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中华文化是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据

中华文化是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据

时间:2023-11-2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时发表讲话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可见中国之为中国,中华文化就是其合法性根据。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华文化是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据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时发表讲话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研究孔子、研究儒学,是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认识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历史来由的一个重要途径。这些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

中华文化发展繁荣是传统儒家理想即实现天下太平的大同社会的必要条件,也是实现中国梦的条件。据上述《春秋》大义“张三世”,从据乱世提升到升平世(小康社会),再提升到太平世(大同社会),贯穿其中的灵魂就是先进的中国礼乐教化文明制度和道德伦理实践。韩愈概括了这一《春秋》大义:“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原道》)中国和夷狄的辨别标准在于是否实行中国先进的以道德为内核的礼乐教化文明制度。可见中国之为中国,中华文化就是其合法性根据。大同理想是中华先进文化不断扩大影响范围、礼乐文明教化无所不至、仁爱精神无所不达的理想。我们首先要继承和发展中华先进文化,然后用发展繁荣了的中华文化影响世界,以德服人,以文化人,促进世界和平。

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经过几千年的沧桑岁月,把我国56个民族、13亿多人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是我们共同创造的美好家园,是我们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而贯穿其中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我们也能够继续拓展和走好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

中华民族的魂是中华文化。2014年6月6日,习近平在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时强调:“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共同的根让我们情深意长,共同的魂让我们心心相印,共同的梦让我们同心同德,我们一定能够共同书写中华民族发展的时代新篇章。”中华文化使中华民族得以团结统一,也孕育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传统和坚定理想。中华文化、百年历程和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发展繁荣中华文化,要求我们善于继承中国传统,善于学习人类先进文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善于学习的民族。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正是一部中国学习和发展人类先进文明的历史。16世纪之前,影响人类生活的重大科技发明约300项,其中175项是中国人发明的。中国的农耕、纺织冶金、手工制造技术长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18世纪末期,中国的经济规模在世界上是最大的,相当于刚刚过去的20世纪末期美国经济总量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当时全世界5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当时有10个,中国占6个。据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估算,中国从公元1000年开始,国内生产总值一直占世界的五分之一以上。

中国传统文化曾是世界的典范。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被雅思贝斯列为“轴心时代”,孔子和老子被列为轴心时代的主要原创思想家。隋唐时,各国纷纷派使者前来中国学习交流文化,如日本先后十几次派出遣唐使团学习中国文化。欧洲在17、18世纪掀起了“中国文化热”,莱布尼茨伏尔泰等为数众多的西方著名科学家、思想家都是中国文化的忠实粉丝康德哲学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被认为是“孔孟之道”在西方文化中的移植。欧洲的文官制度改革是对包括科举考试在内的中国文化典章制度的学习模仿。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模式“士治政府”还将是西方政治未来发展的模范和归宿。世界上曾经出现过20多种文明类型。中国是唯一一个历经5000多年历史在没有中断的在同一文明类型中连续发展的国家。

中国传统文化因开放多元而富有生命力,今天我们也要善于学习中外历史文化传统以发展繁荣中华文化。2013年3月,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时发表讲话说:“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学习需要开阔的视野,要坚持辩证的态度,落脚点是继承发展、为我所用。2013年12月26日,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坚定而自信地说:“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我们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也就是说,学习的前提是树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不能数典忘祖,更不能邯郸学步。学习的基础是传承传统。巩固根本,才能吸收养分。(www.daowen.com)

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比如,中国自古就有不同于西方古希腊民主传统的民本、民主政治传统。钱穆认为这是中国式的民主政治:

中国传统政治,既非君主专制,又非贵族政体,亦非军人政府,同时亦非阶级(或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专政,此更不烦再说。然则中国政体,自当属于一种民主政体,无可辩难。吾人若为言辞之谨慎,当名之曰中国式之民主政治。当知中国政府虽无国会,而中国传统政府中之官员,则完全来自民间。既经公开之考试,又分配其员额于全国之各地。又考试按照一定年月,使不断有新分子参加。是不啻中国政府早已全部由民众组织,则政府之意见,不啻即民间之意见。[8]

如钱先生所论,中国传统政治自有其无可替代的价值,本来无须借助西方政治的标尺去衡定,钱穆强名之曰“中国式之民主政治”,其真实意图,盖以明其守先待后的立场:士治政府乃中国古代政治遗产之一大宝库,其价值毫不逊色于西方民主政治,至于此宝库之开发利用,则有待于后来之聪明圣智、君子贤人。

中国政治的现代化必须在继承中国传统政治人道精神的主体基础上对中西先进文明制度进行扬弃吸收,之后才能运用到当代中国文化和人事上。钱穆认为,中国社会是四民(士农工商)社会,士为四民之首。士的变动可以影响整个社会的变动。钱穆把中国社会的发展史划分为游士、郎吏、门第、科举等若干阶段。士是人群中能够志道、明道、行道、善道的人。士代表、弘扬、实践、坚守了中国人的人文理想,担当着中国社会教育与政治之双重责任。中国古代社会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它不需要教堂牧师和法堂律师,没有发达的法律宗教,却形成一种绵延长久、扩展广大的社会。这主要靠中国的人与人之道,靠“人”“人心”“人道”等观念,靠士在四民社会中的作用及士的精神影响。士的精神是中国自古以来所涵蕴而在儒家那里得以发扬光大的。钱穆先生认为,士代表着人道,士是士治政府的灵魂和中国社会的领导。钱穆的人道政治思想视士治政府为有别于西方的中国式的民主政治形式,士治政府还将成为世界政府发展的方向。事实上,西方的文官制度正是在对中国古代科举、监察等政治制度的学习借鉴中建立起来的。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怎样对待本国历史?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对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对古代的成功经验,我们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然要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但不是照搬其他国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而是要从我国的现实条件出发来创造性前进。”

中国道路的政治理念和实践智慧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把依法治国确定为最高国策,并且清楚指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又把2014年12月4日定为首个国家宪法日,凸显宪法的国家根本大法和治国安邦总章程的地位,中国式法治和民主逐步走上正轨。可以预料和期待的是,作为中华民族“根”与“魂”的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被写进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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