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方面对中国社会和民众的引领功能是显在的。在革命的同时，通过实施重新分配土地等具体措施，使人民实现了经济解放、政治解放，使人民从麻木的屈膝、跪拜依附中站立起来。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实现了世界历史上少有的持续、高速增长，解决了长期困扰传统社会的大面积人口贫困问题，并使人民普遍进入“小康”——所有这些是以“看得见”的实惠进入百姓对比视野中的。按照儒家文化的发展观，“礼”即社会文明应随之进步。“礼”不只是一种“秩序”的要求，更是人的素养的全面提升。无论是初级阶段还是初始阶段，解决的都是经济物质基础（当然还要向美好生活需要不断提升）问题，但温饱问题一旦解决了，若无进一步的发展指向，奢靡和挥霍将可能断送前期的成果，“陷阱”即由此产生。富裕之后的危险和忧患，似乎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其实，“治”中蕴含着“乱”，中外历史不乏自此走下坡路的前车之鉴。

眼前的实利好处确实能够在短期内调动人民的积极性。精神文化的力量的确不可忽视，即使牺牲也在所不惜。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不能不说，精神毅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没有多少人去问目标能否、何时实现，勇敢地执着和坚信代替了更多的理性诘问。如同毛泽东用假设的口气言：如果我们党内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我们今天来讲，为什么强调核心、大局、看齐等意识？其意义仍在于核心层或者说最高层的理性自觉、行动自觉非常重要。这说明，由于理论修养和行动表率的程度差异不是“铁板一块”，各个时期都会有理想动摇甚或信念叛变者，回头看，更如同大浪淘沙。多数人的“思想”离不开“利益”，这一点，马克思早就说得非常明白（对于纯洁的共产党人而言，确实“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依靠经济发展，解决因生产力落后带来的贫穷、落后问题后，我们以科学的、新的发展理念调整这些年衍生出的系列问题。物质需要基本满足了，但精神文化的需要很难相应地得到满足。相反，我们看到，相当一部分人失去了行进的斗志，沉溺于物质生活的享受中不能自拔、滞步不前。高楼大厦最近十多年来遍地林立，我们的精神大厦呢？

在高度评价过去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之际，我们并不讳言存在的种种问题，甚至有些还比较严重。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就是，物质需要满足之后，精神文化没有得到充分提升，这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扶贫不能只靠经济手段，也要注意把文化精神“扶起来”；一些人物质上极度富裕，内心却追寻其他寄托。这也提示我们：“引领”不能只停留在“实利”层面，更需要将无形的价值理念贯穿其中。以党内思想理念、理想影响党外、引领社会的前提是，共产党人自己首先必须坚定理想信念。在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国度，如果几千万党员能够坚如磐石，对广大群众的辐射力将非常强大、持久。我们回顾“不忘初心”的动机，是为了在起点上更精准；我们擎举“牢记使命”的旗帜，是为了在目标上更精准。“解决的难题”“办成的大事”，除了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层面的外，还有这些看似很“虚”的心理无形层面的。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指出，要“依靠文化自信坚定理想信念”，这句话表明，坚定理想信念需要文化的支撑，但文化自信绝非一下子就能够建立起来。尽管党的每一分子参加组织时要写认识、进行宣誓，但言语上的“信”还要在实践中经受考验，仍需不断通过各种方法进行强化。如何运用自己的文化优势来坚定理想信念呢？“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和目标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要从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此观点与笔者早前所说的“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理想信念资源”^[8]不谋而合。理想和目标没有改变，而对之进行论证和辩护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同样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下“中国化”，亦可以认为，这一点亦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贡献之一。此乃《共产党宣言》关于共产主义信念的重要发展之处。在马克思诞辰100周年前后、《共产党宣言》诞生70周年左右之际，列宁将其理想创造性地变为苏维埃大国革命成功的现实；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之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示出其建设成就。这既是历史的接续、人民的选择，更是规律的胜利。

对于传统文化的精华，不乏仁智之见。若要从信念的角度看，当之无愧应为宋明以后“儒、道、佛合一”形成的理念。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内核。“合一”不是在形下事功层面（形下无法合一），而是在形上本体层面。很多学人已经指出，心性本体为“三家合一”处。儒家的修身养性、道家的葆真全性、佛家的明心见性都是落在心性上。尤其是宋以后儒家吸收道家、佛家思想，对先秦孔孟涉猎很少的天性大谈特谈，甚至不避讳对死亡的研究（与孔子重生、讳言死亡问题形成对比）——把它看作一辈子“学力”最后、最高的考验。尽管还保留着某种神秘性体验，但总体来说，可以在哲学理性的人文范围内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谓之超越死亡亦无不可。此外，心性修养与意识的秘密有关，结合并推进对意识问题的当代哲学、科学研究，有助于为坚定信念奠定厚实的基础。对“文庙”的演礼、供奉、祭拜等，无形中传扬着人文的理念、超越的思考。董仲舒在儒学由“学统”转化为“政统”方面做出了重大努力。他在理论上突出的“天”，不仅对最高权力形成一种制约，对掌控意识形态的知识阶层（“士”）及普通百姓的生活也有影响。“老天爷”的监督和内化，已经深深渗透在国人的心目中（有所谓“天道”“天理”之说）。在科学日益昌明的今天，传统之“天”实际上早已转化为“规律”——违背了，就要接受惩罚。在认识和利用之际，敬畏谨行必不可少。天赋予人的即“天命”，其中最大的必然性成分即死亡的限制。前期形神关系的辩论，实质上在传统社会的后期被深化为对生死关系的关注。在道、理、气、心、性等话语系统讨论的极诣，达到一种“此心光明”（王阳明语）、“心如太虚，本无生死”（高攀龙语）的实证境界。因此，阳明心学的背后绝非一般意义上的良知良能观所能涵盖，毋宁言之在九死一生中通过悟修，透破生死牢关，“外王”的社会事业不过是其外在表现而已。

如果我们对死亡问题仅仅停留于生理学的角度（或只做简单科学的说明），则无法满足人们心理深层的追寻。科学信念也好，理想社会信念也好，失守阵地的现象大量发生在我们身边（包括队伍的内部）。单纯的物质生活的提高亦无助于所有精神疑难杂症的根除（当然，这绝不意味着解决世俗问题不重要）。简言之，我们的理想信念之说需要从理论上加以完善，要与百姓的心理感情、做人做事、生死体验相关联，这样才能富有生命力。在政策上，也不要简单地把“不搭界”的领域（无神论关注的是“生”即现世，有神论关注的是“死”即来世）彻底对立起来，相反，“不搭界”或许恰恰能够在道德伦理、人格修养、人文关怀等方面形成互补。

【注释】

[1]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66～167页。(www.daowen.com)

[2]参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载《人民日报》2017年1月26日。

[3]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01页。

[4]转引自习近平《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载《学习时报》2009年5月18日。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9页。

[6]《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5页。

[8]参见朱康有《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理想信念资源》，载《人民政协报》2017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