韩嗣。并详细叙述了韩信在遭受夷三族大祸之际，萧何用自己的儿子替换下韩信的儿子，保存下韩信后嗣。后来，韩信的子孙一部分为了避祸改姓韦，一部分为了纪念萧何的恩德改姓何，也有的后来又恢复了韩姓。

蕲春的何氏家谱还已载了韩姓改何姓后，子孙不断变迁的情况。说宋淳佑年初，淮阴侯53世孙、瑞昌（今江西九江市西南部，邻接湖北）籍何彦迎任长沙太守。致仕后，携眷属乘舟东下，“泊舟于蕲，见蕲邑风淳俗美，乃喜日：‘大丈夫四海为家，奚必归故乡耀邻里哉？’”于是定居蕲春。

自南宋定居蕲春到近代，已历时700多年，韩信的这一支何氏家族已繁衍数万人众。如按家谱推算，蕲春现有在世的人分别为韩信的72世至81世裔孙。

韩信有后并非上述两说，近来经我与广西桂林市兴安县政协文史委联系，该县的壮族始祖名叫韦公佑。他原系清代广西庆远府思恩县人（现河池地区环江县）。他的先祖韦天贡，住、死、葬均在宜山县都街屯这个地方。韦天贡是广西韦姓开支老祖，宜山有碑刻记载：

韦天贡乃汉淮阴侯韩信之子。韩信因功高震主，被吕后所害，全家满门遭斩，夷三族，只有一子韦天贡从河南青州府白米街糯米巷韩府出逃。后经长途跋涉，躲过官府的围追堵截，终于来到当时的南粤国、现庆远县境内偏僻的都街屯隐居下来，取韩姓半边改姓韦，并融入壮族。从此，隐姓埋名，销声匿迹，繁衍子孙。据都街村党支部书记说，他们村的都大屯200余户人家都姓韦，都是韦天贡后代。每年清明节，东兰、都安及柳州等地姓韦的人家都到都街韦天贡墓前祭祖。由于韦天贡墓在远离村子的山上，平常没人上山去古墓。2004年5月26日，柳州铁路局的韦某到都街寻祖祭祀，村里韦姓族人便和他爬上坡桥山，发现韦天贡墓已被人盗挖：墓碑断裂倒地，现场一片狼藉。地方韦姓族人还说，韦天贡当时因怕官府发现他们踪迹，再遭满门抄斩的悲剧，便让他的三个儿子分别潜往东兰、都安和环江等地。有一支来到兴安县的九塄。这里有山有水，土地平坦肥沃，就是荒无人烟。他们就搭起茅草棚，放火烧荒，开垦土地，种下五谷杂粮，圈养牲畜，孕育后代，世代繁衍生息。

韦氏后代在兴安生活两千余年，长期与地方汉族接触居住，有关住房、婚丧、节庆和日常生活习惯等特点，都已与当地汉人融合，又逐渐恢复了汉族族别。

建国后兴安县内韦姓人氏又迫切希望改汉族为壮族。经县人民政府组织人员调查，并查看了韦氏族谱和一些相关碑文，写成调查报告，具呈兴安县人民政府。经县政府研究批准，于1984年3月17日正式行文，同意县内韦公佑后裔恢复壮族族别。据统计，现在居住于该县的韦氏族人共有1553人，分布在全县五个乡镇42个村。因此，韩信后裔一说并非空穴来风，是在我们中华版图上多处出现、多年就有的事实。

其实，说韩信有后者还有其人。

刘树农先生在2006年4月9日《淮安日报》星期刊2版上曾发表《解开韩信身世之五大谜团》一文。该文也说，抗战期间，广西一韦姓人来淮抗日，据其日记自述：韩信唯一幼子，由家人韩义拿其母苏凤姣写的血书找萧何写信给南海尉赵佗，被赵佗改韩姓为韦姓。由于多年繁衍，人丁旺盛，为官的还不少。现在庄东山上还有祖祠庙，里面供的就是韩信像。

刘文还说，据《淮阴志征访稿》记载，淮阴侯：有后，其说初见于张大龄《支离漫语旧志》载潘叔明之说详矣，后有大理寺司务、钱塘赵时辑言其乡人吴思穆，顺治中为粤西县令，巡行山峡间，见少年将军庙，像英风雅概，敬而拜之，命工匠修饰其堂庑，即有士官率宗族百余人稽首称谢。云“庙神君淮阴侯，子因萧相国托孤于南海尉赵佗，佗封之于此，子孙繁衍，自汉至今，奉祀不绝”。此说与张大龄的《支离漫语》所载是基本相同的。

刘文还写道，邑检讨张鸿烈官京师，遇澄海余编修艳雪访问此事，亦云韩侯之后韦士官在广西地方，与广东接境，益信为有徵然，两广土司韦姓甚众，毛初晴《蛮司合志》所载；在东兰者有韦富桡，在桂林古田者有韦银豹，在永宁者有韦狼要、韦朝义，在义宁者有总管韦千里，在马平者有韦玉朋等，不知孰为侯后？安得遍历诸祠，一详讯之。《乾隆府志山阳》中的关于韩侯有后诗日：韩侯有后妄耶非？海上今传韦姓人。万里托孤书有泪，千秋祚土鼎无尘。朱虚侯起先锄吴，安乐公降竟续秦。雄长一方仍世爵，须知天不绝忠臣。

从广西韦姓人的自述和《淮阴志征访稿》记载两相对照，也说明韩信是有后的，即今两广交界处的壮族韦姓人。

现在看来，韩信存后的这四种说法都存在着可能性。

第一种说法可信度最高。理由是韩信被屈斩夷三族时，萧何的参与是迫不得已而为之，“门客”（就是使韩信受辱胯下、后被韩信任用为“楚中尉”的那个无赖汉）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去找萧何。萧何出于忠君，参与谋杀，但内心又割舍不下与韩信的感情，讲义气私下修书放走韩信的幼子。这种说法十分切合当时萧何的矛盾心理。

第二种说法是说萧何易子存孤，是说萧何用自己亲生的儿子换下韩信的儿子，而使韩信保存后代香火。萧何的这种做法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古今中外也不是绝对没有过的。

第三种说法是韩信儿子自己出逃。韩信蒙难时才35岁左右，如果按照第一种说法，韩信幼子仅3岁，显然不可能自己逃脱。但古代人早婚，一般十五、六岁即结婚。果然如此，韩信儿子就该十几岁了，因此逃逸存后说也是有存在可能的。

第四种说法是韩信妻子苏凤姣自己面临处斩前写下血书托萧何放其子出走去南海尉赵佗处。这种说法可信度也比较高。因为母亲面临杀身之祸时想到存活下自己儿子是极其平常的事，完全合于常理。

在这四种韩信存后的说法中，都认为韩信的儿子逃往了当时的南方。而其中三种说法均与萧何有关。果真如此，成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后边就应该再加上一句“存后也萧何”了。

因为上述四种有关记载均有可能是事实，那么冷兵器时代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事家韩信就真的存后于世，并最早在广西一带了。因为那里是西汉时南粤王国的辖地。这样，后来的太平天国杰出将领韦昌辉，革命先烈韦拔群，开国上将韦国清等都应是“战必胜，攻必取”的大军事家韩信的后裔，因为他们都是广西壮族的韦姓人。

【作者简介】秦九凤，淮安市周恩来纪念馆。

【文章来源】《淮安历史文化研究：韩信研究文集》，花法荣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

文史研究4　李淳《关于韩信墓和韩侯祠》

关于韩信墓和韩侯祠

李　淳

韩信墓在灵石县城南10公里的韩信岭上。韩信岭，原名高壁岭，因纪念韩信而改名。历史上山西中部的南北之间以至通往陕西、河南的必经的大道即“官道”就是越此岭而过。“巨岭摩天断道路，路旁有祠祠后墓”，韩信墓就在岭上的官道旁边。作者去看时，这里仅存一个大土堆。墓周已挖作牲畜圈或柴草仓库，破坏严重。墓前边原有的几处祠宇已全部毁坏，地面上还可以看到一些残砖败瓦；祠墓前原有的“汉淮阴侯墓”的碑碣和曾有过的众多的题壁诗和诗碑已荡然无存。过去的官道因大运公路的修建早成历史，无人走了，但官道的遗迹还很清晰，使人想见当年“荒坟埋骨腰山路”（明于谦悼韩诗）的景象。韩墓、韩祠，全国解放后曾被定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今已快破坏无遗了，这不能不令人痛心。

为了探究韩信墓、韩侯祠作为文化古迹的深厚文化意义，本文作者从韩信其人、千古奇冤、汉为什么杀韩信、韩墓小考等几个部分来一一叙述。

韩信其人

韩信（约前213年—前196年），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战略家。淮阴（今江苏淮安市西南）人。“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人多厌之者。尝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钓于城下，一漂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曾“胯下忍辱”于屠中少年。后参加项梁的起义军，无所知名。“项梁败，又属项羽，为郎中；数以策干项羽，羽不用”。遂亡楚归汉，为连敖；后经滕公推荐，为治栗都尉，“上未之奇也。”后逃走，萧何月下追回，劝刘邦筑坛拜之为大将军。公元前206年至前202年，楚汉相争，逐鹿中原，韩信为汉朝的创建立下赫赫战功。他曾奉命击魏，虏魏王豹，定魏地，置河东、太原、上党三郡。北破代兵。继而韩信与张耳东下击赵（即著名的背水之战），擒赵王歇。韩信发使使燕，燕闻风而靡。又奉命击齐，“东下齐城七十二”。韩信派使者向汉王“请作假王（代齐王）”以镇齐，遂有刘邦怒骂而张良、陈平蹑汉王足、附耳止的故事，汉王封韩信为齐王。楚项羽使大将龙且等击韩信，韩信大破楚军杀龙且（“斩龙堰潍水”）。公元前202年，会战垓下，灭项羽，汉王刘邦即皇帝位。在韩信下魏、破代、取赵、平齐之后，汉王都“收其兵”或“夺其军”以拒楚；项羽已破之后，“高祖袭夺齐王军”，“徙齐王信为楚王”。不久，“人有上变事告楚王谋反”，高祖乃“伪游云梦，会诸侯于陈，楚王信迎，即因执之”，“封韩信为淮阴侯，分其地为二国”。韩信因此发出“生乃羞与哙等为伍”的慨叹。公元前197年8月赵相国陈稀反代地；公元前196年春，韩信舍人之弟告韩信与陈豨同谋造反。吕后与萧何定计，把韩信骗人长乐宫钟室斩首，夷三族。韩信著有兵法《韩信》三篇，今佚。

千古奇冤

司马迁在韩信本传中说韩信“天下已集，乃谋叛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在《高祖本纪》中说“淮阴侯信谋反关中，夷三族”，似乎韩信被杀是罪有应得。我认为，这只是表面地肤浅地看问题。作为汉朝的史官，司马迁不能、也不可能公然否定汉朝给韩信下的与陈豨同谋造反的结论，他还得与汉王朝“保持一致”。但司马迁作为以“秉笔直书”为“史德”的伟大的史学家，他要留给后人以真实的历史。所以，他又以高超的“史才”和“史识”，巧妙地从不同的角度来否定这个对他来说是违心的不得不作的结论。

首先，司马迁在韩信本传中，借萧何之口说韩信是“国士无双”，“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国士”就是对国家有特殊重要意义的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一个“无双”，一个“非信无所与计事者”，突出了韩信作为争天下、创汉业的人才的独一无二性。

第二，司马迁浓墨重彩地极写韩信下齐封王之后，一再不听项羽说客和蒯通背汉自立、三分天下的建策，反复申述汉王对他有登坛拜将、解推义重、言听计用、封王赐爵的知遇深恩，自己绝不能“向利背义”，并表示“虽死不易”。又极写韩信封王之后，以千金酬报漂母的一饭之恩。司马迁的这些记述，就是暗示韩信讲究信义、品德高尚，没有背汉造反的心理基础，从而让后人得出“谁道异谋萌末路，君侯心迹自分明”（清人朱绍曾诗），“侯果欲反奚不早，解推义重非忍忘”（祁韵士诗），“不忘漂母饥时饭，汉后如何却少恩”（明人杨美益诗）的结论，进而否定司马迁自己不得不写的韩信“天下已集，乃谋叛逆”的违心之论。

第三，写韩信的反状，是韩的舍人之弟“夜半告变”，而这个舍人曾“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所告谋反情节，是陈豨出任赵相国（受权监赵、代边兵）时来韩信处辞行，“侯（韩信）执其手，辟（屏退）左右与之步于庭”，约定里应外合造反。告状人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旁证。这自然会引起后人“中庭握手谁闻见”的疑问，看清谋逆罪的“莫须有”性质。

第四，在写高祖“伪游云梦”，械系韩信时，记述韩信当时愤慨而沉痛的抗议：“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而面对韩信的质问，高帝的回答仅是一句“人告公反”，提不出任何具体罪状。接着，就是“赦信罪，以为淮阴侯”，“分其国（楚国）为二”。这样不明不白地抓，又不明不白地放，说明“伪游云梦”只是以莫须有罪名削夺、谋害韩信和其他开国功臣的第一步。有了这第一步，就会有长乐宫杀韩的第二步。只可惜身经百战、所向披靡的大将军却不懂自保之术，如祁韵士诗所说，“不学无术终未悟”，落了个“一旦就擒若驱羊”的下场。

第五，在其他人的传记中，司马迁借他人之口，明显地揭露高帝、吕后强加罪名杀害功臣的大量事实，侧写、补写韩信被冤杀的实质。在彭越列传中，写高帝征陈豨，征兵于梁王彭越，彭称病，派将领带兵跟刘邦出征。高帝怒，责让梁王，梁王欲往谢（认错），部将扈辄说“往则为擒矣，不如遂发兵反。”梁王不听，遂称病。此前，曾有“梁王怒其太仆，欲斩之”的事，这时，太仆告梁王与扈辄谋反。高帝立即派人以突袭的办法捕梁王，“有司治反形如法”，上赦以为庶人。对彭越的办法，同对韩信的办法如出一辙，都是强加之罪。即使经过“有司”（司法机关），也是按皇帝老儿的意见办。下一步，更露骨了，彭越被发配到西蜀当老百姓，从洛阳西行，碰到吕后从长安来，“彭王为吕后泣涕，自言无罪，愿处故昌邑，吕后许诺，与俱东至洛阳。吕后白上日：‘彭王壮士，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于是吕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复谋反。廷尉王恬开奏，请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国除。”

司马迁在《高祖本纪》和韩信本传中都按汉的结论说韩信、彭越、英布是因谋反被杀，而在彭越、英布列传中，则以多个侧面记述和揭示三人被冤杀、逼杀的内幕。所以后人的咏韩诗说：“太史公笔自沉痛”（清人刘大观《韩侯庙怀古》诗），“不负君（指韩信）惟太史公”（清人何绍基《韩信岭》诗）。这是说司马迁以沉痛的史笔为韩信的冤案鸣不平，是真正对得起韩信了。

韩墓小考

韩信墓所在的韩信岭，海拔1200米。现存韩信墓冢高约10米，底周围约30米。

《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正史均无韩信被杀后埋于何处的记载。对于韩信岭韩墓、韩祠的来历，现在的根据主要是地方志。中国社科院地理知识编辑部对晚唐诗人殷尧藩（曾任山西永乐县令）所作《韩信庙》的诗注中说：“唐时或有韩信庙建于此处。”此说待考证。但明万历29年《灵石县志·古迹·丘墓》篇明确记载：“韩信岭在县南二十里。汉高帝远征，吕后杀信未央，乃遣人函首送帝，值帝还兵此处，葬其首级于岭上，后人即其墓立庙祀之。”此后，《霍州志》、《平阳府志》、《山西省通志》、《大中华山西地理志》、《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等志书典籍均有类似记载。

元代至顺到至正年间曾任监察御史、翰林直学士、集贤学士的归阳根据他看到的碑记，说此地韩庙始建于金明昌年间（1190年—1196年）。以后曾三次复修：分别为元大德二年，由归阳撰《重修汉淮阴侯庙记》；明万历二十九年，由知县路一麟撰《重修淮阴侯庙记》，清乾隆二十九年，由邑令张学洙撰《重修韩侯庙记》。经三次复修，庙南北长18丈，东西宽8丈，占地1.2亩。有戏楼并轩楹一处，钟鼓楼各一，东窑房三间，茶房一间，槛栏阶级焕然一新，有僧人、尼姑住持，香火不断。新中国建立后，被定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后被破坏。笔者去时，还看到原有建筑的图样及元朝时墓碑的拓片。

