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以六艺为法”（《史记·太史公自序》），是先秦时期“六经”涉及的历史学、伦理学、政治学这些经世学问的集大成者。换言之，儒家之所以依据“六经”，就是因为它们都是经世致用之学。章学诚说：“故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2]这说明孔子传述“六经”的目的在于以“六经”治世，而非托于空言，或另作形而上的义理研究。孔子整理“六经”的目的是总结“经世”体验，弘扬“经世”精神，启示“经世”方略。孔子的经世精神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人生态度上的积极涉世精神。孔子称自己“学而不厌”“为之不厌”“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孔子周游列国，宣讲自己的政治主张，几经危难，历经艰辛，当时人们评论他是“知其不可而为者”。胡适先生曾赋诗说：“‘知其不可而为之’，亦‘不知老之将至’。认得这个真孔丘，一部《论语》都可废。”^[3]胡适认为这是孔子思想的精髓。

第二，政治理想上的发愤经世作风。孔子与当政者讨论的问题也不离“为政”“使民”“何为则民服”等治政之道。孔子与弟子之间的对话，有相当一部分是直接谈论“学政”“干政”之事的。孔子本人曾明确告诫弟子：“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即使议论道德修养、学习方法等问题，也是培养学生将来从政的素质和才能。《论语》二十篇，篇篇说如何做人、如何对待自己、如何治理人民。把这些做人的道理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仁”。可见，孔子的学说及其言行都是围绕一个目的，即通过修己实现治人，最终实现其政治理想。

第三，思想中强烈的非宗教化倾向。孔子虽然讲天命，但是他更重视对人的研究，把人作为自己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和归宿。他很少讲天道，认为那是虚无缥缈的事，也不轻易谈鬼神。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孔子不看重生死问题，认为生死是不足惜的、不必留心的，并毕生致力于对人道的追求。所谓人道，就是处理社会上人与人关系的准则及治国做人的道理。孔子的这种态度决定了儒家不讲“来世”，而明确地重视现世，要求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是儒家的一贯态度。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王权高于神权，神权为王权服务，这与儒家的这种务实精神是分不开的。孔子主张“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每事问”（《论语·八佾》），“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这些是求实精神的反映。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孔子并非深研宇宙本体的哲学巨匠，而是对伦理—政治问题给予特殊关注并提倡修己以治世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一生的思想和言行无不体现着入世、用世的特点。儒家以解决社会人生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和归宿，执着于探求政治、伦理等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问题，对纯粹抽象的思辨不感兴趣。儒家积极入世的价值取向，在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那里就开始确立，这对整个儒家学派以至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使之成为一种伦理—政治型文化。

马王堆出土帛书证明孔子确实学《易》、读《易》、解《易》，至于是否赞《易》、作《易传》，学者们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易传》至少和孔子有很深的关系，这一点在学界已成共识。要研究儒家经典及儒家创始人孔子的经世精神就不能绕过《易经》《易传》。《易·屯·象传》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意即乌云雷声交动象征“初生”，君子因此在初创之时努力经略天下大事。“经纶”两字连用，比喻治国。这是说明“君子”观《屯》象，悟知局势初创多艰之时，须奋发治理天下。朱熹曰：“屯难之世，君子有为之时也。”^[4]“经纶”亦称“经世”。《周易》中的经世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www.daowen.com)

第一，一般人生态度上的积极涉世精神。余敦康先生认为，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中，易道被看作一个包含有思维方式、价值理想和实用性操作的三位一体的完整结构。就思维方式而言，易道显然是一种统贯天人的整体思维。就价值理想而言，易道追求的则是一种以“太和”为最高目标的天与人、自然与社会的整体和谐。《易》道的实用性的操作层面是在直接继承原始卜筮巫术的基础上转化而来的。^[5]《周易》也是一部“开物成务”之书，具有强烈的实践功能，它的主旨在于把道、器、变的客观认识用于实际生活，推而行之，以成就一番事业。《易经》是一部由许多史官及卜官记录下来的社会历史文献，其思想性及社会性都很强。《周易》浓厚的政治思想性决定了其伦理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周易》是一部占人事的书，包含着许多历史教训、人生哲理，因此社会经验性较强，尤其经过《易传》的发挥，更具有浓郁的社会思想性，这当然影响了伦理的铸造。《周易》坚决主张积极入世、关心国家大事、参与社会工作。《易·系辞上》曰：“夫《易》，圣人之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真正的德必须是有为、有贡献的，而不是消极退避的。《周易》蕴含着忧国忧民的人生观。《易·系辞下》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系辞下》还说：“其亡其亡，系于苞桑。”高度强调人与社会的依存关系，人和则天下安，自安而国保。这都反映了《周易》是主张积极入世的，高度强调人与社会的关系及人对社会应尽的职责。

