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　高瑞泉

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重新建构世界秩序的呼声不绝于耳。它是由相反相成的两个向度的趋势决定的：至少主导了两个世纪的全球化过程的西方诸国连续出现诸多不敷应对的危机，而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文化复兴诉求，打破了许多人一度认可的历史趋势——似乎未来世界就是或迟或早、不同程度复制西方现代性。这在两本著名的著述中有集中反映——《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与《文明冲突论》。众所周知，上述两本书都曾引起巨大的争论。但是，21世纪的历史似乎不满足于一般的戏剧化，全球化是否会终止？全球治理等秩序还能维护吗？历史的趋向和历史的取向都把时间维度加入秩序的建构和维系之中，因而“秩序”不是一个固定的、平面的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秩序”本身可以视为一大悖论，总是处于新陈代谢之中。任何新秩序总是对以往秩序的否定，尔后又有待被更新的秩序取代。前者可以说是隐匿在复杂多变到不可胜计的力量博弈之中——近代中国哲学家如梁启超等称之为“运会”，后者则更多地表现为站在历史表层的人们。对于今天世界秩序面临重建等局面，孙中山先生在20世纪初就预言中国将会有一个飞跃性的“突驾”；毛泽东则在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同时，预见到20世纪后期到21世纪的50年代，世界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历史学家汤因比和池田大作在对话时也有过预言：21世纪将是中国领导世界的世纪。当这些鼓舞过几代中国人的预言似乎实现的时候，中国人对于全球化的未来秩序可能提供什么更具体的方案呢？本文拟从汤一介先生晚年所著的《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一书出发，谈一点感想，就正于各位同仁。(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