历史上有些诗人在诗作中记载了韩信祠、墓和诗壁、诗碑等的情况，也为今天了解、恢复韩信祠墓提供了依据。

寿阳人祁韵士，曾写过一首著名的《韩信岭怀古长句》，其中说：

淮阴死汉近未央，无端藁葬霍山旁。

云昔传首欲送代，高帝还师驻此冈。

头虽可砍魂不灭，启盦隐隐须眉张。

遽命掩以一钚土，英风万古悲白杨。

后人增筑作马鬣，留镇巨岭摩天扬。

重垣缭绕起祠宇，题诗壁上遥相望。

这首诗对韩信岭上韩信祠、墓、诗壁等的来历和当时的规模写得相当明白。曾任山西巡抚的伯麟在其诗中说：

磊磊岭上石，郁郁涧边树。

寂寂空山中，兀兀韩侯墓。

殒首长乐宫，瘗衣灵石路。

诛矛丹艧开，粉壁多题句。

溯自汉唐来，议者难更数。

这首诗对韩信祠、墓的来历，所在环境和诗壁及咏韩诗之多也作了描述。王琐龄的诗说“唯有庙前三尺碣，冷风凄雨自千秋”，则记述了当时的墓碑情况。他的诗说“曾从淮市瞻遗庙，又向汾山拜古丘”，则如实记述了江苏淮阴韩信老家也是他被降封为淮阴侯的地方，只有庙而无墓，而韩信岭（所在的山，他称为汾山，祁韵士称为霍山）有韩墓的情况。“路转山回行复驻，下马来拜韩侯墓”（清平阳知府章庭皂诗），“五年重过岭，下马拜韩侯”（清人林芬诗），以及“至今过客犹感伤”，“哀尔王孙空断肠”（祁韵士诗），“于今世受簪缨拜”（明代霍州知州褚相诗）等等有关记述，透露出历代官员、文人祭拜韩信的虔诚和韩信祠墓作为文化古迹的重要地位，同时也寄托了对韩信遭遇的深切同情和不尽哀思。

韩信岭的韩信墓，究竟里边埋的是韩信的头，还是衣冠冢，或者是别人的墓，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在韩信岭写悼韩诗的大多数历代官员、文人，是把这里当作埋骨或埋头之地的：有的诗说“剩有衣冠营旧冢，长留祠宇伴青山”，其中说的“衣冠”也是指骨头或头，而不是一般讲的只埋衣冠的“衣冠冢”。但也有极少数文人在诗中透露了对韩墓真实性的怀疑以至否定。如清霍州知州黄复生的诗说：“俎醢祸深骨肉尽，有何坟墓额丰碑”，意思是说，韩信被以造反罪杀害并灭了九族，连后人也没有了，怎么可能在灵石山中有他的坟墓和碑碣呢。另一首诗，即清末洪洞人王轩（曾着手编《山西通志》），则进一步说：

夜半告变祸初起，钟室深藏未央里。

只应传首行东垣，哪有衣冠曾葬此。

查阅《史记》本传和《资治通鉴》的有关记载，杀韩信的时间是公元前196年，当时汉高祖正在东垣讨伐陈豨部将赵利的叛军。东垣，在现在的石家庄北面，平叛之后，汉高祖把东垣改名为真定，即今天的正定。在王轩看来，吕后送韩信的首级不可能送到山西中部的灵石县境内的高壁岭，要送也只能送到东垣去。笔者以为，王轩是把“云昔传首欲送代”中的“代”与“东垣”对立起来了。

其实，“传首东垣”与“传首送代”完全可以是一回事，因为东垣当时也属代，刘邦亲征东垣，平定的也是先为赵相（辅佐赵王并监管赵代边兵的高级官职），后自称代王的陈豨的部将。“传首送代”也就是“传首东垣”。这似乎说明，王轩并未把东垣看作代地，这是不对的。另外，王轩可能还认为汉高祖从东垣班师不会经过灵石的高壁岭而遇到吕后派出的传首使者，所以不会藳葬于岭上。这也不对。东垣即今石家庄稍北一点的正定，从那里班师回长安，走井陉口（韩信早年用背水阵攻赵，走的正是井陉）过太行山，经晋中走灵石高壁岭官道，再南过风陵渡、潼关，这是必经之路。

正史上既然没有关于韩信被杀后在何处埋葬的记载，现在不好猜测。但是，淮阴有韩信的祠、韩信母亲的墓（司马迁亲自去看过这座墓），却没有韩信的墓；西安市城东七八里处（今灞桥区新筑乡龙王庙村西）曾经有过韩信的墓，而当地传说，掩埋韩信时，韩信的头化作火球滚动而去，以致烧了附近的13个村庄，至今还有雾庄、火烧村等村名，这传说当然被加上了神话色彩，但这似乎说明长安的韩墓原来就没埋过韩信的首级，而是只埋了躯干。那么，韩信的头哪里去了呢？会不会有忠于韩信的老部下乘月黑之夜冒死偷走了韩信的头移葬到灵石官道旁的高壁岭上，这也不无可能。因为韩信本来是杰出的三军统帅，在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灵石历代相传，说汉高祖在岭上见到“须眉俱张”的韩信首级时，是“遽命掩以一抔土”也就是草草掩埋的，结果战士们用自己的头盔运土，很快就埋成了小山丘一样的大墓堆，这也为偷移首级埋于灵石的可能提供了侧面佐证，并不一定会因“俎醢祸深骨肉尽”而“有何坟墓额丰碑”的。

《史记》中表明吕后并未“传首送代”的唯一记载是高祖征东垣后回到长安，闻韩信死，“且喜且怜之”。“且喜”，表明他对杀韩是由衷赞成的，说明杀韩之心他早已有之；“且怜”，表现出他对灭楚兴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韩信之死还多少有那么一点惋惜，当然也可能是“鳄鱼的眼泪”。这且不说。但到长安后才闻信死，才表示“且喜且怜”的心态，这就否定了“传首送代”、埋骨汾山之说。但是，如果吕后半夜里秘密杀害韩信，罪名又是“莫须有”的，为防止引起动乱（特别是在刘邦领兵在外，尚未回来的情况下），秘密送首前方而不予公开，待到刘邦回长安才正式宣布韩信因造反罪被处死之事，那么《史记》记载这个事件时，也只能把刘邦得知杀韩及表示态度的时间由前推后。如果真是这样，《史记》的这条记载也就不能成为否定“埋首汾山”的根据。

但传说归传说，可能归可能，没有确凿的史书记载或文物考古证明，是不能轻易下结论，说韩信墓究竟是真是假的。正因为如此，祁韵士在其诗中巧妙地说“无端藳葬霍山旁”，“云昔传首欲送代”，这个“无端”、“云昔”，就是表明事情有传说性质，因为他是国史馆总纂官，理应知道正史对韩首埋于汾山是没有记载的。

但退一步说，即使韩信墓纯属传说，或只是一个“衣冠冢”，这也不一定就没有文物价值。这种历史传说，与“白蛇传”那样的传说还有所不同。西安的黄帝陵，淅江的大禹陵，实际上都是没有也不可能有文字记载的传说；陕西韩城县的司马迁墓，墓碑就明明写着是“衣冠冢”，但这些并不影响它们作为文物古迹的重要意义。

何况，有些历史传说未必不是事实，而只是有待证明。如尧都平阳，也是传说，那时连文字记载都没有，以前考古也未证明过，但近年来山西临汾发现了陶寺遗址，据初步考证，这很可能就是尧都城的旧址，如果能进一步确定，“尧都平阳”的传说不就成为确凿的历史了么？

韩信岭上的韩墓、韩祠、韩碑，至少从元朝起就有了，它能存在近千年，当地又有代代相承的传说，难道这些只是凭空杜撰，空穴来风？

汉为什么杀韩信

韩信之死是吕雉擅杀，还是刘邦旨意？从正史记载看，吕雉杀韩信时，刘邦在东垣前线，但吕雉杀韩是叫来萧何商议的，萧何是刘邦的老乡、老搭档，又位居相国，他为什么一句不同意见也不提？难道他不怕刘邦回来怪罪他不阻止吕后？显然是因为萧何深知刘邦对韩信的态度和将要采取的措施。后来的事实是：高祖从东垣回到长安，听吕后说韩信已死，高祖“且喜且怜之”，首先是“喜”；联系到不久以后杀彭越的经过，就不难看出，吕后与刘邦在杀戮有大功、有大才能的异姓王时，意见本来是统一的，因为这样做都是为了汉家天下的长治久安。而且在杀韩时还不存在或没有发展到如王士稹所说的“势已归诸吕”的情况，也不是什么“厄逢吕雉有余哀”，杀韩只代表吕后个人的意见。正因为吕后深知刘邦对韩信有杀灭的意图，所以才在刘邦不在时杀掉韩信；或者事先刘吕二人已有约定，也未可知，只是史书不好记载，或不知内情而无从记载而已。

汉高祖、吕后为何杀韩信，为何第一个拿韩信开刀？这是有深刻而复杂的原因的。

首先，韩信是汉朝开国元勋中能力最强、功劳最大的。因此，在刘邦、吕雉看来，韩信是对汉王朝的最大威胁。刘邦自己在与群臣讨论为什么汉胜楚败时说过，韩信与萧何、张良此三者，“乃人杰也”，而“吾能用之，此吾之所以得天下也”；“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在楚汉相争中，使刘邦由弱变强、由败转胜，主要靠的是韩信的政治谋略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刘邦在萧何追回因不受重用而逃走的韩信，听从萧何的意见，对韩信举行了登坛拜将的大礼之后，曾同韩信有过一次深入的交谈。韩信对天下大势的分析非常精辟，给刘邦提出的对策建议也极具战略意义。韩信分析项羽的匹夫之勇、妇人之仁、任人唯亲，以及建都彭城而失地利，所过残灭而伤百姓等致命弱点，得出项羽“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其强易弱”的结论；分析汉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等得民心的重大举措，并进而提出反项羽之道，任天下武勇，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并先定三秦而后统一中国的战略方针。司马迁在韩信本传中说韩信“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徙”，把韩信的功劳比作创建、兴起西周的周公、召公、姜太公，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了。

其次，有韩信本人的原因。尽管韩信深感汉高祖的知遇之恩，不听蒯通的“三分之策”，这于国于己，都是正确的。但他缺少对自身危机的敏感，自恃功高且忠于刘邦，而不懂得韬光养晦。“蹑足危机肇子房，将军不解避锋芒；功成自合归真主，守土何须乞假王”，于谦批评得对。韩信是请求封王的第一人，也是刘邦封异姓王的第一人。在刘邦，他是怕韩信不听指挥甚至造反而不得已封的；但韩信开了封王的头，以后才有封彭越、英布等六将为王之举。韩信是请封王的始作俑者，刘邦早就对此忌恨在心。所以，在楚汉战争的关键时刻，刘邦几次夺去韩信的军队归自己指挥；而楚汉之争刚结束，刘邦就改韩信的齐王为楚王，缩小他的地盘和力量，接着又以“人告公（韩信）反”的罪名，“伪游云梦”，在陈这个地方擒拿了韩信。

司马迁在《淮阴侯列传》中记载了一个细节：高帝在“伪缚”并降韩信为淮阴侯之后，高帝问他“如我能将几何？”韩信回答说：“陛下不过能将十万。”高帝问：“于君何如？”韩信回答说：“臣多多益善耳。”这种直来直去的话本来不错，但却使皇帝相形见绌，大失面子，这种言行只能让刘邦疑上加疑，忌上加忌，进而加快了韩信自身的危亡。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刘邦、吕后的原因。我们应该从历史的高度，更宏观、更客观地看问题，而不能单纯以个人道德高下来评判封建君主的功过是非。刘邦统一中国之后，他年龄已偏高，自感生命难以持久（他在杀韩信后不到两年就死了），而他和吕后所生的儿子即皇太子刘盈为人“懦弱”（刘邦自己就这么说过），刘邦想让气质像他的一个小儿子赵隐王如意（戚夫人所生）继位，而吕后又坚决不答应，并采取手段保住了刘盈的太子地位。在天下甫定，人心不稳，百废待举之际，如果主少且懦，怎么能统治得了那些功高才奇的异姓王？其实，靠不住的，何止异姓王，就是同姓王也靠不住，汉初的吴楚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等等，不都是大封同姓王的恶果吗？刘邦所封的七个异姓王在无明显造反行动时被加以莫须有的罪名杀灭，固然是历史的冤案，但从汉朝的“家天下”连及国家的长治久安计，又不能不为之。鸟尽弓藏，古今一辙，这在封建专制国家，是既堪痛惜又难以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不应该从个人道德的角度，去苛求古人特别是去苛求统治一个国家的封建君主。唐太宗为夺君位杀兄戮弟，不失其为封建英主，舍此即无著名的“贞观之治”。同样，我们也不能因刘邦杀韩彭等异姓王，而否定他的杰出的封建政治家的地位。

对此，有见地的古人是不乏正确判断的。清人周贻祖诗云：“代北平来备远谋，只期炎鼎铸千秋”，这就是说，汉高祖杀功臣是出于汉室江山长治久安的深谋远虑。事实上，“家天下”的封建君主在“求贤才”和“容贤才”问题上也是进退两难的。清代代州女诗人冯婉林说“慷慨歌风怀猛士，白登一困少韩彭”，就是说汉高祖一面慷慨悲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表示求贤若渴之意，一面又杀掉韩信、彭越这样的能征惯战的老将，使自己被围困于匈奴，以后在一个时期内不得不采取对匈奴的“和亲”之策。这对封建开国皇帝来说，几乎是一种不可能解决的矛盾。这既是封建制度的悲哀，这也是专制主义的必然。

【作者简介】李淳，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文章来源】《淮安历史文化研究：韩信研究文集》，花法荣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

文史研究5　李兴斌《论韩信的用兵艺术》

论韩信的用兵艺术

李兴斌

汉初三杰之一韩信，是我国古代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军事家。在著名的楚汉战争中，他“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他的用兵艺术，可以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他所创造的一些战法，如暗渡陈仓、背水阵、木罂缶渡军等等，千百年来在我国人民中广为流传。清代方苞说，司马迁所以在汉兴诸将中独详述韩信之用兵，是因为“信之战”，不仅“刘项兴亡系焉，且其兵谋足为后世法也”（《望溪先生丈集》卷二《书淮阴侯列传后》），这是很有见地的。为批判继承古代军事理论遗产，本文拟对这位著名军事家的用兵韬略作以分析。

韩信首先是一位出色的军事指挥家，他几乎指挥了楚汉战争中所有的著名战役，并且都获得全胜，以至于司马光说：“汉之所以得天下，大抵皆信之功也”（《资治通鉴》卷十二《汉纪四》）。综观楚汉战争之起伏转折与刘项之兴亡成败，韩信确乎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司马光之言并非溢美之辞。同时，韩信又是一位颇有建树的军事理论家。据《汉书》记载，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曾命韩信、张良“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并且其中有韩信自己所著兵法三篇，惜乎其今已失传，这实为我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大缺憾。好在有关这位军事家一生军事实践活动的记载尚较详尽，使我们得以结合有关具体战例，发掘其用兵艺术的精华。

韩信的军事才能，突出地表现在用兵上。他极善将兵，自称“多多益善”。察其全部用兵经历，此言不为虚妄。他对军事谋略运用之娴熟，可与古代任何优秀的军事家相比。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他总能示形用权，临敌制变，以最恰当的战略战术去赢得胜利。对前代的谋略思想和兵法原则，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思想，“先胜而后求战”的思想，“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思想，“避实击虚”、“因敌制胜”的思想，以及奇正并用的原则，“战胜不复”的原则，等等。他不仅能熟练运用，而且有所创新和发展。所以，《汉书·艺文志》分兵家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类，将他列为兵家权谋类。对于权谋，班固的解释是：“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可见其是兵家之上乘。这大致也反映了韩信用兵的某些特点。不过，在用兵的具体过程中，韩信自有异于他人的独到之处，现择要分述如下：

一、统观全局　见识高远

战争是一完整的大系统，决定敌对双方胜负的因素多而复杂。从大的方面说，举凡政治、经济、军事、天时、地利以及将帅的素质等等，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它的进程和结局，这就要求指挥员必须高瞻远嘱，从全局着眼，对敌我双方的客观条件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实践表明，韩信正是这样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大将之才。