第二，政治理想上的发愤经世作风。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周易》一直被列为五经、九经或十三经之一，作为官方颁布的法定教材广泛流传。封建统治者之所以看重《周易》，主要是推崇其中经邦济世的政治伦理思想。古代政治家、军事家、理财家，无不认真研读它，从中汲取治理国家、安定社会、发展经济、建设国防、提高道德水平的思想原则。《周易》作为一部哲学典籍，有一个重大特点，即有鲜明的发愤经世作风。《周易》哲学将“正德、利用、厚生”奉为价值取向标准，要求哲学思想能够维护国家统一、增进民族团结、推进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周易》从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政治目的出发，提出“建万国、亲诸侯”的主张；又宣扬“万国咸宁”的政治理想，要求中央国家同诸侯国之间始终保持安定和睦的政治关系；从保卫宗庙社稷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设险以守其国”的国防建设思想。《周易》主张坚持“崇德广业”的原则，要求以高尚的道德原则指导政治，推行“仁政”；主张“君子体仁，足以长人”，缺乏仁爱之心的人，不足以充当人民官长。“长人”者还要善于“理财”，整理财政，广辟财源，管理好财务，量入为出，节约开支。《易·节·彖传》所云“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是其理财原则。《周易》坚持“民惟邦本”的民本思想。执政者要爱护人民，使人民安居乐业。《易·系辞上》说：“安土敦乎仁，故能爱。”执政者充满爱心，才可使社会安定和睦。民本思想还要求执政者能“与民同患”，和百姓同甘共苦，深体民瘼，洞察时艰。《周易》强调治理社会必须“隆礼重法”。《易·大壮·象传》曰“弗礼弗履”，认为人们的行为要受礼的约束，人不可越礼。《易·家人·彖传》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周易》提出“明罚敕法”的主张，认为刑罚分明、法令清楚，才能使人民顺服，“刑法清而民服”，才能“遏恶扬善”。礼治精神与法治精神相结合是古代治理社会行之有效的政治原则。《周易》中的这种发愤经世作风教育了一代又一代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社会革新家，促使他们成为“中国的脊梁”。

第三，思想中强烈的非宗教化倾向。《易传》有把“天”伦理化和人格化之嫌，如“天尊地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等。但从总体观之，《易传》中的“天”与《圣经》中的“上帝”截然不同，它的非神性、自然性是显而易见的。如《易·序卦》说“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此种“唯万物”观念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色彩，也是现代汉语最早的摹本。其次，《易传》把天、地、风、雷、水、火、山、泽八种元素并列，称为八卦，八卦生万物，这与“上帝造万物”之说可谓针锋相对。再次，《易传》虽言鬼神，但它的“鬼神”只是自然现象，如《易·系辞上》曰“阴阳不测之谓神”，说的鬼神即阴阳二气。鬼神也是一种见之几微的自然功能，如《易·说卦》说“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易·系辞上》还提出了“精气”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鬼神”便是“精气”的变态。精气学说在中国科学和哲学史上可谓影响深远。《易传》中的唯物论和无神论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两千多年来，它熏陶了一代又一代卓越的理性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周易》虽为卜筮之书，却是不信鬼神的。《易经》中没有上帝，也没有神灵，卜筮的吉凶趋避和西方的神学崇拜不一样。《易经》的吉凶趋避是以历史教训和实践经验为依据的，当时的筮官都是通晓历史和政事的人，有着丰富的社会经验，因此《易经》中卦爻辞的吉凶趋避皆源于对社会和自然的观察。正如《易·系辞下》曰：“仰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的重要价值还在于从自然崇拜直接过渡到辩证法阶段，超越了神学崇拜。《易传》的辩证法之所以达到了很精湛的水平，就是因为从《易经》到《易传》超越了神灵崇拜的阶段，从自然崇拜直接向辩证法发展，而没有像欧洲一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神学统治阶段。孔子儒家尊重《周易》，推崇“六经”而不信上帝、不信鬼神，使中国在人伦方面摆脱了宗教信仰的束缚并朝着社会人伦的轨道发展，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在当时世界被神学思想统治的背景下，中国人民却不信鬼神、不信上帝，而向学术方向发展，朝社会修养努力，这不能不说是易学及儒学对中国的重要贡献。

总之，儒家经典和其创始人孔子奠定了儒家的经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