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恩格斯（包括后继者列宁）那里，我们吸收和发挥的侧重点在于以马克思主义去“化”中国的实际。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马克思主义确确实实使中华文明发生了巨大变革，这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成就。比如说，在革命、改造、改革中，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的理论、阶级的理论，解决了令历代统治者头痛的土地、平等问题；运用生产力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在短时期内使得经济迅速发展，解决了千百年众多人口的吃饭问题，并自豪地迈入“小康”之世；运用唯物主义本体观以及历史领域的人民立场、理想信念等学说，架构起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使得一盘散沙的民众凝聚、组织起来，成为国家、民族发展的强大动力，等等。

但是，我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脱离自身文化背景”去“化”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及觉见。比如，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长期以来，我们强调的是“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相结合”，反对给实践带来极大危害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无疑，纵观20世纪的整个中国历史，我们始终面临着来自“实践”方面的压力；反思社会变革缓慢、困难的原因，往往又将针对的矛头指向自身的传统文化，使得很多人不把“传统”当作“基础”和“土壤”等。的确，已有的一些旧观念和习俗在束缚、制约着行动的脚步，不打破即无法前进。问题在于激进的变革者容易对一切来自传统的方面彻底否定。把马克思主义同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对立起来，用前者去裁剪、否定后者，烙印在很多人的脑海中。例如，作为80年代上大学的那一代，我本科阶段读的《中国哲学史》教程即以唯心唯物评判中国思想家，结果是我们思想史上“没有几个好人”，找不到几个能匹配“唯物主义”的思想家（顶多是“朴素的”）。这是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文化另一个极端的例证。从一定意义上说，重新解读我国的人文思想文化甚至说大面积的“返正”是一项长久的工作。因为，近代西学进入中国后，其进步意义自不必多说，而在两种文化的融突中，中西文化的交流仍处于交互的“格义”阶段，其中亦有“以西解中”却被国人普遍接受的误解——很多学者在前些年已经指出这一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同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相融合、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这一表述虽然出现在中纪委的报告中，似乎不太令人注目，但我认为是石破天惊的。它表明，我们正在进一步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极大地冲击了很多业已形成的固化认知。众所周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毫无疑问的逻辑推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未来的发展中，将吸收更多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因此，现在看来，优秀传统文化不是融不融入主流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如何融入”能达到更好程度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表明，“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我们现在从事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亦“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做的报告亦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延续”“文化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的最好诠释”。习近平高瞻远瞩地指出，“这样一套制度安排，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1]。我们的理论、制度、道路都蕴含着我们自身的历史文化、历史思维，一句话，今天所有的成就都与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广义上的传统包括近现代我们走过的道路、形成的理念）有关。(www.daowen.com)

此即言，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融入更多的本土文化精华是其重要的发展趋势。《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布置的重点任务之一就是要“深刻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丰厚滋养”，并把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这对传承中华文脉、全面提升人民群众文化素养、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之一即“立足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3]，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显著特色之一。

习近平在国内外很多场合引用了不少古典名言警句。应当强调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修养都很深厚（如毛泽东在这方面的修养，一些现当代的国学大师都望其项背），但是将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到“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乃至“八观”（另有在2014年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上提出的“审美观”以及2016年版《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中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这“四观”已被写入十九大报告）高度的，则是前所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