（1）归汉后及时协助刘邦作出“东向争权天下”的战略决策。汉王元年（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后，项羽背义帝之约，不封刘邦为关中王，而封其为汉王，让他王巴、蜀、汉中等地。对此，刘邦十分不满，经萧何等人劝说，才勉强就国。他虽然时时都想杀回汉中与项羽一拼高下，但却被项羽表面上的强大所震慑，对当时的形势缺乏明确的认识。所以，在得韩信之前，他一直不作出重大的行动决策。汉中拜将后，他当场向韩信急切地问计。韩信遂纵论天下形势，摒除疑虑，开陈大计，使他终于下决心“东向争权天下”。

韩信的议论，居高临下，洞览全局，条分缕析，切中要害。他首先指出，刘邦东向争天下的主要对手是项羽。项羽虽然表面上悍勇异常，但实际上不难打败。为什么呢？韩信分析道，项羽“暗嗯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不过匹夫之勇；他“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饮食”，但有功不封，不过是妇人之仁；他“不居关中而都彭城”，又“背义帝之约，以亲爱王”，诸侯均心中不平；他“所过无不残灭”，“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所以，“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刘邦只要能处处反其道而行之，任武勇，封功臣，“举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便大事可图，大功可成。韩信特别指出：项羽坑秦降卒二十余万，惟独不杀三降将，并“强以威王此三人”，关中父老深为痛恨；刘邦入关中后除秦苛政，约法三章，已经深得人心。所以，只要刘邦“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应当说，韩信的分析是非常透彻的。他不是单单从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着眼，而是全面分析双方的利弊得失。他能把战争的胜负同人心向背联系起来，更是难能可贵。难怪萧何说，刘邦“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而刘邦也“自以为得信晚”（《史记·淮阴侯列传》）。

（2）破魏后提出对项羽实行战略包围的重要建议。刘邦在彭城会战中失败后，原已归汉的诸侯，又纷纷倒向项羽一边。虽然韩信迅速灭掉了魏，拔掉了扎在汉军背上的芒刺，但战略形势仍然十分不利于汉。汉军正面受到了很大的压力，荥阳、成皋两次失守。艰苦而又长期的拉锯战，使得刘邦一度想放弃这些重要的战略据点，退守巩、洛。正是在这种关键时刻，韩信总揽整个战场形势，适时地向刘邦提出了“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道”，与刘邦会师荥阳的重要建议（《汉书·韩信传》）。刘邦当即采纳，并派张耳率三万援兵来会。韩信的这一建议是相当高明的，它实际是一项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行动计划。这一计划的实施，使得整个战场形势开始向有利于汉军而不利于楚军的方面转化，对战争全局影响极大。从此，项羽便一步一步地陷入汉军的战略包围之中。他东挡西杀，穷于应付，疲于奔命，终致失败。

另外，韩信在各个战役的具体指挥上，也同样能够全面地分析交战双方的实际情况，从中找出制胜之术。无论是破魏平赵，还是下燕击齐，都是如此，这里就不一一赘述。

二、谋虑细密　胜而后战

“先胜而后求战”是大军事家孙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战争指导原则，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韩信从被拜为大将开始，率汉军战胜攻取，未曾败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深谙孙武的这一用兵原则。

韩信绝不是那种只知鲁莽轻战，却不知胜负利害关系的赳赳武夫，相反，他既善战而又慎战。每战之前，他都能做到对敌情、己情，以及天时、地利之情了如指掌，并根据具体情况运筹胜算，确定战法，进行周密的部署。所以，他指挥的战役，总是未战即已稳操胜券，既战则有章有法，必获全胜。在战略计划上是如此，在战役指挥上亦是如此。

破赵之战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战例，此战又称为井陉之战，发生在汉王三年（公元前204年）十月。其时，韩信虽已连续破魏灭代，兵威远震，但与赵军相比仍明显处于劣势：①兵力不足。当时，赵军约二十万，而韩信军只有五六万，仅占赵军的四分之一强。②战场不利。井陉口（在今河北井陉境内）位于太行山中段，是由代入赵的交通要道，亦称为土门关。据《吕氏春秋·有始览》记载，天下九塞，井陉其一。这里两侧绝壁陡立，中间一线小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地势十分险要。③部队战斗力不强。汉军多系新募之兵，且连续作战，远离后方，士卒疲乏，战斗力受到很大影响。而赵军则兵员充足，紧靠后方，以逸待劳。在这种情况下，韩信既未贸然求战，也没有知难而退，而是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赢得胜利。当他侦知赵军统帅陈余不用李左车“正面‘深沟高垒，坚壁勿与战’，以奇兵从间道断绝汉军粮道”的计策时，便抓住战机，进行决战。他对自己有限的兵力作了极为周密的部署：①首先采用藏巧于拙的策略，以一万兵背水列阵；②又派两千骑兵由间道至赵军营垒附近隐蔽起来，以相机攻占之；③以主力正面攻击，佯败诱敌。这一部署，照应得法，无懈可击。背水阵不仅将缺乏训练、军心不固的汉军置于死地，促其死战；而且可以对佯败之军起到缓冲作用，从而避免了因佯败成真败，一败不可收拾的可能。两千骑兵则可乘虚而入，轻而易举地夺取赵军营垒，起到动摇敌之军心的作用。正面佯败，目的在于诱敌倾巢而出，争利而乱，以便乘乱击之。这里，韩信综合运用了“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和“避其锐气，击其堕归”等一系列谋略思想，其虑事之周密和用兵之严谨，可见一斑。

从潍水之战也可看出韩信的这一用兵特点。汉王四年（公元前203年）十月，韩信用蒯通之谋，袭破齐之历下军，并进而攻陷临淄。项羽派大将龙且率兵往救。齐楚联军与韩信军在潍水两岸夹河而阵。当时汉军兵力约数万，而齐楚联军却有二十多万，且楚军兵精将勇，战斗力很强。显而易见，韩信要想取胜决非易事。然而，韩信在充分利用各种条件的基础上，经过周密的安排部署，仍然一战取胜，从而杀龙且，擒周兰，尽定齐地。在这一战役中，他以沙囊壅水，“引军半渡”而击，佯败，水攻，分割歼敌，一气呵成。其谋划之工巧，用意之缜密，随处可见。而其中“引军半渡”以邀敌之“半渡”一举，尤其耐人寻味。

三、斗智不斗力

到汉王四年，楚汉战争已经持续了两年多，丁壮苦于军旅，老弱疲于漕运。这年十月，刘、项二人对阵于广武，项羽欲与刘邦独身挑战，一决雌雄。刘邦笑日：“吾宁斗智，不能斗力”（《史记·项羽本纪》），这反映出刘、项在战争中截然不同的军事指导思想：一个专恃勇力，一个善于用智。刘邦的斗智，主要表现在政治上和外交上。要论军事上善于斗智，无疑应首推韩信。

众所周知，韩信自己并不是一位长于冲锋陷阵挥戈搏斗的战将。他从未亲自上阵厮杀过，民间甚至传说他手无缚鸡之力。然而，他却是一位足智多谋、胸藏韬略的帅才。在他指挥的所有战役中，除京、索间之战和破代之战无明确记载外，其余不论是以寡击众，还是以众击寡，均是以智取胜。他或声东击西，或背水列阵，或佯败诱敌，或水淹、奇袭，处处显示了军事权谋家的本色。

兵不血刃下燕，便是他以智胜敌的著名战例。汉王三年（公元前204年），韩信以背水阵大破赵军，迅速平定赵地，燕、齐成为他要依次打击的两个目标。当时的情况，正如李左车所分析的那样，韩信虽然连战皆捷，“名闻海内，威震天下”，但其部队，由于长期征战，已经疲惫不堪，实难再用。如果强攻燕国，势必钝兵挫锐于坚城之下，旷日持久，屈力殚货，使齐国乘敝于后。只要燕、齐不下，韩信对项羽实施战略包围的计划便不能实现，而楚汉间之胜负也就难见分晓。所以，如何迫使燕国屈服，确是当时既费筹划而又至关重要的一环。为此，韩信毅然采纳李左车“先声而后实”的策略，不费一兵一卒，便使燕国望风而靡。韩信兵不血刃下燕，固然用的是他人之策。但是，能用他人之智者为上智。韩信获李左车而不杀，延之上座，师事之，卒用其谋而下燕，正是他聪明过人之处。这与那位愚而孤陋的赵将陈余，恰成鲜明对比。

与楚汉之际其他名将相比，韩信斗智不斗力的用兵特点也是非常突出的。应当说，项羽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将领。他自起兵后，“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史记·项羽本纪》）。就连自称能斗智的刘邦，也动辄在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被他打得溃不成军，只身而逃。但究其实质，项羽乃是一个徙知力征而不善智斗的典型。他所指挥的战役，几乎都是靠力战取胜。一旦遇到像韩信这样谙于谋略、长于斗智的对手，他就难免吃亏上当。所以，后人评论他“不但无帝王气度，亦全不是大将身份”，不过是“骑将之枭雄者”（王又朴，《史记读法》卷一）。至于英布、曹参等人，就更无法与韩信相比，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一些能“疾斗”、“陷阵”的勇将而已。

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是敌对双方在物质力量基础上进行的智力竞赛。所以，兵以诈立，多谋者胜，便成为军事斗争的基本规律之一。古今中外的军事家都十分强调将在谋不在勇。孙武主张“上兵伐谋”（《孙子·谋攻》）。吴起则说：“凡人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吴子·论将》）。西方近代著名资产阶级军事家克劳塞维茨也说：“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战争对人的种种要求，那么就会发现智力是主要的”（《战争论》）。由此可见，韩信是深得兵家要旨的。

四、善出奇计

奇正是我国古代军事辨证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历代兵家都十分重视对它的研究和运用，向有“战不过攻守，术不过奇正，形不过虚实”之说。不过，在奇正的运用上，又以用正较易，出奇为难。军事上的斗智赛谋，便具体表现为战争中对奇策妙计的运用。所以说，将贵智，谋贵奇。纵观古代战争史上，能够奇正变幻莫测，妙计应时而发的将领，并非很多。而韩信则是其中的佼佼者。有人认为，他的用兵制胜之道，不外是“奇”与“速”两秘诀，这是颇中肯綮的。

韩信用兵之善于出奇制胜，在还定三秦之战中便已初露端倪。汉王元年（公元前206年），当刘邦决计进军关中，“东向争权天下”时，汉军面临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项羽为防止刘邦出汉中，在分封诸侯时将关中一分为三，以秦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王之。他企图借助天险和重兵，将刘邦封闭在秦岭以南，大巴山、巫山以西。通往关中的正面要道均被章邯严密封锁，汉军要想从正面突破，非常困难。于是，韩信针锋相对，定下奇计：一面派人重修已被烧毁的褒斜栈道，造成汉军要从正面出击的假象，以迷惑章邯；一面率大军秘密从陈仓道迸发，以奇兵袭击章邯侧翼。这便是著名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陈仓道位于秦岭西段，是由南郑入关中四大信道中最为迂远的一条。汉军出南郑向西至白水，然后折向东北，走陈仓道出大散关，直趋陈仓（今陕西宝鸡），完全出乎章邯的预料。章邯只好仓促应战，结果连战失利，被紧紧围困于废丘城中。汉军乘胜进击，司马欣、董翳相继投降，关中迅速平定。

在临晋之战和井陉之战中，韩信之善于出奇，就更为妙绝。一般地看，临晋之战韩信采用的仍是声东击西、奇正并用的战术。但是，只要仔细探究，就会发现这实是奇中有奇的一着。这奇中之奇便是以木罂缶渡军。在两千多年以前的远古时代，一无舟楫，二无桥梁，要率大军渡过素有天险之称的黄河，绝非易事。而木罂缶取材便利，制作筒易，操作灵活，在彼时可说是再理想不过的渡河工具了。这实在是中外战争史上的一大创造。由此，也可见韩信想象之新颖与奇特。

如果说临晋之战是奇中有奇，那么井陉之战就是正中有奇了。一般认为，井陉之战中韩信所用由间道至赵军营垒附近隐蔽起来的两千人为奇兵，而背水列阵之一万人为正兵。其实，这只是肤浅的看法。在这里，两千骑兵是以奇为奇，背水阵是以正为奇。以奇为奇，明眼人一看便知；而寓奇于正，以正为奇，就为一般人所不易明白了。背水阵的使用，所以欺骗了赵军，也蒙过了自己的部下，原因就在这里。

《孙子》何氏注日：“兵体万变，纷纭混沌，无不是正，无不是奇。……我之正，使敌视之为奇；我之奇，使敌视之为正。正亦为奇，奇亦为正。大抵用兵皆有奇正；无奇正而胜者，幸胜也，浪战也”（《十一家注孙子》）。此论可谓至当。但他又说，在井陉之战和临晋之战中，“韩信背水而阵，以兵循山，……则背水正也，循山奇也。信又盛兵临晋，而以木罂从夏阳袭安邑，……则临晋正也，夏阳奇也”（《十一家注孙子》），却又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之论了。

五、主动进攻　贵在神速

兵贵神速，乃兵家之常理。大凡用兵作战，先发制人贵速，捕捉战机贵速，主动进攻也贵速。所以，孙子说：“兵之情主速”（《孙子·九地》）。又说：“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孙子·作战》）”。

韩信指挥的战役都是以主动进攻的形式出现的。秦亡后，诸侯兵罢戏下，项羽本想一心一意去当他的西楚霸王，而刘邦则要东向争权天下，这就使汉军处于主动进攻的地位上。刘邦在彭城会战失败后，自己坚守荥阳、成皋一线，而派韩信率偏师对楚军实施战略包围，韩信仍处于主动进攻的地位。这种主动进攻的地位和当时的战场态势，都要求韩信每战必须迅速取胜。而在这方面，韩信恰恰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才能。例如，还定三秦之战，他仅用了两个月左右的时间。破魏之战，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破赵之战尤其神速，在一个早晨即大破赵军20万。

韩信所以能在进攻战中速战速决，大致与下列原因有关：

（1）善用奇袭战术。前面谈到，善于出奇制胜是韩信用兵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经验证明，在敌人意想不到或没有戒备的时间、地点实施奇袭，可以取得巨大的军事效果。它能使对手因缺乏精神、物质准备而心慌意乱，以至于在慌乱中顾此失彼，举措失常，从而一败涂地。(www.daowen.com)

（2）善于捕捉战机。古人说，“难得者时，易失者机”（《兵经百篇·速》）。又说，兵胜之术，在于“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六韬·文韬》）。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善于捕捉战机，对于一个军事家料敌决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韩信乘齐地大乱、项羽无暇西顾，劝刘邦兵出陈仓，还定三秦；乘陈余不用李左车之谋，以背水阵大破赵军；乘楚军半渡之机而以水淹之，都反映出他善于捕捉战机的本领和主动进攻的意识。

（3）善于连续作战，不给敌以喘息之机。如还定三秦时，韩信在陈仓首战告捷后，即乘胜紧追，使章邯无法退保关中西部的战略要地雍城而败退废丘。据《读史方舆纪要》载，雍城“居四山之中，五水之会。陇关西阻，益门南扼，当关中之心膂，为长安之右辅……规关中者，此其先资也”。汉军能迅速拿下雍城，为以后平定关中奠定了基础。其后，韩信围章邯于孤城废丘之中，而派将四出略地，果然一举迅速平定三秦。至于破魏、破赵、灭齐等战役，韩信也都是初战告捷后，即借破竹之势，乘胜追击，不给对手以喘息的机会，而终于大获全胜的。

需要指出的是，韩信虽以用兵神速著称，却并非如项羽那样，只知一味莽撞地猛攻速进。他首先是在用谋的基础上求速，虽速而不盲目；其次是速中有缓，能恰当地掌握进攻的节奏。例如，他在破魏灭代之后，挥兵迅速东进击赵，但行至距井陉口约30里的地方，便停军不前，而派间谍前去侦察敌情。在得知李左车的计谋不被采用后，才果断地设计定策，部署兵力，率军出战。章法不乱，疾缓得宜，此之谓神速，惟韩信得之。

