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中国梦是实现社会和谐、世界和平发展之梦。2013年1月28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发表讲话说：“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消除战争，实现和平，是近代以后中国人民最迫切、最深厚的愿望。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后苦难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结论。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十分珍惜和平安定的生活。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中国人民爱好和平。我们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履行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2013年6月7日，习近平在同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共同会见记者时说：“我明确告诉奥巴马总统，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

曾经被孙中山视为世界上最为系统、最为高明的政治哲学范本，也是习近平在讲话中多次引用过的儒家经典《大学》篇，提出了“修齐治平”的人生社会理想道路，它的最终理想也是构建世界和平的大同社会。《大学》首章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又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就是儒家“三纲八目”的追求。“三纲”指明明德（彰显人人本有、自身所具的光明德性，做到内圣）、新民（推己及人，带动他人明明德，共同发展社会事业，达成外王）、止于至善（内圣、外王两方面都臻于极致的美好境界）。它既是《大学》的纲领旨趣，也是儒学“垂世立教”的目标所在。所谓“八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前五条属内圣）、齐家、治国、平天下（后三条属外王）。它既是为达到“三纲”而设计的条目工夫，也是人生进修阶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儒家的人生理想道路就是通过修身工夫，养成仁德的君子人格，达到内圣，然后推己及人，逐步扩大仁爱的范围，“明明德于天下者”，使“人人皆有士君子之风”，致太平于天下，也就实现了世界和平、社会和谐的“大同社会”。

孔子所作《春秋》中“张三世”的思想主张，就是世界和平的实现蓝图。儒家认为为了实现天下大同的王道，必须先完善自身，由近及远逐步推进礼乐文明普及的和谐社会范围，最终走上天下太平的世界和平发展道路，这与中国梦追求的世界和平发展目标是一致的。“张三世”这一《春秋》大义，阐发了“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的历史进化观。传闻世即“衰乱世”或“据乱世”，代表中国文化最高水准的鲁国作为受命新王，负有治理乱世之责，根据乱世的现实而勉强创造治世，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先提高本国人民的道德水平，整饬政治社会秩序，成为王道治世的楷模。所闻世即“升平世”，类似“小康”社会，由乱世升进稳定和平的平世，此时中原各诸侯国受鲁国先进的礼乐文明教化影响提高了道德水平，各国有了共同遵守的政治礼法秩序，这时推行王道的鲁国与诸夏不再有区别，但与未开化的夷狄（偏远的国家、部落）尚有区别。所见世即“太平世”，类似“大同”之世，人类的道德水平在中原诸国先进文明的逐渐影响下普遍高尚，社会秩序和谐，不再有大小国家、诸夏夷狄的区别，万国咸宁，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人类实现普遍的平等，中国呈现出一个统一的普遍大同崇义的太平盛世。儒家的王道大化、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造就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品格，并使之成为中国梦的内在品格。中国梦继承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理想，是天下太平之梦、世界和平之梦。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爱好和平在儒家思想中也有很深的渊源。中国人自古就推崇‘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远亲不如近邻’、‘亲望亲好，邻望邻好’、‘国虽大，好战必亡’等和平思想。爱好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

根据儒家王道思想，要想“致太平于天下”，首先要使本国人做到“明明德”，在本土实现“仁政”和“德治”。儒家创始人孔子所论为政之道，为儒家德治思想奠定了基调。“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把为政之道分为两种，一种是政刑之治，一种是德礼之治。前者以法制禁令引导人民，以刑罚强迫百姓服从，这样做只会让老百姓苟免刑罚，而不能让老百姓懂得道德修养的价值，老百姓无羞耻感，明里不触犯刑法，暗里仍藏为恶之心，伺机为非作歹，这必定是一个道德堕落、动荡不安的乱世。后者为政以德，即实行周公奠定的以“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等为内涵的德治，礼背后的内在精神是德，通过礼乐文明教化来移风易俗，构建“刑错”和“无讼”的良序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老百姓有羞耻之心，自觉去除心中为恶的念头，修身爱人，人人皆有士君子之风，这才是人们所期望的太平治世。(www.daowen.com)

关于为人、治国和道德的关系，习近平指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5]中央在全国上下提倡培育和践行的以儒家传统伦理道德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大学》“修齐治平”思想和《春秋》“张三世”思想在当代中国发展实践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我们要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上推行德治，并逐步实现“致太平于天下”的世界和平理想。人人有德是最基本的前提，所以当代中国人的当务之急是要着力培育“廉耻”道德，真正养成“行己有耻”的君子人格。朱熹在《孟子·公孙丑上》注曰：“羞，耻己之不善也。恶，憎人之不善也。”朱熹又在《孟子·尽心上》注曰：“耻者，吾所固有羞恶之心也。有之则进于圣贤，失之则入于禽兽，故所系甚大。”不仅是“羞恶之心”，恻隐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也都是“耻”的内涵，有之可“进于圣贤”，无之则“非人”而“入于禽兽”。作为“四端之心”的“耻”是人禽之别的关键所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人类特性。它是人之为人的伦理底线，又是成圣成贤得以可能的道德动力。人永远是未完成的人，在“耻”德挺立的道德自我自觉作用下，人不断摆脱动物性走向人性，又不断超越人性走向神圣性。^[6]

知羞耻是人的一种自我觉识，有之则区别于动物，无之则禽兽不如，因而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不敢含糊的人伦道德基石。历代大儒非常重视“耻”这一道德本源。欧阳修说：“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新五代史·杂传》）顾炎武说：“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按：指礼、义、廉、耻）之中，耻尤为要……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日知录·廉耻》）郭齐勇先生认为，一个人在做了坏事后，良知尚未完全泯灭，还有羞耻感，从而可以改过自新。如果一个人被人批评为“寡廉鲜耻”，那就是非常严峻的问题了。知耻尚有救，“寡廉鲜耻”就接近于无可救药的地步了。一般人都知羞耻，这是辨别是非、善恶、美丑的心理基础。朱熹说：“耻便是羞恶之心。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朱子语类》）知耻使人有所不为，羞于为非作歹。羞耻感与是非感、善恶感、美丑感等道德意识、道德判断常常是整合在一起的，是人们不做坏事、免去社会谴责与羞辱、保护人格尊严的基本道德禀性。同时，知廉耻也是后天培养、训练、实践的结果。“廉”德防止人有违道义攫取财货、利益、名誉、地位，戒之在“取”；“耻”德防止人有违道义，泯灭人与禽兽的差异，去做一些人之所不齿的事，戒之在“为”。作为一个人，不知廉耻是自取祸败之道。作为官吏，特别是高级官员，如果内无良知，外不遵守法纪制度，无所不取，无所不为，那是亡国亡天下之道，是十分危险的事。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在礼、义、廉、耻四维中，耻最重要，是人之为人、国之为国的最后底线。人不廉正，做出违背礼义的事，根源在于没有羞耻之心。官吏、知识分子沦落为无耻之徒，是最大的国耻！^[7]“廉耻”道德是君子人格的基本内涵和人之为人的伦理底线。近百年中国因为文化传统的断裂而造成这一传统道德基础缺失，无耻“非人”屡屡惨烈肆虐中华大地。我们现在迫切需要通过廉耻道德的回归，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和吏治腐败的根治，唯有如此，《大学》提出的“以修身为本”的“修齐治平”理想才有可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才会具备不可或缺的价值基因和道德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