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初期，孙中山先生在追求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过程中，也深刻认识到道德问题的重要性。他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中指出：“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还有道德问题，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所以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1]基于这种认识，他批判吸收了中华传统美德的核心内容，并根据当时的时代需要，提出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新八德以区别于宋代提出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旧八德。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又将“礼义廉耻”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结合在一起称为“四维八德”，将其作为核心价值观与道德加以提倡。

价值观不仅需要实践，而且需要宣传提倡，因此，其表达就应该简明扼要、易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笔者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上述六条目十八字按其内在逻辑缩减为八个字（仁义信和、民本大同）来概括表达。笔者认为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根据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需要而提出的中华民族核心价值“新六德”。

在笔者看来，“新六德”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道德德目，一类是政治理念与社会理想。其讲仁爱、崇正义、守诚信，主要是传统美德的几个最主要方面，即传统“五常德”中的三德。尚和合包括和谐目标与合作精神两个方面，是社会目标与道德精神的统一。而重民本、求大同是基本政治理念与社会理想。前四条都具有“德性”性质，都可以用一个字来表达，后两者省去其动词，并不影响其意义，因此，用“仁义信和、民本大同”八个字来概括中华民族核心价值“新六德”是恰当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对这六条目的逻辑结构做另一向度的解释。其中有讲伦理、政治精神与目标的，有讲对美好社会和有效治理的期望与构想的。如果以此来解释，我们就可以将上述六个德目分为三类，即社会的伦理与政治基础（即仁爱、民本）、社会的伦理秩序（即诚信、正义）、社会的理想状态和目标（即和谐、大同）。仁爱是儒家倡导的积极的道德感情。这种感情不仅是做人的精神基础和根本，也是政治的基础和根本。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就是孔子对从事社会管理的君子提出的要求，因此，执政的根本理念自然是以民为本。诚信是为人之本，在现代社会则成为构建良好社会秩序的根基。正义是古今中外普遍追求的社会秩序与制度德性。和谐不仅是人类发展的一种理想状态和再发展的条件，而且是社会治理的目标之一。大同是儒家文化强调追求的社会理想状态，在全球化的今天，实现协和万邦、世界大同则更成为我们的目标，即中华民族的复兴是一种和平崛起，目标是建构和而不同的和谐世界。

下面，我们对上述六德的内在意蕴做简要论述。

《周易·说卦》有言：“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与义是儒家立人道德的核心。中国人的口头语中也有一个常常连用的词，叫“仁义道德”。按照韩愈的思想，道德只是一个范畴概念，而仁义才是道德的实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仁义就是道德的代名词。比如，我们经常所说的“仁至义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都体现了这一点。这也说明仁义是传统美德中最核心的两种基本道德。仁是一个情感性的源头，是仁者爱人的道德情感，是忠恕之道的思维方式和行仁之方，是奉行克己复礼的实践规范，是追求“博施济众”的奉献精神和高尚境界。让世界充满爱，用中国传统概念表达就是让世界充满仁。义则是传统道德的另一精神渊薮，它是一种理性精神，它是对社会秩序的追求，是对以道义为先的价值观的追求，是对以义务为本的人伦责任的追求。仁义之所以是立人之道，就在于二者构成了道德最根本的原发性要素，其他道德可以说都是从这两种道德中拓展出来的。相较于“爱国”“敬业”“友善”等具体领域的德目，仁义是更为基本的道德。没有爱人之情感，何谈对人“友善”？没有责任感、义务感，何谈“爱国”“敬业”？

诚信即内诚于己，外信于人，也属传统“五常德”之一。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信德在古代中国就受到高度重视，它是做人、处世、治国的根本，是道德的坚守与完成。一个人是否有内在道德，要看其言行是否诚信。讲诚信是中华优秀传统，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显得更加重要。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间接性、社会生活的陌生化、人际交往的公共化，使诚信成为现代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诚信在现代社会是一种美德。我们要加强诚信体系建设，用制度来加以强化。

中国古代政治理念往往以伦理观念为价值基础。同时，政治也要为实现一定的道德目标服务。因此，讲仁爱、崇正义、守诚信作为道德，也必须贯彻体现在政治治理过程中，如要以仁爱之心行仁政、重民本。崇正义是对正义精神与美德的追求，体现在政治上，就是追求一种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以道义为先的正义精神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担当。守诚信也是一样，它是做人之首务。我们要将其贯彻在政治生活中。人无信，固然不知其可，而政治同样无信不立。“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可见，孔子是多么重视信用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www.daowen.com)