六、因势利导　灵活多变

在用兵上，韩信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和创造性。他娴习前代兵法，但从不盲目照搬，而是根据不同的作战对象、战场条件等具体情况，来确定采用的策略和战术。如临晋之战、井陉之战和潍水之战，都遇到了河川，他分别采取偷渡、背水阵和水攻三种不同的战法赢得了胜利。同是声东击西的战术，用在还定三秦之战和临晋之战中就互异其趣。

向为人们称道的背水阵，是韩信活用兵法的著名范例。背水阵历来为兵家所忌。兵法说，“背水阵为绝地，向阪阵为废军”（《尉缭子·天官》）。这是因为，背水阵与向阪阵，或者后有大水，或者前有高山，进难得利，退则有碍，等于把自己置于必死之地。所以，当韩信以万人背水立阵时，诸将都迷惑不解，赵军则群起哄笑。然而，这正是韩信的高明之处。当时，汉军卒不及练，士不亲附，如不以背水阵置之于死地，使其绝地求生，势必一战皆散，难得为用。韩信能把兵法上的一般原则与战场上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进行创造性的运用，实非诸将所及。即使有汉一代，恐怕也没有能出其右者。

垓下之战，同样能反映出韩信用兵灵活的特点。汉王五年（前202年）十二月，韩信与刘邦会师垓下，指挥汉军与项羽进行决战。当时汉军30万，楚军不足10万，汉军占绝对优势。但是，韩信并未因此死板地采用四面围攻的打法，而是以围三阙一、虚留生路的战术，正面佯攻，两翼包抄，首先将楚军击败，以挫其锐气；然后围而困之，以攻心战动摇其军心；最后在追击中将其全部歼灭。这是因为，楚军虽然已经处于劣势，但其成分多是巨鹿之战时收降的楼烦骑兵和项羽的江东子弟兵，战斗力还很强。若汉军陷之死地，逼其死战，则非但不易取胜，而且很可能重蹈井陉之战中赵军的覆辙，以至于功亏一篑，反胜为败。

韩信用兵变化多端的特点及其善于出奇制胜和迎战速决的特点，是与他在作战指挥上善于因势利导分不开的。明代何良曾说，韩信所以能“驱市人，用乌合”，制胜有术，就在于他善于运用因势利导的原则。他甚至认为，只有韩信才揭开了《孙子·九地》篇的奥秘，把握了其中的诀窍。

因势利导是古代兵家一个十分重要的用兵原则。孙武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虚实》）。孙膑则日：“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可以说，韩信十分精于此道。他设计定策，或因敌情，或因己情，或因天时地利之情。真可谓“见景生情”，随机应变，而又能得心应手，左右逢源。例如，还定三秦时，他“因”章邯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到褒斜、子午等正面要道上，而以迂为直，兵出陈仓；伐魏时，他“因”魏豹“盛兵蒲坂，塞临晋”，而潜军阳夏，奇袭安邑；攻赵之时，他“因”陈余不用李左车之计，而抓住时机，及时决战；潍水会战时，他“因”龙且骄傲轻敌的特点，而佯败诱之，以水淹之，如此等等，难以尽述。

顺水推舟，事半功倍，这是生活中的常识。其实，军事斗争亦同此理。古人说，用兵作战，“大凡逆之愈坚者，不如乘之以导瑕”“兵经百篇·顺》）。“攻坚则轫，乘瑕则神”（《管子·制分》）。因势利导，不仅是达到目的的最有效的手段，而且常常收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韩信所以能战必胜，攻必取，每每以少胜多，其秘密正在于此。

韩信的用兵艺术，堪称一绝，即使将其与我国古代第一流的军事家相比，也并不逊色。然而，作为一代杰出军事家，韩信也自有其弱点，这就是：疏于治军，持重不足。他两次被刘邦以突然袭击的手段夺军，便是明证。虽然，刘邦以对付敌人的办法对付自己的部下，袭夺韩信军权，手段实属卑鄙；并且，由于战事频繁，韩信也难以对部队进行严格训练。但作为一名军事统帅，如此疏忽大意，戒备不严，也着实令人惊讶。这与治军谨严、肃整难犯的周亚夫相比，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对韩信两次被袭夺军权的真实性，有人持怀疑态度，认为如韩信之善于用兵，当不至于如此，可能出于“史笔增饰”。如费衮在《梁溪漫志》中说：“夫为将而其军每为袭夺，则真成儿戏。信号能军，恐不应至此。”邵氏在其《疑问》中也表示“左右不得其解”（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

其实，这种推断之辞，并没有充足的理由。第一，韩信两次被袭夺军，《史记》、《汉书》均言之凿凿，毫不含糊。第二，太史公在《史记》中，对韩信只言其如何善于用兵，而绝口不提其如何治军；对周亚夫则再三言其如何持军坚重，却极少言其如何用兵。如此相映成趣，是颇有意味的。第三，这也符合刘邦与韩信各自的性格特点。刘邦权诈无赖，刻簿寡恩，猜忌心甚重。诸将如燕王卢绾、淮南王英布、赵相陈稀等，都是因受猜忌而被迫走上谋反道路的。就连与他相交最厚的萧何，也因屡屡受到猜忌而终日战战兢兢。并且，他入关中前，就曾袭夺过刚武侯的部队。而韩信则恰恰相反，他知恩必报，心怀坦荡，虽极善用兵，敏于对敌，却不知如何自全，疏于防内。例如，他在被降为淮阴侯之后，已经知道刘邦十分畏恶己能，却仍然直言不讳地说刘邦不过能将十万之众，而自己则是“多多益善”。由此看来，他两次被袭夺军权和最终被以谋反罪杀害，是有深刻的背景和原因的，不足引以为怪。

总之，韩信的军事才干，用兵是其长，治军是其短。虽然如此，却也是瑕不掩瑜，短不掩长。他以自己的作战实践，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古代军事科学。他的用兵方略，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和总结。

【作者简介】李兴斌，齐鲁书社史学编辑室。

【文章来源】《淮安历史文化研究：韩信研究文集》，花法荣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

文史研究6　陈苗苗《从性格上看韩信的悲剧原因》

从性格上看韩信的悲剧原因

陈苗苗

韩信为汉王朝的建立立下了不朽功勋，被誉为汉初“三杰”之一。他下魏破代灭赵平齐，在楚汉战争中成为一颗耀眼的明星。司马迁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说：韩信“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徙”。后世也给予他极高的评价。宋人陈亮说：“信之用兵，古今一人也。”宋司马光说：“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信之功。”然而刘邦称帝仅半年多，这位功高盖世的开国元勋却沦为阶下囚，几年后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究其原因，历来争论颇多，归纳起来大致有二：一种认为他死于谋反，罪有应得。另一种认为他没有谋反，是刘邦集团巩固政权的需要，即所谓“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持后种观点的人多对韩信寄予无限同情。我们承认有其合理性，残酷的封建制度的确是埋葬了无数人才，但值得注意的是，“三杰”中唯有韩信罹难，其他二人不仅善终，而且恩及子孙。可见，韩信功高盖主并非其被杀的必然原因。

因此，我认为我们更应考量韩信被诛的自身原因。有人认为是他政治观念落后，要求裂土封王，与历史大一统的走向背道而驰，与刘邦建立集权国家的思想产生了矛盾。事实上，韩信的确是分封思想的鼓吹者，但是在这一点上刘邦却与他是不谋而合的，并且汉初的分封诸侯王证明刘邦将之付诸实践，韩信与刘邦并不存在谁比谁政治理想先进或落后的问题。本文将从心理学的角度，结合韩信的性格特点，主要是他的性格缺陷来分析他悲剧身后的更深层原因。

性格（Character）是指个体对现实的稳定态度与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的人格特征。由于性格结构的复杂性，心理学依据不同的原则和标准将性格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划分不同的性格类型，有助于了解一个人性格的主要特点和揭示性格的实质。性格的类型是指一类人身上所共有的性格特征的独特结合。德国的心理学家斯普兰格（E.Spranger）在《生活方式》一文中，从文化社会学的观点出发，根据人认为哪种生活方式最有价值，把人的性格分为六种类型，即经济型、理论型、审美型、宗教型、权力型、社会型。韩信属于权力型的性格类型。权力型的人以获取权力为生活目的，并具有强烈的权力意识与权力支配欲，以掌握权力为最高价值。领导人物多属于此类型。他们善于冒险、富有竞争性、勇敢自信、坦率敏捷。缺点是专横、逆反、急躁、自负、鲁莽、不圆滑老练、喜操纵、统治欲等。

结合以上心理学原理，通过《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对韩信的描写，我们来分析韩信的性格特点，主要分析他的性格缺陷。

第一，他胸怀大志却急功近利。

“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这样非凡的志向不是普通人能具有的，本来可以有一番大的作为，可是他却显得过分热衷功名，锋芒太露，不懂得韬光养晦。

韩信攻下齐国后，便上书要求封为假王，当时刘邦受伤刚好，自然十分恼火，“欲攻之”。谋士陈平和张良立即示意：“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立下战功就立刻邀赏，显出市井之徙的狭隘和乘人之危。

更有甚者，楚汉以鸿沟为界讲和以后，刘邦撕毁和约，东下追击项羽，并调动韩信和彭越前来会战。由于二人都没有来，使汉军受挫固陵。正当刘邦一筹莫展的时候，张良看出了其中的奥秘。“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自陈以以东附海，尽于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以与彭越：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刘邦照办，二人果然领兵来了，终于使得历时四年的楚汉战争得以结束。

在战争的关键时刻他不顾全大局，首先想到的是满足个人利益，甚至是以要挟的方式来达到目的。可见，在他的价值观里，他是将个人权力视为第一位的。在依附别人势力的情况下，他过于强烈的权力欲势必成为君主的喉中之刺。他的这种做法即使放到我们今天的某个团体当中，依然是不可容忍的，不光是他所处的时代封建制度的残酷所致。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对刘邦并非始终是忠心不二的。他所展现出的对权力的贪欲足以让刘邦怀恨在心，必然性已寓于偶然性之中，刘邦连忠心耿耿毫无异志的萧何都怀疑，更何况韩信了。

第二，他积极进取却过度张扬。

韩信属于主导型行为者，他不是消极等待，而是积极进策以期引起重视，获得重用；当他在项羽手下“数以策干项羽，羽不用”时，他投靠汉军，在汉亦不受重视，他又亡。试想当时除了项羽与刘邦并无第三人势力集团。他又能逃到哪里去？他总要站在时代的前端，成为众人的焦点。被萧何月下追回后，一旦拜将，汉中定策，他又迫不及待地提出“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的要求，汉朝建立后，韩信被立为楚王，刚到楚国，他不但没有解散军队，还随身带兵巡视各州县。明显带有炫耀的性质，显得过于张扬。

他的这种迫不及待是受他的价值观所决定的。司马迁在《淮阴侯列传》中这样评价韩信：“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一语中的，韩信既不可能像萧何那样工于心计，设法消除刘邦对自己的疑虑，也不可能像张良那样急流勇退，平平淡淡地归隐山林，他的性格注定了他要和那个轰轰烈烈的时代共进退，注定了他要始终站在时代的浪尖上，他的统治欲让他不甘心落人幕后的寂寞。然而，和平年代更多需要的是休养生息，而不是无限崇拜一位战争英雄。二战后的丘吉尔回国后在大选中落选，同样是历史的必然。韩信不识时务注定了要承担希望落空带来的失落。他“常称病不朝从”，“日夜怨望，居常殃殃”注定引起统治集团的不满。

第三，他权欲膨胀却流于傲慢自负，失于深算。

韩信是个胸无城府的人，从他跟刘邦的几次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宁愿背着他的剑四处游荡也不事生产，南昌亭长嫌弃他，拍絮漂母可怜他，市井无赖羞辱他，都没能动摇他胸中大志。

然而当他日后一飞黄腾达，从一个衣食无着的市井之徙变成一个百战百胜的大将军之后，他的自负也随之膨胀。周勃和灌婴都是名将，韩信被夺王贬爵后，却“羞于绛、灌等列”。樊哙与刘邦是连襟，且屡立战功，对信极为恭敬，韩信偶然造访，他“跪拜送迎，言称臣”，韩信却说：“生乃与樊哙为伍！”傲慢到极点。这样的人，很难想象他能跟同僚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所以当人密告他谋反时，众臣激愤，要求“击而坑之”。不仅如此，他甚至连当时已做皇帝的刘邦也不放在眼里，当他被拘于洛阳时，刘邦问他：“如我能将几何？”他回答：“陛下不过能将十万。”刘邦又问他“于君几何？”他答：“多多益善”。他甚至说“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已经身处险境却仍然狂妄自大。他的这种唯我独尊目空一切的背后没有相应的权力机构和军事力量的支撑，注定要落败。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韩信有领导者的才能。他善于冒险、富有决断力，从而成为一个百战百胜的军事家，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声东击西背水为阵等等，充分发挥了他的军事才能，但是一个成功的领导者除了应具有雄才外还需有大略，韩信却不具有一个政治家领导者所应有的政治思想。他在“为汉则汉胜，为楚则楚胜”的情况下，没有选择成为刘邦和项羽之外的第三种力量，而是继续栖息在刘邦的羽翼之下，那么他就该深谙皇权之下高层政治的游戏规则，收敛锐气修身养性。但是他依然以掌握权力为最高价值。因为他主张的就是以自己的才华在社会政治舞台上有一番作为，来追求自己的人格尊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是他一生行为的主导动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性格决定命运。在韩信的青年时代，当他性格中的积极因素得到发挥，他的权力欲得到满足时，他便如鱼得水，创造了他辉煌的军事成就，从而扬名一时，成为社会的中坚。但当他遭遇逆境，从一个傲然于世的雄杰落到备受压迫和屈辱的处境时，他的鲁莽和逆反便占了上风，在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发动了反叛，其结果必然失败。他的悲剧人生其实是他自己造成的。

【作者简介】陈苗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硕士生。

【文章来源】楚汉人物研究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七届年会论文《史记论丛》第四集，安平秋等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

文史研究7　刘德汉《略探韩信的人格特质》

略探韩信的人格特质

刘德汉

本文从《史记·淮阴侯列传》略探韩信的人格特质，兹从军事才能卓越，政治智慧暗弱，人际关系疏阔，情义准度惑乱四方面探索他的人格特质的梗概：

一、军事才能卓越

汉五年（前202年）五月，高祖尝自述其得天下的三大原因是：“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镶，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高祖称许韩信为汉初三杰之一，实非巧辞虚誉，如从消灭项羽的多次战斗任务而言，韩信应居关键的首功。故《史记评林》载黄震云：“韩信虏魏、破代、平赵、下燕、定南齐，摧楚兵二十万，杀龙且，而楚随灭，汉并天下，皆信力也。”按白汉元年（206年）八月汉王率众暗出陈仓至汉五年十二月围项王垓下，籍走自杀。这五年关键时间内。韩信统驭汉王的大军，屡战屡捷，可谓常胜将军。《史记评林》又引茅坤说：“予览观古今兵家者流，当以韩信为最。破魏以木罂，破赵以立汉赤帜，破齐以囊沙，彼皆从天而下，而未尝与敌人血战者。予故日：太史公文仙也，李白诗仙也，屈原辞赋仙也，刘阮酒仙也，而韩信兵仙也，然哉。”纯就军事攻战技术而言，韩信确乎称得上是战神，但是决定人生命运的不是单靠某项专门的技艺，而需辅以适当的智慧和人际相关的配合，尤其外在时空的掌控。韩信错用军事才干最不妥当的地方有二：

一是汉四年冬，汉王在固陵败于项羽的时候，是因约定的齐王军未如约前来，实有观望拿矫的况味，汉王听了张良的计谋，使使告诉齐王，破楚之后，即将“从陈以东傅海与齐王信”。信遂将兵三十万自当其锋，其属将孔将军、费将军等齐力向前，大败项羽于垓下，遂略定楚地。但还至定陶时，韩信正陶醉自得在扩张疆域的时候，汉王出其不意驰入齐王壁内夺了齐王兵，并徙齐王信为楚王，都下邳。此次韩信之降为楚王，完全是他自己拙劣手法所造成。因他既未记取之前“驻军修武时，汉王曾于晨间自称汉使，驰入赵壁。张耳、韩信未起，即其卧内上夺其印符，以麾召诸将，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汉王来”的往事。俗语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韩信以汉王为诚信人，等着领取新增的封地。谁知汉王正在运用老子“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发泄蕴藏心中万分不快的愤懑；而缺乏“防人之心不可无”的韩大将军，哪里想到大祸已经随着大敌铲除而有“走狗烹、良弓藏”的厄运。

