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直将20世纪上半叶称作“战争与革命”的时期，“革命”的观念和思想甚至也影响到我国20世纪下半叶的前半期。阶级和革命、武装斗争这些理念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起到了巨大作用。革命的首要问题即分清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和同盟、谁是依靠力量、谁是领导者，其目标是打碎、破坏旧世界的制度体系，建立新世界秩序。这一过程伴随着艰苦卓绝的流血斗争，主要通过消灭敌人肉体、击垮其精神来完成。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取得成功之际，在血与火的“萃取”中，由自我牺牲的代价得来的反思，也促进了队伍自身的纯洁、变革及升华。与此同时，以身作则的样板功能促进了社会整体的进步。但总体来讲，“革命者”的目光是向外的，解决的是扫除自身“外围”不良“环境”的问题。革命党处于“草野”之位，面临外在的生存压力，其主要任务是依靠斗争来获取新生政权这一“外王”事业，建立新生国家。

由于外在世界和环境的压力，将目光集中于外，集中解决军事、政权、经济等方面的现实问题，既必然亦适当。没有这样一个基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在不同的阶段，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关注的重点不一样，悟出的道理也是不相同的。其中既有时代造成的客观局限性，也反映了认识的选择性。简言之，尽管我们想努力全面地、科学地把握和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但“联系实际”往往使我们更看重那些与当下政策相关的部分内容，“实用”“管用”之说障蔽了其他一些洞见。这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迫在眉睫的问题总是能引起高度的注意力。毛泽东指出：“马列主义的书要经常读。《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100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4]这里，毛主席讲的“要应用就要经常读”，并非全是“实用”的因素——与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有异曲同工之处：“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其实他们强调的是，经典具有某种启发价值，并非一定要从经典中找出“结论”来，所谓“悟”“正气”“境界”均是此种“虚义”。从事理论研究和从事社会实践的政治家对经典的解读，往往是前者“我注六经”多一些，后者则“六经注我”多一些。应该指出，理论和实践在时间和空间上并不总是一一对应的。历史的吊诡就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本应在“最先进的国家”发生，但“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5]没有发生。中国却发生了把“主义”转变为国家规模的革命行动，结出了果实。没有这些国家和民族、政党的创造性发挥、拓展，仅有先进的理论亦徒何然。这就是毛泽东讲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6]爱因斯坦认为，理论与经验（实践）之间没有直接的逻辑通道，需要创造性的直觉——其实，社会科学理论和实际的指导、运用之间似乎也是这样。

《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7]，此处把“革命”理解为不断进行的“运动”——主动依照规律推进社会向前发展，表明共产党人并不满足于停留在任何阶段的已有成就上，要把“当前的运动”同“运动的未来”结合起来。目前，我们提出的“伟大斗争”，我认为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针砭某种不思进取、满足懈怠的精神状态。经济、政治、社会、环境、文化等方面的变革并没有最终完成，即使完成了阶段性的目标，也还有更高层次的境界，需要人们不断奋斗。习近平说，“实现共产主义是由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历史过程”，同样，共产主义是一种“运动”，表现在当下一步一个脚印中；否则，共产主义就会变为“空中楼阁”，永无实现的可能。除了经受国家内部事务极端复杂的考验，源于环境——我们称作是“世界历史”的考验比比皆是，稍有不慎，颠覆性的危机和隐患即葬送前途。此情此景，你能说“革命”完成了吗？革命也许永无止境。

不过，革命的对象、革命的方式可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什么这样讲？以前强调革命，“抛头颅，洒热血”，革敌人的“命”；现在，性命无忧，又去“革”谁的“命”？当然，对于那些颠覆者、叛变者、堕落者仍可能要革去其命，但革命更多的是“刀口向内”，这个“革”不一定要了自己的“老命”，而是变革精神状态，焕发意志恒心；毋宁说是，革去昨日之旧我，变为今日之新我——一句话，是“自我革命”——敢于在自己的心脏部位、大脑部位“动刀子”，甚至做“开颅手术”。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增强这“四自”能力，练好“内功”，就是途径。在新的历史时代，“敌人”不在外面，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只要我们战胜了自己，合为一股绳，劲往一块使，“自胜者强”，任何外在的敌人都不能把我们打倒。进行“自我革命”，也是一场“伟大斗争”。有的人可能小看了这场革命，轻视了其重大意义。刀口向外，凭借坚强冲锋陷阵的意志，能够战胜敌人；刀口向内，要向自己的“伤疤”开刀，很多人是下不了决心的，需要的意志力也就更强。能否为了整体的事业，剜骨疗伤，更需要决断力。(www.daowen.com)

夺取了政权，成为执政党，身处权力中枢，掌控大量资源，巨大的诱惑就摆在眼前。权力的任性，能够“播其恶于众”（《孟子·离娄上》），危害社会，危害民众。事实证明，我们绝大多数党员和领导干部经受住了考验，但仍有相当一部分甚至是党的高级干部利欲熏心，倒在“糖衣炮弹”之下。王阳明说，“夫权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窃之以成其恶，君子用之以济其善”，故“致权也有道”（《寄杨邃蓭阁老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的智慧是，修养身心，以保其道，“惟善自修者，则能保其荣；不善自修者，适足速其辱”（张养浩《庙堂忠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修养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其中的历史文化底蕴显现出把源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建党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可能性。传统管理智慧认为，自正才能正人，管理者首先要管理好自己，以身作则，这样才能带领民众走上正途。这种大智大慧符合中国共产党人出言即行、知行合一的特征。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以自身先进的理念影响、感染民众，把蕴含在历史深层、潜藏在民心民意追求中的历史规律系统、理性地总结出来（如《尚书·泰誓》中说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自觉地以之为引领并向理想社会迈进。也可以这样说，中国共产党是“以德服众”，“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而面向强大敌人的“以力服人”是迫不得已的手段。中国共产党不是靠那些强迫的方法、管理的技巧、权力的架构来使他人“服”，而是靠真理和人品、靠全心全意为民的作为、靠忠诚理想赢得民心，甚或感化自己的对手。“打铁还得自身硬”最形象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感召力、人格吸引力。

除了宗旨之外，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特色之一，就是拥有内在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恰恰有匹配于不断进步的所谓“外王”社会事业的“内圣”修为要求，即通过努力锤炼人格、追求上升的人生境界，以适应极为复杂的“经纶参赞”之需要。中国共产党的中坚力量角色使得这种锤炼越来越重要。它能够淡化因权力带来的对民众的某种压力，能无形中化解可能产生冲突的因素。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推演，无产阶级政党需要的正是这种“淡化”，以使国家、政党作为“上层建筑”的“压力”日渐消亡，使国家政党仅发挥社会管理的职能，甚至进一步发展到“自由人联合体”的地步，使得领导和管理日益“无为化”，这样，社会自身的自由调节功能便会大为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