和谐是人和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最高价值目标。历史经验证明，社会经济发展、文化进步必须以一个稳定祥和的社会秩序为基础。社会利益分配公平正义、人与人诚信友爱、社会风俗祥和淳美、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是人们世代追求的价值目标和社会理想。和谐可以促进社会进步，可以使人的个性得到自由全面发展。在中国社会实现从“革命—建设”时代向“改革—发展”时代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过程中，扬弃了过去的斗争哲学，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决策，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赏。和谐的目标必须通过人的合作精神来实现，培养和德是实现人和为贵的途径。和谐社会的形成，固然离不开经济、政治、文化等客观因素的推动，比如经济上的富裕和公平分配、制度上的合理安排、文化上的礼乐教化等，同样也离不开公民身上所具有的和合道德品质的支撑。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更是社会和谐的主体，离开了人，社会和谐就无从谈起。和谐社会的本质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最终要体现为公民行为方式和修养境界的和谐，如此才会有社会祥和、人民幸福、世风和美的和谐社会。因此，我们在努力建设和谐社会的时候，也应该加强公民的和德建设。

人的道德品质是主体身上体现出来的某种境界和精神气象。在我看来，和德主要体现为：公民主体自我修养的中庸温和，公民在人际之间的友善亲和，公民在组织与团体生活中的团结求和，公民在社会生活中的守礼达和。中庸、友善、团结、守礼就是和德在公民行为方式上的体现，也可作为社会和德建设的主要行为准则和善恶评价标准，而温和、亲和、求和、达和是公民和德的一种修养境界、性格特点，甚至是一种社会状态。做事不走极端，待人友善，在集体生活中注意加强团结，在社会生活中遵守规矩，这样，一个人就会形成温和的性格，就会在交往中有亲和力，就会在群体生活中有求和心，从而实现社会与人际和谐的目标，通过和德把和谐真正落到实处。

建设和谐社会是我们社会治理的目标，以人为本或以民为本是我们基本的执政理念，实现中国梦和世界大同、协和万邦是我们的理想。

民本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基本理念。重民本是中国的优良政治传统，是政治活动最终追求的目标，是实现天下大治、社会和谐的根本。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相比于国家社稷、君主，人民是最应优先受到重视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本是一切政治活动的根本目的、价值标准。民本思想不仅是思想家们的核心政治理念，更是很多清明的政治家所实际奉行的执政理念。如范仲淹之“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很多仁人志士都为民请命，为民谋利。戏剧《乔老爷上骄》中的县官乔老爷也有一句著名口头禅——“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体现了古代官员自觉的政治担当意识。民本思想的当代价值何在？第一，重民本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第二，重民本可以进一步强化官员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有利于提高执政者的责任感。弘扬民本思想有利于干部进一步强化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以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第三，重民本有利于促进现代民主建设、密切干群关系、提高执政水平。我们党历来重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注重密切联系群众、开展调查研究等工作方法，坚持以民为本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有力法宝。干部树立民本意识，必然会自觉密切干群关系，有利于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促进民众利益的实现、促进服务型政府的形成，有利于不断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和执政水平。

“大同”则是古人最高的社会政治理想，曾经激励多少仁人志士为其矢志不移、奋斗不息，它是中国古人的“中国梦”。正如习近平于2014年3月2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指出的那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中国人自古以来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按照习近平的上述论述，中国梦的理想一定是植根于中华优秀文化土壤中的。弘扬“求大同”的传统社会理想不仅能增强全民对中国梦的历史意义的认同，而且能体现出中国梦的本质。

古人在求大同的社会理想方面有着很多价值共识，即追求人际关系的融洽、社会的均平和谐、国家的和平强盛。孙中山在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中，特别强调“民生主义”，即在完成民族解放和实现政治民主之后，把以平均地权为基础的“民生主义”作为落脚点。他要建的是“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社会，而“民享”则显示了他对传统中崇尚均平共享的“大同社会”价值理念的继承。另一方面，孙中山更是坚持了世界大同的和平主义思想理念。他指出：“中国更有一种极好的道德，是爱和平。现在世界上的国家和民族止有中国是讲和平，外国都是讲战争，主张帝国主义去灭人的国家。……这种特别好的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2]他明确把“和平”作为他提倡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新八德”的重要内容。

中国梦不仅是富裕梦、强国梦，是公平梦、和谐梦、幸福梦，而且是文化梦、道德梦。正如习近平于2014年3月2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指出的那样：“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中华民族的先人们早就向往人们的物质生活充实无忧、道德境界充分升华的大同世界。中华文明历来把人的精神生活纳入人生和社会理想之中。所以，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随着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中华文明也必将顺应时代发展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中国梦更是和平梦、世界梦。中国一直主张王道，反对霸道，追求和平，因此，中国梦所追求的崛起与发展是一种和平崛起、和平发展。中国不会走逢强必霸的某些西方列强的老路。中国的和平发展只会为世界带来机遇，而不是威胁与危害。协和万邦一直是中国人的追求。中国的和平梦正因为其对和平价值的珍视与实践，也必将成为受世界人民认同和欢迎的世界梦。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就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向世界发出的中国声音。2014年3月，习近平在德国发表演讲指出：“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中国自古就提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箴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国泰民安’、‘睦邻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世代相传。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