二是做人本不容易，做人上人更难。韩信有着卓越的军事才华，在顺境时能够呼风唤雨，指挥若定，一旦遇到逆境，便会失去判断，事事走样。他用兵如神，曾用背水阵险棋，竞以“驱市人而战之”、“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阵法，大败赵军。但是到了汉十年陈豨果反时，他“乃谋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徙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虽然“部署已定”，其“审时度势”的智慧已丧失殆尽，否则何至还要等待陈豨的消息！犹豫不决，当断不断，囚系舍人，使其弟有上变的机会，让吕后得以斩他于长乐钟室，临死竞谓“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意气风发的韩信，将兵“多多而益善耳”的淮阴侯，竟然成了如此怯弱浅识的庸才。何其智如彼（以木罂破魏，以立汉赤帜和背水阵破赵，以囊沙阻断潍水杀龙且而破齐，俱似从天而下，而未尝与敌人血战者），而愚于此（逼钟离昧自刎而持其首谒高祖；与高祖信幸臣陈豨反而欲待其回报之后方举兵），前后判若两人，宁非天大怪事？

二、政治智慧暗弱

楚汉之际，或更早时期，天下大乱，凡是略具文采武勇的青壮人士，或竟只因生活困顿，而思乘时而起的辍耕农夫。大如见秦始皇游会稽而兴“彼可取而代也”的项籍，小如“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的陈胜，都有企图出人头地的野心。而“家贫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的韩信，初无壮志凌云的想法，仅求寄食他人能够苟度生活而已是。直到吃了亭长太太的闭门羹，受了漂母的激励，才仗剑从军，居项羽麾下无所知名，投奔汉王亦仅得一连敖而又犯罪临斩。幸得滕公、萧何慧眼识英雄，一番“汉中对策”之后，从此展开卓越的将才，由于他早年困顿生活的淬炼，所以将相王侯为他最大追逐的目标。由于一帆风顺的几次大胜利，兴起他要称齐假王的念头，汉王为了稳定他的立场，而使张良前往立他为齐王。照理应该满足了超乎所望的野心。但他错估了汉王，更错估了楚汉相争关键的时机。当汉王约其会兵攻楚的时候，他竟暗中讨价，没有如期发兵，致使汉王大败于固陵。得到自陈傅海以东大块土地的承诺后，急速进兵，而使项王自杀于乌江。蕴怒在心的汉王，出其不意袭夺齐王兵，并且降调韩信为楚王。失落的楚王，虽是富贵回故乡，但在内心深处烙了剧烈的伤痕，待人态度也起了巨大的变化。从他破赵之后曾请立张耳为赵王，说他不懂政治，未免错估了他，只是他的称王手法过于粗糙，又乏防人暗算的机心，一举一动，显然逃不过张良、陈平和汉王的法眼，故而败下阵来。时代意识剧变，而他仍回旋在陈腐的战国末年据地称王的观念中，没有适应崭新环境的智慧，三杰中的张良、萧何最后都只封侯，所以韩信军功固大，但能封为楚王，恐怕也是暂时的妥协，并非高祖真心愿，如果他能自动请降为侯，则其功业必能长久，在此后“非刘姓莫王”的时空意识中，能与萧何等辈同具侯爵，也算风光荣显，至少无虞生死，也能无恭所生！

三、人际关系疏阔

汉六年十二月汉王用陈平计，轻易把楚王韩信降为淮阴侯。他的郁抑愤懑，当然难以消歇，但他也知只是汉王“畏恶其能”，所以常常称病不朝从。可是政治是现实的，你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不但不能改变环境，甚至越来越孤寂。他尝过樊将军哙，“哙跪拜送迎，言称臣，日：‘大王乃肯临臣！’信出门，笑日：‘生乃与哙等为伍！’”。如此自卑而又自大的骄矜，不能与人为善，不能谦让待人，不能乘着机会放下自己已经所剩无几的身段，勉强自己和已是朝中重臣的萧何、滕公辈多作联系，善处逆境，自求多福。聪明多智的高帝，不管真心或假意，曾经屈尊和他轻松自在的谈论诸将的能力，他很坦白陈述各有差别。上问日：“如我能将几何？”信日：“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日：“于君何如？”日：“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日：“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信日：“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从这段轻松有趣的记述，可见这时高祖似乎还没有非杀韩信不可的决心。而当时的张良和萧何，一封留侯，一封酂侯，韩信降为淮阴侯，表面职称仍然相等，但其君臣之间的互动和实权运作当然有了很大的差异，韩信如能把潜识中的不平和怨愤，一一丢开，乘此和高帝及其左右和善相处，改变心态，善与人同，不伐功，不矜能，视过往如云烟，退一步海阔天空，可使人际关系改观，不致自陷苦闷和孤独。而“境由心生”、“宠辱若惊”的道理，或者韩信也很知道，如果顺着“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的信念走下去，心甘情愿服了汉王天授的宿命，以汉王倨傲豁达的个性，自得意满之余，或许可以容许一个没有兵力的韩信，拿他作为宽以待人的标帜，因他也曾处理过雍齿、蒯通和季布的问题，应该也能宽待业已臣服于已有如季布“推刚为柔”的韩信。可惜韩信一味自恃“功高”，完全忽略蒯通提过“功高震主”的警示，故太史公叹其未能“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如他诚心安于侯位，于汉家勋，虽然未必可比周召太公之徙，甚至不及留、鄙二侯的荣宠，必能处于绛、灌、滕公，舞阳诸人之列。惜其智不及此，天下已集，乃谋叛逆，而又希望能得素无交情且为高祖信幸臣陈稀的合作，部署已定，又在等待陈稀的消息，忘了“兵贵神速，箭在弦上”的古训致为舍人弟告发，真是愚不可及的下愚。故在萧何、吕后合谋之下，伪言稀死，强人为贺，死于“儿妇人所诈”的长乐钟室，真是天大的冤枉，徙然留给史公深深的慨叹。

四、情义准度惑乱

人怕出名猪怕肥，韩信自从“虏魏、破代、平赵、下燕、定南齐，摧楚兵二十万，杀龙且”之后，声名震动海内，尤使“力拔山兮气盖世”，曾让“睢水为之不流”的西楚霸王震惊惶恐，于是派遣盱眙人武涉往说齐王信日：“足下所以得须臾至今者，以项王尚存也。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项王今日亡，则次取足下。足下与项王有故，何不反汉与楚连和，三分天下王之？今释此时，而自必于汉以击楚，且为智者固若此乎！”韩信或因听了“足下与项王有故”这句话，感到非常刺耳，勾起当年曾事项羽“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的卑微无奈故背楚而归汉的酸楚往事，所以激动的回答说：“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信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幸为信谢项王！”由此可见韩信不仅是个每战皆捷的勇将，更是一个充满情义的英雄！后来蒯通又以相人之术蛊惑韩信说：“当今两主之命县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臣愿披腹心输肝胆，效愚计，恐足下不能用也。诚能听臣之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动。夫以足下之贤圣，有甲兵之众，据强齐，从燕、赵，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后，因民之欲，西乡为百姓请命，则天下风走而回应矣……案齐之故，有胶、泗之地，怀诸侯以德，深拱揖让，则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于齐矣。盖闻：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愿足下熟虑之。”

韩信仍然诚挚坚定地说：“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但利嘴善蛊的蒯通进一步剖析煽动说：“足下自以为善汉王，欲建万世之业，臣窃以为误矣。始常山王、成安君为布衣时，相与为刎颈之交，后争张黡、陈泽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项王，奉项婴头而窜，逃归于汉王。汉王借兵而东下，杀成安君泯水之南，头足异处，卒为天下笑。此二人相与，天下至欢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于多欲而人心难测也。……大夫种、范蠡存亡越，霸句践，立功成名而身死广。野兽已尽而猎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则不如张耳之与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则不过大夫文种、范蠡之于句践也。此二人者，足以观矣。愿足下深虑之。”察言观色的蒯通乘势危言耸听地说：“（而）且臣闻：‘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臣请言大王功略：……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韩信忆及当年夺印的往事，不禁浮起些许戒心，姑且应付地说：“先生且休矣，吾将念之。”韩信在此居高临危的情势中，又出现了他曾叙述项王“喑恶叱咤，千人皆废”的霸气，忽又滋生项王“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刷敝，忍不能予，妇人之仁”的高论，说人容易审己难，韩信苦思几天，没有果决回答蒯通，而使蒯通大失所望，但仍尽其最后的忠告，说：“夫随厮养之役者，失万乘之权；守儋石之禄者，阙卿相之位。故知者决之断也，疑者事之害也，审豪牦之小计，遗天下之大数，智诚知之，决弗敢行者，百事之祸也。故日‘猛虎之犹豫，不若蜂虿之致螫；骐骥之局躅，不如驽马之安步……’。此言贵能行之。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时乎时，不再来。愿足下详察之。”韩信犹豫不忍背汉是他厚道的地方，但他“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的想法，使蒯通面临“多言贾祸”的厄运。只得佯狂为巫，而求保住一己的性命。

韩信由齐王降为楚王，都下邳。强打精神盛兵巡行县邑，较之昔日寄食他人的凄惨，仍是荣归故乡，无比风光！他到楚后，召所从食的漂母，赐以千金，确是知恩回报的君子，成为流传千古的佳话；又召曾经辱己令出胯下的少年，任为楚的中尉，也算别有风度。但又告诸将相日：“此壮士也。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杀之无名，故忍而就如此。”可谓自圆其说的豪语。惟其只以百钱赐给下乡南昌亭长，而且鄙夷地说：“公，小人也，为德不卒！”未免过于小气而不近人情，假令当年亭长“为德而卒”，长供他的饭食，让他优哉游哉，按时而往，张口伸手，吃现成饭，毫无自惭奋起的意念，哪有漂母讥勉，仗剑从戎的行动，更那有“郎中执戟，弃楚投汉，将数万众”，一路胜利到齐王。不思因果渊源，反把由齐王降为楚王的满肚子怨气出在南昌亭长的头上！假如亭长妻子仍然健在，大发乡下泼妇的雌威，把那百钱怒掷于地上，恨恨大骂“忘恩负义、不识好歹的家伙，供你饭食几个月，还说为德不卒，假如当年为德而卒，供你无赖懒鬼到今天，那有现在的韩信？那有什么鬼楚王！”还好，太史公雅致高洁，没有记下这些低俗的粗话，可惜韩信少了反躬自省的机会。过了不久，大概一年左右，汉六年，终在高祖伪游云梦约定会陈，等到高祖到楚的时候，韩信警觉不妙，想要造反，又感觉自己无罪；想要晋谒高祖，又恐被捉拿。于是有人献馊主意说：“项王大将钟离昧，因和你是好支，项王死后，逃归在楚，因汉王以前多次受了钟离昧的困窘，所以十分恨他，得知藏匿在你这里，曾诏楚捕昧，你借着忙行县邑的活动，没有理会高祖捕昧的诏命。（韩信或是为全朋友之谊，或因钟离昧的英勇可以壮大自己的声势）。事到如今，显然引来很大的麻烦。”于是劝他斩昧谒上应该可以得到高祖放他一马的机会。因之韩信往见钟离昧商量事情，寄人篱下、惊弓之鸟的钟离昧，忖度韩信用心不良，于是开门见山地警告韩信说：“汉所以不用武力来攻打楚，因为有我在你这里。如果你要捕我来讨好汉王，吾今天死掉，公亦随即灭亡！”这时的韩信应是毫不手软的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钟离昧愤然大骂韩信说：“公非长者！”（这和韩信骂南昌亭长“公，小人也，为德不卒！”何其异曲同工啊！不知豪气干云的韩大将军当时有否激动的反应，或者茫然无语不回答！）钟离昧毅然自刎，虽无项王临死乌江边的悲壮，也算英雄末路不失尊颜的好汉！此又见及韩信处理友情道义手法的拙劣！

韩信拿着钟离昧的头颅，信心满满或满腹狐疑去陈晋见高祖，殊知果如昧之所言，得到高祖“上令武士系信，载后车”的结果！韩信这时想到蒯通的忠告，悔恨连连地说：“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同当烹！”高祖冷冷地说：“人告公反。”遂械系信。至洛阳，赦信罪，以为淮阴侯。按程敏政日（见《史占评林》卷之九十二，第四册，总页2226）：“吕氏之杀侯，千古之所共愤，而予以为平实启之，吕氏特成之耳。方人之告侯反也，高帝自意之不决，问于群臣而欲决，其不决者，岂帝真不之知哉？诚有以恶侯之罪而念侯之功，故徘徊犹豫，持两端于心胸之间，当此时也，侯之死生系于人言，间不容发，平者宜对帝日：‘侯定列国取项羽，握重兵在外者十年，顾不反，今天下已定，裂土而王，其志愿亦足矣，陛下宜使亲信臣觇之，而得其实，则使使持节召侯，召之不来，然后六师移之，未晚也。’平计不出此，乃日：‘陛下第出伪游云梦，俟谒而擒之。’是果何等语哉？正孔子之所谓‘利口’，孟子之所谓‘逄君之恶’者也。呜呼平一言，而使高帝为无恩之主，元勋受无罪之诛，不义甚矣。”程氏所谓系乎平之一言，亦平“逄君之恶”，其实“恶”已早在主之心中，亦由信之功高惊主，平日不知“谦下”、“和同”如陈平、樊哙之流，或鲜结好滕公、萧何等辈，孤高不群，持功而骄，殊少虚心待人，以致亲者日疏，小人乘隙而生风波，徙留史公无限的遗憾！但我偶有所悟，史公笔下所谓赐百钱给南昌亭长云“公，小人也，为德不卒！”中的亭长，或是韩信由齐王降为楚王之后“气愤填膺”、“指桑骂槐”的愤激语，虽是在骂南昌亭长，实际在骂“泗水亭长”啊！此种阿Q 精神，未尝不是浅人发泄心中怨愤的方式，只是诚心待他的南昌亭长倒霉到了极点！

五、结语

（1）韩信命运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广武君李左车，助他平燕、下齐立了大功，但是未如武涉、蒯通般多所叙及，或是谨守分寸的李左车看透了韩信高傲的格局，早已明哲保身地隐遁，否则韩信或有一个不同的结局。

（2）太史公对韩信万分同情而慨叹，他在经过淮阴时，曾亲往观看韩母的坟墓，那是韩信死后将近百年的过往旧事，多么深情厚谊的史公！恨其未能“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天下已集，乃谋畔逆”而致“夷灭宗族”，虽日“不亦宜乎！”但其叹惋怜惜之，情，多么恳挚深长啊！

（3）唐初王珏《咏淮阴侯》诗云：

秦王日凶慝，豪杰争共亡。信亦何为者，剑歌从项梁。

项羽不能用，脱身归汉王。道契君臣合，时来名位彰。

北讨燕承命，东驱楚绝粮。斩龙堰潍水，擒豹熸夏阳。

功成亨天禄，建旗还南昌。千金答漂母，百钱酬下乡。

吉凶成纠缠，倚伏难预详。弓藏狡兔尽，慷慨念心伤！

【作者简介】刘德汉，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

【文章来源】楚汉人物研究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七届年会论文《史记论丛》第四集，安平秋等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

文史研究8　徐业龙《踏歌山水访韩信》

踏歌山水访韩信

徐业龙

韩信（前230年—前196年），我国古代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统帅、军事理论家，是淮安最杰出的历史人物之一。在楚汉相争的历史大决战中，韩信叱咤风云、纵横抨阖，谱就了一部流光溢彩、震古烁今的历史篇章。韩信在豪杰并立、群雄割据的形势下，辅佐弱小的刘邦战胜了强大的项羽，为开创两汉400年基业建树了丰功伟绩，而且也为我国由秦末纷乱走向重新统一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韩信的一生是非凡的一生，他率汉军出陈仓、定三秦、破代、灭赵、降燕、伐齐，直至垓下全歼楚军，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2005年上半年，笔者沿着韩信当年生活、战斗所走过的道路，行程5000多公里，实地考查了韩信留下的历史遗迹和相关纪念物，感触很深、感慨良多。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迹是屹立在中华大地上的一座座不朽的历史丰碑，蕴涵着丰富而珍贵的历史、科学、艺术、文化、地理、美学、民俗等信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韩信辉煌而又充满磨难的一生，也寄托了人民群众对这位伟大军事家的无限景仰。现将此行的所见、所闻、所感、所知辑录如下，以飨读者。

