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战国时代，孔孟追求的儒者之社会价值往往需要通过从政来实现。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为政出仕是为了实现他所追求的政治理想，因而他非常强调儒者首先要系统地学习古代知识传统，然后才能为政，进而实现其政治理想，体现儒者之社会价值。他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

孔子十分反对没有经过系统学习便直接去从政的行为。《论语·先进》篇载：“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孔子一直在寻找从政以实现儒家政治理想的机会。他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然而春秋时代正是社会剧烈变革之际，孔子希望恢复西周早期的礼制来改变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局面的政治理想落空了。孟子则寄希望于诸侯国君施行仁政以王天下，实现王道政治来体现其社会价值。但战国时代更没有能够施展其王道理想的政治空间，孔孟希望通过从政来实现儒者社会价值的理想都落空了。

退而求其次，孔孟都将儒者的社会价值定位于教化民俗，希望通过教化对统治者和民众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使社会上下遵循共同的道德准则，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统一。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正是这种思想的表现。时人问孔子为何不从政，孔子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孔子的回答亦体现了这种理念。

孔子的政治理想通过学术教化的方式得以实现，这不仅为知识分子树立了典范，而且确立了政治好坏的道德标准。孟子作为孔子的继承者，以孔子确立的道德标准为政治准则，为执政者提出“仁政”的施政方案，并且对当时存在的有悖于“仁”的政治现象给予直接而激烈的抨击。二人虽然不能直接从政，但他们的为政以德、博施济众、仁人爱物等政治理想通过儒学的传播，成为社会上下皆认可的施政准则。这一标准在无形中对古往今来的执政者产生强大的约束力，直至今天，儒学赋予政治的道德内核仍然是人们判断政治好坏的重要标准。除了为政以德、正己正人等较为笼统的道德要求，孔孟亦提出很多具体的施政标准。如孔子提出的“尊五美”与“屏四恶”，成为判断政治好坏的基本准则。(www.daowen.com)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尧曰》）

孔孟之世，儒家及儒者受到社会各阶层的质疑。儒学被视为无用之学。但是这种不被认可使得儒者形成了独立的人格与思想。儒家学者往往以批判的方式对现实政治进行干预，体现了儒学的“无用”之用。汉代统治者认识到儒学在教化民俗、维护统治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立儒学为官学，大大促进了儒学的传承与发展。其后各代统治者皆重儒学，然以功名利禄为诱，使得孔孟时期确立的儒学的学术独立性逐渐丧失，亦使儒学的政治批判功能逐渐削弱，使儒学逐步沦为维护统治的工具。

今天发展新儒学，我们仍要以孔孟提出的儒者之责任与价值为己任，以改善世风民俗、维护社会公正为己任，自觉传承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文化传统，温故知新，在传承中创新，用这种优秀的文化传统服务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