书剑机锋藏胯下　怀瑾握瑜占鳌钩

韩信是战国末年韩国贵族的后裔，战乱之时出生于淮阴，他在故乡度过了饱经磨难的青少年时光，因此，在淮安大地上有大量与韩信生活有关的历史遗迹和纪念建筑，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物古迹，无声地向人们述说着一个个留韵百世的真情故事。在清浦区城南乡高庄境内，有一座著名的秦汉时期的古墓葬，这就是韩母墓，该墓高约10米，直径约30米。司马迁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记载：“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韩信父亲早亡，与母亲相依为命，他胸怀大志，认真学习和钻研各种用兵的谋略与方法，期待自己将来有朝一日能成为叱咤风云、匡扶天下的英雄人物。韩信专心致志地学习用兵谋略，但现实生活却是无情的，给了他不少的打击和凌辱，也磨练了他的意志和品格。母亲去世时，韩信穷得没有钱安葬母亲，于是他就选择一块高敞之地将母亲下葬。

淮阴区码头镇韩信故里有韩信湖，韩信湖南岸有一水榭，即韩信钓鱼台。相传韩信曾在这里临水垂钓，养晦韬略，静观时局，蓄势待发。母亲去世后，韩信生活没有着落，他既不会经商，又不会务农，曾经寄食于南昌亭长，遭受冷遇后便流浪到淮阴城下。离钓鱼台不远处，有一组呈品字形结构的亭台式建筑，这就是漂母岸，传说这里是当年漂母浣洗丝絮的地方。韩信在城下钓鱼时，有许多老妇在浣洗丝絮，其中一位老妈妈见韩信饿得可怜就给他饭吃，一连几十天，天天如此，韩信大为感动。韩信非常感激地对老妈妈说：“承老妈妈如此厚待，将来我一定会重重地报答您的恩情。”老妇人听了，很不高兴地说：“大丈夫不能自食其力，我只是可怜你这个王孙才给你饭吃，难道是希图报答吗？”韩信听了，心里又是感激又是惭愧，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奋发进取，不辜负这位洗衣老妈妈的希望。司马迁将这位不知名的老妈妈称为漂母，漂母将伟大的母爱无私地授予一位陌生少年被传为千古佳话。在韩信湖东岸有“千金亭”，飞檐翘角，如玉树临风，风姿绰约，这是故乡人怀念韩信有恩必报的美德而建的纪念建筑。韩信功成名就之后，曾赐漂母以千金，“一饭千金”的典故即由此而来。在码头镇泰山村有一座高大的古墓葬，这就是漂母墓。传说漂母去世后，韩信非常哀痛，他命十万大军每人用衣服兜一兜土撒到漂母墓上，将漂母墓堆成了一座小山丘。

在韩信钓鱼台东侧，沟通韩信湖和胭脂塘的小河上有一小桥，这就是有名的胯下桥，胯下桥是为纪念韩信胯下受辱而建。当时，淮阴城里有个屠户的儿子故意羞辱韩信，他在闹市里拦住韩信说：“你虽然身材高大，常带刀佩剑，不过是个胆小鬼。”他当着众人的面对韩信挑畔道：“你不怕死，就抽剑刺我；怕死，就从我的裤裆下钻过去。”说着，便叉开了两腿。韩信寻思良久，一言未发地从他的裤裆下钻过去了。为此，当时有许多人都笑韩信外勇内怯，认为他是一个懦夫。其实，韩信俯身胯下并不是胆怯，韩信熟读兵法，懂得在逆境中韬光养晦，遇事不逞匹夫之勇，胯下受辱的经历恰恰表现了韩信的大智若愚的睿智和虚怀若谷的气度。韩信被封为楚王后，不计私怨，仍给屠中少年授职，后人无不称颂韩信能屈能伸的非凡气度。

韩信故里最著名的建筑就是淮阴侯庙，亦称韩信庙、韩信祠。淮阴侯庙始建年代无考，在唐代就成为一座著名的古迹，历代多次重修。淮阴侯庙由门厅、庭院、回廊和大殿组成，气势雄伟壮观。传说韩信是象棋之祖，庙前庭院被精心设计成一盘中国象棋图形。淮阴侯庙的主体建筑是“兵仙殿”，这金碧辉煌的“兵仙殿”与汉中拜将台上的“兵仙神帅”碑一样，既是对韩信永远的纪念，也是对这位伟大军事家卓越军事才能的崇高赞誉。在楚州区镇淮楼东北，有一“汉韩侯祠”，始建于明代，后多次重修。该祠座北朝南，大殿设神台、帷慢、佛龛，韩信座像置于龛中，殿内高悬“国士无双”、“灵武冠世”、“勋冠三杰”等匾额，古朴典雅，气势恢弘。楚州区还有韩侯钓台、胯下桥等相关纪念物，都是明清时期的建筑，它们悄然伫立，默默地让人们感受着一份深厚博大的历史情怀。

拜将坛上瞻国士　栈道千秋有峥嵘

素有“金瓯玉盆”美称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汉中市，是汉王朝的发祥地，位于汉中市南环中路南侧汉江之滨的拜将坛就是当年韩信崛起的地方。韩信精研兵法，冷静观察政治动向，等待施展才能和抱负的机会。公元前209年7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拉开了反抗暴秦的序幕。次年春，项梁渡淮，韩信仗剑从军。在楚军帐下，韩信跟随战斗，他潜心学习，勤于思索，积极寻求胜敌方案，曾多次向项羽建言献策，却不为项羽所用。项羽的烧杀掳掠、意气用事也使韩信认识到项羽不是治国安邦之君，于是韩信离开项羽，投奔刘邦。汉高祖元年（前206年）六月，经萧何力荐，刘邦于此设坛场，择良日，斋戒，具礼，拜韩信为大将军。拜将坛亦称拜将台，为南北列置的两座方形高台组成，台高3米多，总面积为7840平方米。台场平坦宽敞，四周用汉白玉栏杆围砌，中心位置有韩信塑像，左手握着剑柄，右手托着将印，一派儒将风度。登台四望，尚可领略当年韩信登坛拜将时的宏大场景。拜将坛的大门门楼额书“国士无双”四个大字，这是萧何向刘邦推荐韩信时对韩信作出的评价，史学大师司马迁也仅仅在韩信身上用过一次，古往英雄再无他人有此殊荣。拜将坛是汉王朝的奠基石，“寒溪夜涨”、“萧何月下追韩信”等历史故事在这里诞生，并从这里传向四面八方，传之千古。

褒斜栈道是古代汉中通往关中、四川的交通干道褒斜道的关键部分，始建于殷周，是中国最早在悬崖峭壁上开凿的道路。栈道上为绝壁，下有滔滔不绝的褒水，修筑难度极大。这条中国古代最为壮观的空中走廊，在我国古代西南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规模之大、工程之艰、地势之险，反映了古蜀道之险绝艰难与古人坚韧顽强的毅力。这条修筑在绝壁上的古栈道，因韩信指挥的陈仓之战而名满天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故事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汉高祖元年（前206年）八月，韩信借项羽在齐平定叛乱之机，采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派樊哙、周勃率军万余大张声势地抢修褒斜栈道，吸引三秦王的注意力，诱敌将重兵屯于褒斜栈道道口。自己则亲率主力翻越秦岭，走陈仓道出大散关，直趋陈仓，在章邯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对其实施突袭。章邯仓促应战，结果连战失利，司马欣、董翳相继投降，章邯最终战败自杀。韩信创造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战法是一个经典战例，充分显示了韩信卓越的军事才华。

奇兵东出夏阳渡　太史祠前望平沙

陕西韩城在秦汉时期称夏阳县，是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的故乡。夏阳古渡位于韩城市芝川镇夏阳村东，韩信在这里用木罂渡军、攻占魏都，所以人们又把它称为“木罂渡”或“淮阴渡”。汉高祖二年（前205年）八月，刘邦以韩信为左丞相，率曹参、灌婴等击魏。魏王豹陈重兵于黄河东岸的蒲坂，封锁黄河渡口临晋关，以阻止汉军渡河。韩信针对魏军部署，采用声东击西、避实击虚的战术，将大量船只集中在蒲坂对面的临晋，佯作由临晋关渡河，主力却直奔临晋关上游百余里处的夏阳，乘魏军无备，用木罂缻迅速渡过黄河，直捣魏军后方重镇安邑，魏王豹率军仓促迎战，结果全军覆没。

夏阳古渡是龙门关到蒲津关之间最好的一个渡口，黄河流出龙门峡谷到达这里，河面开阔，岸低水缓，较易行船，加之这里有二十里平川，利于军队集结。所以，这里自古为兵家所重。从夏阳渡河是韩信统揽战役全局并对战场地理环境和黄河水流形势进行详细调查后作出的合理选择。2000多年后的1937年9月，毛泽东命令八路军东渡黄河抗日也选择了同一渡河地点。彭德怀、任弼时、贺龙、刘伯承、邓小平、左权等领导同志率领八路军115、120、129师从不同的区域向这里集结，东渡黄河，在平型关给日寇以迎头痛击，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八路军东渡黄河抗日纪念碑如雄起的风帆，高高地矗立在夏阳古渡的黄河岸边。史学大师司马迁祠、墓也坐落在夏阳古渡边。司马迁祠、墓西枕梁山，襟带黄河，凭高俯下。在垂直落差104米，东西长555米，宽17米的狭窄陡立险峻的黄土高岗上，自坡足至庙头，牌坊胪列，阶路重叠。仰观司马迁祠，高山仰止，气象雄浑，令人肃然起敬。瞭望夏阳古渡，平沙漠漠、烟波淼淼，正像韩信那宽广的胸怀。

荒祠尚枕陉间道　白鹿清泉自在流

巍巍太行山，绵延于晋冀边界，形势险峻，自古就有“天下之脊”、“东西之巨防”之称。太行山同横亘中原南部的秦岭一样有着许多重关险隘，井陉关就是太行山的一个要隘，背负太行，遥对华北平原，扼晋冀交通咽喉，有“三省通衢”之誉，是由平原进山的首关，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自秦汉至明清，史书记载发生在井陉关的战争多达17次，而其中最著名的还是韩信指挥的“背水之战”。汉高祖三年（前204年）十月，韩信与张耳统兵数万越过太行山攻赵。韩信根据敌强我弱，士卒多数未经训练，运用“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的战术，背水列阵大破20万赵军，斩杀赵军统帅陈余，生擒赵王歇。

韩信下赵的故事在太行山区流传甚广，晋东平定大地上还留下许多韩信下赵的名胜古迹。在太旧高速公路旁有韩信试剑峰，传说韩信下赵前在此试剑劈山，从大山上齐齐削下来一座石山，名叫“试剑峰”。后人为了纪念韩信，在试剑峰顶上建了一座韩信庙。虽然韩信庙已经是风烛残年，风雨飘摇，破漏不堪了，但是韩信是历代人民口碑中的英雄，因此，谁也不忍心损毁它。

河北井陉位于山西、河北两省交界处，是平定的东邻。井陉因韩信而扬名，韩信也成为井陉的骄傲和象征。井陉东天门白皮关一带就是背水之战古战场的核心区域，虽然不见了当年的金戈铁马、滚滚烽烟，但我们仍能体察古代战场的苍凉和悲壮。沿关内北侧的石阶而上，是依山而建的背水之战陈列室，陈列室内墙壁上绘制的大型画图，记载了韩信在这一带背水之战的壮丽史实。井陉人民为纪念韩信，还在井陉城区微水村当年韩信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建起了一座韩信公园。

与井陉毗邻的鹿泉市是石家庄的卫星城，这里也有许多与“背水之战”有关的文物古迹和纪念建筑，这里还流传着韩信“射鹿得泉”的美丽传说。白鹿泉，泉口直径l米，深约3米，状如圆锥，清澈见底。四季泉涌，飞珠溅玉，东流成溪，患泽一方。据史书记载，白鹿泉乃因韩信破赵时途经石邑（今鹿泉市）莲花山，寻水时射杀白鹿而得清泉，遂称白鹿泉，鹿泉的地名亦由此而来。多少年来，涓涓鹿泉水似甘甜的乳汁，哺育了源远流长的鹿泉文化，而韩信也成为鹿泉文化中的一座不朽的丰碑。鹿泉市有一座形如睡佛的奇山——抱犊寨，东傍河北平原，西连太行群恋，四壁如刀削斧劈，山顶平坦旷夷，有“天下奇寨”的美誉。韩信伐赵，选2000奇兵即设伏于其上。虽然当年的“残碑剥落遗韩庙”的风景已经成为鹿泉人民的记忆，然而，抱犊寨上全国最大的金漆壁画装饰的韩信祠以及韩信点将台倾倒了无数的游客。

潍水岸边说往事　韩信宅上念蒯通

山东诸城自古就有“东国名地”、“礼义之邦”的美誉，是一个底蕴厚重的历史文化名城，蜿蜒透迤的潍水环绕着诸城，扑朔迷离的自然景观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活力，也展示了这座城市迷人的风采，著名的潍水之战就发生在这片土地上。汉高祖四年（前203年）十月，韩信率汉军从赵地东进击齐，迅速占领齐都临淄，齐王田广败逃高密，向楚求救，项羽急遣龙且率军号称20万北上救齐。十一月，韩信率汉军与齐、楚联军夹潍水对阵。韩信以“沉沙决水，半渡而击”的战法击败齐、楚联军，斩杀龙且，俘齐王田广，平定了齐地。

韩信壅水淹楚军的地方被称为韩信坝，位于诸城市城北约25公里处的古县村，它的两岸为海拔不到200米的小山岭，潍河流经这里河面陡然变窄，形成一个咽喉地带。河水穿过峡谷，进入冲积平原，河床复又变宽，水流渐缓。枯水时节，这里徙步可涉。岁月易逝，当年楚汉相争的战场早已成为历史陈迹，但韩信囊沙阻水大败楚军的故事仍在诸城民间流传。诸城还有一条长约70华里的灌溉河叫韩信沟，传说是韩信打了胜仗后，骑着马巡视战场，长戟拖在地上就划出了一条河来。这里的韩信沟村，有韩信当年制作兵器的“炉房”，垒炉房用的大砖、制作兵器用过的炉渣以及被炉火烤红的土壤随处可见。韩信沟、炉房地、哨头，不论是村名还是地名，人们不知沿用了多少代至今也没有改变，这充分表明了潍河人民对韩信的无限景仰之情。

临淄为齐国故城，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见证了当年韩信称齐王时的荣耀，也见证了韩信对刘邦的忠诚。潍水之战胜利后，韩信被刘邦封为齐王，都于临淄。韩信称齐王的地方当地群众称为韩信岭，又叫韩信宅，位于临淄区齐都镇河崖头村南，这里有一块东西长约350米、南北长约200米、高约7米的高地，传说是韩信当初为齐王时的故宫遗址。在临淄东北皇城乡五路口庄东，有一个封土保存完整的古墓，该墓高9米，南北32米，东西40米，这就是韩信帐下重要谋士蒯通之墓。韩信平定齐地之时，兵威大振，占据着魏、代、燕、赵、齐、鲁的大片土地，其势力已出于刘邦、项羽之上。项羽派武涉游说韩信反汉与楚连和，三分天下，韩信不为势利所动。接着，蒯通又以为韩信相面为由，两次劝说韩信“三分天下，鼎足而居”。蒯通引征历史经验，以无可辨驳的事实分析利害关系，向韩信指出继续听命于刘邦的危险性：“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尽管蒯通的劝说，洞彻底里，切中要害，但韩信不为势利所动，仍然忠心耿耿地为刘邦效力。司马迁在《淮阴侯列传》中用大量篇幅描写蒯通劝韩信背汉自立的故事，这一段文字十分精彩，后来还被司马光引用到《资治通鉴》中。韩信念念不忘刘邦的知遇之恩并以死相报的宽广情怀，震古烁今，千载之后，这个感天动地的故事依旧深深地铭记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人们传之诵之，无不为之动容。

四面楚歌成绝唱　受命坛上草木绸

垓下之战遗址位于安徽省固镇县濠城镇境内，现已被安徽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垓下之战是楚汉战争的最后一战，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十二月，英姿飒爽的韩信与拔山盖世的项羽在垓下谱写了一篇壮丽凄绝的英雄史诗。韩信指挥各路汉军约40万人与10万楚军于垓下展开决战，针对楚军战斗力很强的特点，韩信采用典型的侧翼攻击战法，令汉军中军稍稍后退，避开楚军锐气，而将两翼展开实施侧击，将楚军击败，挫其锐气，然后围而困之。入夜，韩信令汉军四面唱起楚歌，楚军人少粮尽，听到四面楚歌，军心涣散，纷纷逃亡。项羽见大势已去，乘夜率八百骑突围南逃，汉军在追击中将其全部歼灭，项羽自杀于乌江。韩信以四面楚歌、十面埋伏的绝唱为自己的军事生涯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垓下之战是楚汉相争中决定性的战役，它既是楚汉相争的终结点，又是汉王朝繁荣强盛的起点，更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折点，它结束了秦末混战的局面，统一了中国，奠定了汉王朝四百年基业。在濠城镇有一条街道叫做霸王街，标志性的建筑就是霸王别姬雕塑，刻画出霸王项羽与虞姬生离死别、爱恨交加的感人场景。“霸王别姬”记载了一则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项羽英雄末路，仰天长叹，洋溢着一股英雄豪气和无奈，而虞姬面容凄戚，体态纤弱，给人以无限的怜惜和深思。

五年的楚汉战争，韩信面前，在秦末战乱中百战成名的英雄豪杰：章邯、魏豹、陈余、赵歇、田广、龙且、项羽……一个个倒下了；韩信背后，弱小的刘邦站了起来。山东省定陶县仿山乡姜楼村有一个高约10米、南北长约70米、东西宽约50米、长满树木荆棘的土丘，这是一个著名的古文化遗址，人称“官堌堆”，这里就是当年刘邦登基称帝的地方，当地志书亦将其称为受命坛、即位坛。汉高祖五年（前202年）正月，韩信与彭越、英布等诸侯王联名上书，共尊刘邦为皇帝。二月初三，刘邦称帝，史称汉高祖。北宋史学家司马光认为：“韩信首建大策，与高祖起汉中，定三秦，遂分兵以北，禽魏，取代，仆赵，胁燕，东击齐而有之，南灭楚垓下，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韩信之功也。”这样的评价是中肯、客观的。

一曲悲歌灞水寒　韩信岭上诗满山

韩信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而不是一位懂权术的政治家，韩信缺乏政治家的奸诈和凶残，虽知兵而不知人，工于谋天下却拙于谋自身。他就像黑夜中的萤火虫一样，燃烧着自己最璀璨的生命，在谢幕的时候却死得无声无息，为人们留下了太多的问号、太多的遗憾、太多的思考。在陕西西安和山西灵石各有一个韩信墓，当地群众对韩信墓确证无疑，并见诸于当地志书。一个大军事家在身后留下两个墓葬，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人物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也是刘汉王朝辜负功臣的重要物证。

韩信与刘邦，是一对“佳偶”，也是一对“怨偶”，没有韩信，就不会有刘邦的胜利和刘汉王朝的建立，若不是刘邦的大胆起用，韩信亦很可能一事无成。对韩信的任用也体现刘邦高超的用人技巧，他一方面利用韩信“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的军事才能攻城略地，为汉王朝的建立立下赫赫战功，同时又“畏恶其能”，对其时时加以防范。在楚汉战争中，当韩信在北线破魏平赵，收燕伐齐，便虚抚韩信，先后封韩信为左丞相、相国、齐王；楚汉战争结束后，刘邦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收夺韩信的兵权，并将韩信徙封为楚王，使其远离根基深厚的齐地。不久，又以并无实据的“谋反”罪名将其贬为淮阴侯，软禁在自己的身边，并最终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将其杀害。

西安市的韩信墓位于灞桥区新筑镇新农村，这里埋葬着韩信的身躯。在灞桥，当地老百姓都认为韩信是蒙冤被杀。韩信作齐王时，实力强大，蒯通一劝再劝，坚决不反；当了楚王，仍有一定实力，也不反；只待一个兵都没有的时候才谋反，自取灭亡，岂不违背常理？这里民间有关韩信之死和韩信冢的传说有很多，最神奇的是韩信被吕后冤杀长乐宫钟室的传说。当时，韩信蒙冤被杀，他的头颅怒火冲天，从长乐宫中像风火轮般地滚出，沿路发出熊熊大火，先是烧红了长乐宫附近的田野，接着又滚过灞河，竟连淌流不息的灞河水也被烧得滚烫，冒起大雾，这里的雾庄因此而得名。韩信死后，跟随韩信征战多年的几个将领将其偷偷运出长安城，埋葬于城东的龙王庙村南，长安人惜念韩信在创立汉朝时所建立的卓越功勋，纷纷捐款为其修建了陵园、献殿。后来被朝廷发现，派兵将把陵前的建筑烧毁，火烧村因此而得名。雾庄、火烧村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当地群众说，文化大革命前，韩信墓有10米多高，占地超过2亩，有四棵千年古柏高耸古冢之上。冢的南侧立一龟座石碑，上书“汉淮阴侯韩信之墓”，为清乾隆四十一年陕西巡抚毕源立石题字。墓前有庙，可惜“破四旧”时，庙、碑全部被砸毁。由于村民长期在冢上取土，韩信墓冢被平整为农田。已被夷为平地的韩信墓像它的主人一样风雨萧索，充满悲剧气氛，观者心中无不感慨万千。为保护韩信墓这一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址，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已经规划在这里建设一座韩信墓遗址公园。

自古就有“秦晋要道、川陕道衢”之称的灵石县，位于山西省中部、晋中盆地南端。灵石县境内的韩信岭原名高壁岭，横亘在晋中与晋南两大盆地之间，东屏太岳、西界汾水，崇山峻岭、沟深谷险，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当年，高壁岭地处魏代边境，韩信击败魏王豹后，突发奇兵袭占高壁岭，引兵东向阏与，活捉代相夏说，收复代郡，将兵锋指向赵国。韩信在高壁岭上会张耳，送曹参回军。

方圆百里的韩信岭，最负盛名的就是高耸岭上的韩信墓以及墓前的家庙式建筑——韩信祠。据灵石地方文献记载：吕后杀害韩信后，遣人函首送高帝，值高祖远征陈豨，还师高壁岭，遂葬其首于岭上。后人因此将高壁岭易名为韩信岭，并在韩信墓前修建韩信庙，顶礼奉祀。韩信祠始建年代无考，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之后屡有补修和扩建，最后一次扩建为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韩信祠大部分建筑在抗日战争中被毁，现仅存寝殿三间，也已经破败不堪。

韩信祠原为别具一格的家庙式建筑群落，由戏楼、献殿、寝殿、棋楼和碑廊等建筑物构成，门阙一体，雕像奇特，殿宇高大，气象雄浑。祠院东侧原为棋楼，名人士子、商旅行脚经此常登楼小憩，不时还会从楼上传出一些高谈阔论。祠院西侧有碑廊，陈列着大大小小数十通碑刻，精美的诗文，纵横抨阖，发思古之幽情，在对淮阴侯悲歌涕泣的同时，也寄托了人们对韩信荣辱两极的无限沉思。岁月如流，不见了韩信岭的满山诗文，不见了韩信祠的楼宇峥嵘，然而，韩信墓解读了一段真实的历史，对历史的缺失作出了诠释和补充。

历史的风云早已成为风云般流逝的历史，它有一份凝重、一份沧桑，它制造出太多的悲剧，也留下了无尽的遗憾。韩信，少年孤苦却有无双奇才，出身贫穷却能志盖群雄，威震天下却又甘居人下，功高盖世却遭不白之冤。他的一生，历尽了磨难、屈辱、冷落、辉煌、失意和悲惨。后人在陕西汉中拜将坛上为韩信立了一块无字碑，这饱经沧桑的无字碑，终年栉风沐雨，傲然兀立，它要告诉我们什么？韩信的成与败、功与过、得与失，有谁可以公正地评说？

【作者简介】徐业龙，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委宣传部。

【文章来源】《淮安历史文化研究：韩信研究文集》，花法荣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

文史研究9　徐业龙《韩信救败固陵考释》

韩信救败固陵考释

徐业龙

汉高帝四年（前203年），楚汉战争形势已经出现逆转，韩信北略中原，收服魏、代、赵、燕、齐等北方诸国，让刘邦取得了明显优势，其所统辖的地区、人口或粮秣都比战争初期增长了好几倍。相反地，项羽的力量却愈来愈弱，已呈现败象。八月，项羽在四面受敌、兵疲粮尽的情况下，被迫与刘邦议和，双方划鸿沟[1]为界。九月，项羽引兵东归。刘邦背弃和约，利用项羽东撤之机发起战略追击。汉高帝五年（前202年）十月，刘邦追击项羽至阳夏（今河南太康西）。项羽回师反击，先后在阳夏、固陵（今河南太康东南）两次大败刘邦，刘邦被迫在固陵坚壁自守。为解固陵之围，韩信统揽全局，认真分析战场形势，没有挥师径驰固陵，而是作出了占领楚都彭城（今江苏徐州）的战略决策。既解了固陵汉军之危，又打破了项羽的持久战略，迫使项羽进入汉军预设战场，汉军同项羽在垓下展开最后决战的时机终于成熟。

一、楚汉鸿沟之约

所谓的“鸿沟之约”亦称鸿沟约定，是楚汉战争时期刘邦、项羽签订的一份重要和平协定。《史记·项羽本纪》（卷七）记载：“当是时，项王在睢阳，闻海春侯军败，则引兵还。汉军方围钟离眛于荥阳东，项王至，汉军畏楚，尽走险阻。是时，汉兵盛食多，项王兵罢食绝。汉遣陆贾说项王，请太公，项王弗听。汉王复使侯公往说项王，项王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项王许之，即归汉王父母妻子。军皆呼万岁。”

秦王朝灭亡以后，项羽和刘邦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霸战。战争初期楚强汉弱，汉军实施正面坚持、敌后袭扰和翼侧牵制的作战部署，以政治配合军事，以进攻辅助防御。刘邦派遣韩信破魏，保障翼侧安全；游说英布倒戈，从南面牵制项羽；联络彭越，袭扰项羽后方，从而有力地迟滞了项羽的进攻。同时，刘邦让萧何治理关中、巴蜀，巩固后方战略基地，转运粮食兵员，支援前线作战。在这几条战线上，韩信统帅的一支数万人的军队，每每大放异彩，他用外围战场不断的胜利，给刘邦以巨大的支持，使楚强汉弱的形势逐步得到逆转。

汉高帝四年（前203年），楚汉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就军事形势而言，韩信一连灭魏、破代、徇赵、胁燕、定齐，自潍水之战后，即注定了项羽必然失败的命运。这时候，项羽两面作战疲于应付，东面楚军丧失了二十万精锐士卒，骁将龙且阵亡；西面汉军在汜水出击，大败楚军，缴获楚军的全部物资，大司马曹咎、长史董翳、塞王司马欣等都在汜水边上自刎了。双方形势逐渐发生逆转——曾经强大的楚军危机四伏，而原来一直处于劣势的汉军则日渐强大。

汉军已经取得了明显优势，击败项羽只是时间问题。楚军的粮草被彭越截断，韩信又派灌婴进兵攻打楚军，扫荡项羽后方根据地，楚军后方更加不稳，给养更加困难，兵员日益枯竭，军心日益瓦解，处境已十分险恶。项羽十分忧虑，他明白楚军颇为缺乏援助力量，而且军粮已经全部吃完。当此之时，刘邦也因为屡战不胜，感到很疲惫，不愿再打下去了。刘邦派陆贾去劝说项羽，提出议和，项羽不答应。汉王又派侯公去劝说项羽，项羽也深深地感受到这是唯一的一条出路。刘邦、项羽商定以战国时魏患王所开的名为“鸿沟”的运河为界，鸿沟以西划归汉王，鸿沟以东划归楚王。楚汉两军在荥阳、成皋一线相持两年零五个月后，休兵罢战。

清代经世派学者郭篙涛认为：“是时，灌婴之军已至淮北，深入其根本之地，项羽腹背受敌，所以‘兵罢食尽’者，彭城危急，而转输之路穷也。高祖此时之力足以制项羽，项羽即不解兵东归，韩、彭之军毕集，以殄灭项羽有余。高祖始遣陆贾，继遣侯公，必欲与项羽‘中分天下’者，为欲得太公、吕后耳。”刘邦主动和项羽签订“鸿沟之约”是为了太公、吕后的安全，这一观点不无道理。汉高帝二年（前205年）三月，刘邦以项羽杀害楚怀王为口实，在洛阳聚集诸侯联军56万进攻楚都彭城，结果被项羽率三万精兵打败，刘邦的父亲、妻子都成了项羽的俘虏，一直滞留在项羽军中作为人质。项羽在与刘邦签订条约后恪守信义，确实如约把刘邦的父亲、妻子都送到汉营之中。

鸿沟条约的签订发生在双方力量开始发生逆转之时，作为汉军方面，刘邦正面战场屡战屡败，部队已经十分疲惫，继续打下去实在难以取胜，从刘邦内心来讲确实愿意签订这个条约，这从他签订条约后便想返回的行为可以看出；而楚军方面，项羽明显处于劣势，不签订条约已经难以为继，他几乎无力再把战争进行下去，项羽也是愿意签订这个条约的。楚汉鸿沟条约签订后，如果刘邦遵守条约规定，双方或许可以取得一时的和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刘邦必将恢复实力，项羽也会羽翼转丰，双方迟早还会重新再战，这是形势的必然。

二、刘邦固陵之败

项羽在四面受敌、兵疲粮尽的情况下，被迫与刘邦议和，双方划鸿沟为界。九月，项羽引兵东归。由于当时彭越占据梁地，项羽直接东回彭城的道路受阻，深恐陷入彭越和刘邦的前后夹击，加之英布对九江郡威胁较大，项羽便决定绕道阳夏，先去寿春（今安徽寿县），后回彭城。

直到这时，刘邦对战争全局的认识尚不十分清楚。项羽撤兵之后，刘邦也打算收兵回关中。他觉得实在没有精力打下去了，想先讲和借机调整一下，等到养足了精神再打。但张良、陈平却建议利用项羽东撤之机，向楚军发起战略追击。《史记·项羽本纪》（卷七）记载：“汉欲西归，张良、陈平说日：‘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之。楚兵罢食尽，此天亡楚之时也，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今释弗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汉王听之。汉五年，汉王乃追项王至阳夏南，止军，与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而自守。”

固陵之败首先错在刘邦、张良失却道义。洪迈《容斋随笔·张良无后》（卷二）日：“张良、陈平，皆汉祖谋臣，良之为人，非平可比也。平尝日：‘我多阴谋，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矣，以吾多阴祸也。’平传国至曾孙，而以罪绝，如其言。然良之爵但能至子，去其死才十年而绝，后世不复绍封，其祸更促于平，何哉？予盖尝考之，沛公攻峣关，秦将欲连和，良日：‘不如因其懈怠击之。’公引兵大破秦军。项羽与汉王约中分天下，即解而东归矣。良有养虎自遗患之语，劝王回军追羽而灭之。此其事固不止于杀降也，其无后宜哉！”

刘邦、张良谋划不周是此役失败的根本原因。《汉书·高帝纪》日：“五年冬十月，汉王追项羽至阳夏南，止军，与齐王信、魏相国越期会击楚，至固陵，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而守。”刘邦自认为有足够的实力消灭项羽，当他率军追击项羽到达阳夏，见形势危险才想到约集韩信、彭越，刘邦率汉军到达固陵，韩信、彭越的军队并没有如刘邦所盼的那样及时赶到，刘邦兵败，被迫在固陵城周围挖深沟、筑高垒，坚壁不战，等待各路援军的到来。

《史记·魏豹彭越列传》日：“汉五年秋，项王之南走阳夏，彭越复下昌邑旁二十余城，得谷十余万斛，以给汉王食。汉王败，使使召彭越并力击楚。越日：‘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汉王追楚，为项籍所败固陵。”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彭越明确拒绝出兵，而刘邦却直接向固陵推进，可见不是所谓的约期。刘邦单方面提出要求，他以为彭越肯定会答应，结果彭越没答应，刘邦就出兵了。很显然，刘邦在固陵之败前已在阳夏南追上楚军，与其交锋并为项羽所败，固陵之败已经是第二次。

翻遍《史记》、《汉书》所有篇章，我们找不到刘邦固陵之前派出使者通知韩信的记录，更不见韩信有推诿搪塞的言辞，其主要原因是阳夏、固陵两地相距只有区区四十华里，刘邦、项羽两军近在咫尺，而从阳夏到彭越所在的昌邑[2]直线距离有四百多华里，阳夏到韩信所在的临淄直线距离有一千三百多华里，彭越的行军路程是刘邦从阳夏至固陵行军路程的10倍，而韩信的行军路程则是刘邦行军路程的35倍。且齐地与阳夏之间全是项羽地盘，刘邦派赴临淄的使者需要走彭越处，或者从燕、赵绕一个大圈才可以到达。由此可知，韩彭未至固陵的真正原因是刘邦阳夏、固陵两次兵败时间间隔太近。由于固陵之败发生得太快，而昌邑、临淄距离固陵太过遥远，韩信、彭越根本来不及救援。

刘邦阳夏、固陵两次兵败可能集中发生在十月上旬，因为刘邦两次派使者约韩信、彭越合力击楚，两批使者均在十月到达昌邑和临淄，韩信、彭越出兵救援也都发生在十月。刘邦派出的使者从阳夏、固陵到昌邑和临淄需要走很多天，使者的速度因为没有资料参考不太好判断，假如使者快马加鞭，从阳夏到昌邑需要3—5天，而从阳夏到临淄则至少需要10—15天。如果固陵兵败发生在十月中下旬，那么刘邦从固陵派出的使者则不能在十月底之前到达临淄。参考红军长征日均行军速度60—80华里来估算，彭越的军队至固陵的时间应该是十一月上旬，韩信的军队至固陵的时间是十一月底至十二月上旬。

固陵之败完全是刘邦咎由自取，把责任推到韩信、彭越身上实在毫无道理。刘邦追击项羽没有通知韩信、彭越，到了阳夏发现形势危急才想到约集韩信、彭越。由于刘邦谋划不周，当他到达固陵战场时，韩信和彭越根本来不及前来会师，刘邦从阳夏派出的使者甚至可能还在赴临淄的路上。与此同时，英布和刘贾在寿春一带作战，被楚将周殷所牵制，也未能北上与刘邦会师，这就造成了刘邦孤军同项羽对战的局面。

项羽东撤至阳夏、固陵，本想先与周殷会师，巩固后方，再回彭城，不料刘邦却背约追来。项羽对背信弃义、敢于追击自己的刘邦必然予以坚决打击。项羽麾下的楚军首先在阳夏给予刘邦有力回击，刘邦遭遇楚军迎头痛击，便在固陵下营。由于这些地方全属无险可守的平原，双方再次发生激战已经无可避免。危急时刻，刘邦再次想到了韩信、彭越，然而韩彭诸将却相距遥远，一时无有音信，刘邦焦虑万分。

韩信、彭越根本来不及援助刘邦，刘邦也指望不了援军。“看来我必须要单独面对项羽了！”刘邦担忧地和张良商量着，刘邦想起项羽就有点胆寒。“我们必须尽全力一战！”事到如此，张良认为刘邦绝不能逃避。能和汉军会战一直是项羽梦寐以求的愿望，愤怒加上兴奋，楚军展现出惊人的冲击力。项羽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豪气干云的楚军，以山呼海啸般的力量向汉军发起攻击，刀光闪耀，箭弩交集。直到这时，刘邦仍远远不是项羽的对手，结果一战大败，被迫坚壁自守，等待各路援军的到来。

韩信的军队行军速度比理论上计算的行军速度快多了，汉五年十一月，韩信已经席卷项羽大后方，并出现在陈县（今河南淮阳）与刘邦会师，并与刘邦、蛊达、樊哙、靳歙在陈县共破项羽。韩信的军队仅用一个月就从临淄赶到陈县，这是当时最快的行军速度了。所有诸侯军队中韩信的军队行军速度最快，韩信丝毫没有犹豫，丝毫没有耽搁，丝毫没有懈怠，韩信一定是在见到刘邦从阳夏派出的第一批使者时就已集结军队向固陵方向出发了。

三、张良约封之策

刘邦固陵之败，张良脸上实在无光。《史记·项羽本纪》记载了刘邦、张良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汉王复入壁，深堑而自守。谓张子房日：‘诸侯不从约，为之奈何？’对日：‘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尽与韩信；睢阳（今河南商丘南）以北至谷城，以与彭越：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汉王日：‘善。’于是乃发使者告韩信、彭越日：‘并力击楚。楚破，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谷城与彭相国。’使者至，韩信、彭越皆报日：‘请今进兵。’”

刘邦说“诸侯不从约，为之奈何？”既是安慰张良，也是自我解嘲。张良厚着脸皮，顺着刘邦的话头说：“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张良的话无形中给韩信、彭越加上不听刘邦指挥的罪名。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又依汉庭陈案记述刘邦许诺增加封地后韩信才出兵，这与张良的话相互印证。后世学者多认为韩信、彭越按兵不动致使刘邦大败。宋人吕中甚至将韩信的悲剧结局与此相联系：“人言汉高帝善将将者，以不吝爵赏故也。然当天下未定，而信、越皆人爵已王矣。一旦固陵之会不至，则不免裂数千里以封之，此高帝有杀诸将之心矣。”清人张文虎亦认为：“此事不书于高纪，不书于留侯世家、信越列传，而书之于羽纪者，明非此不能破羽，然信越死机已伏于此。”这样的观点都是片面的，不符合客观事实。

张良十分聪明，他好像是在替韩信、彭越说话，实际上是在为自己开脱，既逃避责任，又嫁祸于人。他和刘邦认真分析形势，项羽即将败亡，而韩信、彭越没有得到分封，他们不出兵也是理所当然。如果您能够和韩信、彭越共同分享消灭项羽后的胜利果实，这两个人就可以立即率兵前来。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就不了解您的意图，会犹豫不定，心存顾虑，结果难以逆料。把陈以东直到东海之滨都分封给韩信，把睢阳以北到谷城[3]都分封给彭越，让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战，那么消灭项羽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谁都知道陈平是个阴谋家，但陈平还远不能和张良相比，陈平骗得了当事人、当时人，却迷惑不了后人。张良的阴谋极具隐蔽性和迷惑性，就连司马光也为其所蒙蔽，《资治通鉴·汉纪四》（卷十二）日：“虽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汉与楚相距荥阳，信灭齐，不还报而自王；其后汉追楚至固陵，与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当是之时，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顾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则信复何恃哉！夫乘时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难哉！”由此，韩信“不会”是想要封地似乎成为历史定论。清代学者姚祖恩甚至以此为前提，有韩信、彭越见识不足之论：“汉所欲破者一羽耳。今独力既不能必资信、越，子房乃劝以与之共分天下，是灭一羽而生二羽矣。且信、越之雄，又非羽可同年而论也。然而当日子房劝之，高祖亦力从之，而楚遂以灭。夫人用乌喙、长葛以己疾，疾之既已，其去乌喙、长葛而惟恐不速也，必至之势矣。而惜乎信、越之不能见及此也。”

在楚汉战争中，韩信、英布、彭越三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韩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刘邦之所以能够与项羽形成势均力敌的形势，完全是由于韩信在北方战场的胜利，使项羽的侧背受到极大的威胁。而彭越、英布的强烈活动，也使楚军战力被大大削弱。否则，刘邦根本就难挡项羽一击。韩信用兵如神，战无不胜。项羽恐惧，知道韩信的选择是决定楚汉两国未来命运的关键，就派说客到齐国游说韩信，具陈刘邦的不可信，欲与韩信修好，三分天下。韩信感念刘邦的知遇之恩，不忍背离，遂拒绝项羽。齐国谋士蒯通亦再三劝韩信自立，以免将来功高震主，功成受诛。韩信犹豫，最终不忍背叛刘邦。韩信感念刘邦的知遇之恩，坚定地追随刘邦，并不是增加一点封地（且还是空头支票）所能让韩信动心的。

张良约封之策可谓一箭数雕、一石数鸟，那些被箭、石射中的，包括刘邦在内还都得跟他说声谢谢。对于刘邦来说，可以藉此调动韩信、彭越，迅速成就千秋大业，对于韩信、彭越来说，又增加了新的封地。不管将来是什么样结果，即使韩信、彭越和刘邦真的反目，他们对张良也只能感激而不能怪罪。明代文学家屠隆拨雾辨向，一针见血地指出：“子房此语亦是祸此二人之基。”事实上，在刘邦、张良等人看来，项羽即将被打败，但刘邦对韩信、彭越等人分封土地的诺言却没有兑现。特别是韩信，他夺得那么多的土地、兵员、物资都白白地被刘邦拿了过去，自己只不过得了个相国的空名，心中定有不足之感。

毛泽东在读《史记·高祖本纪》时曾作如下批语：“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他还在1962年1月30日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学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刘邦从谏如流，他采纳张良的建议，立即遣使约封韩信、彭越。当此之时，刘邦可以利用的资源就是土地，好在这些土地还在项羽的统治之下，自己完全可以信口开河、如弃敝履般地拿出来分封。当然，刘邦可以利用的还有韩信等人对他的一片忠心。

在张良的建议之下，刘邦对韩信、彭越许诺，把陈以东的地盘加封给韩信，把睢阳以北到谷城的土地都分封给彭越，然后要求韩信、彭越出兵击楚，以解固陵之围。刘邦早在彭城败退的途中就曾许下诺言，不惜把整个关东之地拿出来分给能够帮助他打败项羽的人。当时张良推荐了韩信、英布、彭越三人，刘邦是同意了的。事实上，韩信也认为现在应该一鼓作气把项羽消灭掉，而不应放虎归山。在接到刘邦围歼楚军的命令之前，韩信就早已派兵遣将从项羽后方发起一系列凌厉的攻势。当刘邦被围固陵再次急切地要求韩信救援时，韩信的数十万齐国精锐之师随即对楚军发起了决定性的打击，战局便随之急转直下。

四、韩信彭城之战

韩信高屋建瓴，统揽全局，认真分析战场形势，没有挥师径驰固陵，而是采取“围魏救赵”策略，作出了占领楚都彭城的战略决策。当时，固陵形势虽然紧急，但汉军尚可支持局面。楚军主要兵力集中在固陵和寿春等战场，楚都彭城防守相对比较簿弱。韩信命令曹参留守齐国，自己亲率数十万精锐齐师呼啸南下，如一柄利刃从项羽的背后直插而来。

《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对当时战争形势作如下记载的：“齐地已定，韩信自立为齐王，使婴别将击楚将公杲于鲁北，破之。转南，破薛郡长，身虏骑将一人。攻傅阳，前至下相以东南憧、取虑、徐。度淮，尽降其城邑，至广陵。项羽使项声、薛公、郯公复定淮北。击破项声、郯公下邳，斩薛公，下下邳，击破楚骑于平阳，遂降彭城，虏柱国项佗，降留、薛、沛、酂、萧、相。攻苦、谯、复得亚将周兰。”文字虽然不多，但灌婴抄袭楚之后路，扫荡楚之后方，占领项羽的老巢，楚军的窘困已显而易见。

这段文字明确告诉我们，韩信在巩固对齐地占领的同时，为策应刘邦正面战场的攻势，早已派出灌婴对项羽的后方发动持续不断的袭击。灌婴能征善战，乘敌之隙，批亢倒虚，以风卷残云之势出其不意地攻入楚国腹地，纵横扫荡楚之大后方，给项羽以沉重的打击。灌婴首先击楚将公杲于鲁（今山东曲阜）北，再向袭南破薛（今山东滕县东南）地，继之攻取傅阳（今山东枣庄南），前至下相（今江苏宿迁西南）以东南憧（今江苏泗洪西北）、取虑（今江苏睢宁西南）、徐（今江苏泗洪南）。再度过淮河，尽降其城邑。灌婴纵横驰骋，不仅占领了北到齐地、南至广陵（今江苏扬州）的大片土地，还对楚都彭城构成严重威胁。楚经此一大破坏，不仅后方扰攘不已，而且使前方军士粮食更加缺乏，不能与刘邦相持。项羽腹背受敌，疲于奔命，且少助食尽，遂不得不与刘邦割鸿沟为界，约中分天下。

项羽回师东撤，派项声、薛公、郯公重新夺回淮河以北的土地。韩信接到刘邦的驰援固陵的命令后，审时度势，决定顺手牵羊，占领楚都彭城。韩信率领数十万齐师南下，彻底改变了刘项对峙的战略态势，战局为之一新。韩信与灌婴的人马在楚国后方会合，迅速在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击败项声、郯公，接着斩杀薛公，攻克下邳。再克薛、留（今江苏沛县东南）、沛（今江苏沛县）等县，一举攻占彭城，俘虏了项羽的柱国[4]项佗。

彭城之战前，项羽围刘邦于固陵，虽兵少食尽，但力量尚存，仍可与刘邦相持，然而，彭城一失，楚军便失去了战略依托，根本已亡，人心涣散，项羽极为惊慌，立即解固陵围兵向垓下[5]撤退。韩信转锋西上，势如破竹，连克萧（今安徽萧县西北）、相（今安徽濉溪西北）、酂（今河南永城西）、谯（今安徽亳县）、苦（今河南鹿邑）等县，与刘邦会师于颐乡（今河南鹿邑东）。

在这一形势影响下，汉军在各个战场分别向楚军发起了战略反攻，取得了重大进展。英布、刘贾于同年十一月渡过淮水，围攻寿春，诱降了项羽的大司马周殷。然后北上攻克六（今安徽六安东北）与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西下与刘邦、韩信会师。与此同时，彭越也率军南下，与刘邦会师，刘邦的各路大军皆已会齐，势力大振。

固陵之战是楚汉战争中的一个较小战役，刘邦谋划不周导致大败，被迫困守待援。为解固陵之围，韩信统观全局，全面分析交战双方的实际情况，没有按照刘邦的命令挥师径驰固陵，而是因势利导，顺水推舟，袭占楚都彭城，既解了固陵汉军之危，又打破了项羽的持久战略，迫使项羽进入汉军预设战场。楚军则由于潍水、彭城诸役之败，实力大损，汉军同项羽在垓下展开最后决战的时机终于成熟，并最终毕其功于垓下一役。

韩信是我国古代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军事家、战略家，北宋史学家司马光认为：“韩信首建大策，与高祖起汉中，定三秦，遂分兵以北，禽魏，取代，仆赵，胁燕，东击齐而有之，南灭楚垓下，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韩信之功也。”这样的评价是十分中肯的。在楚汉相争的历史大决战中，韩信与刘邦运筹东向争权天下的奇谋，刘邦在荥阳、成皋一线与楚军形成战略对峙，实施持久防御，而韩信则将数万新军北略中原，席卷诸侯，对楚军实施战略包围，给刘邦的正面战场以强有力的支持，给项羽以极其沉重的打击。项羽围困刘邦于固陵，韩信当机立决，以数十万齐师扫荡项羽后方，占领楚都彭城，并最终在垓下击灭项羽。韩信卓越的军事战略和用兵艺术为后世兵家所推崇，明代文学家茅坤认为：“予览古今兵家者流，当以韩信为最。”洵非虚饰之言。

【作者简介】徐业龙，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委宣传部。

【文章来源】本文原载于《淮安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后被收录入韩信文化丛书《灼灼淮阴：韩信研究资料选编》，徐业龙编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

【注释】

[1]鸿沟：是我国古代最早沟通黄河和淮河的一条人工运河，从今天河南省荥阳附近的黄河引水，经中牟、通许、太康，直到淮阳东南入颍河。楚汉相争时，鸿沟是两军对峙的临时分界，今用以比喻界线分明。

[2]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秦置县，两汉为山阳国、昌邑国、山阳郡、兖州治所。

[3]谷城：今山东平阴西南，刘判葬项羽处。

[4]柱国：官名，战国时楚国设置，原为保卫国都之官，后为楚国最高武官。

[5]垓下：今安徽灵壁东南，西楚霸王项羽在这里遭汉军围困。

活动任务3　提高任务，拓展延伸

请至少对一个作家的作品有自己的评价，成绩为“优秀”。

探讨·积累·应用

1.阅读徐业龙《韩信评传》，尝试和作者探讨一些看法。

2.观赏范秀明导演的36集大型电视连续剧，和他人讨论有关情节构思、人物形象塑造、作品主题等方面问题。

3.能背诵两三首历代诗人咏诵韩信的诗作，并作简要分析。

4.在韩信研究方面，你觉得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挖掘，哪些精神值得宏扬，哪些方法能够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