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并系统论述中国梦，接续传统，凝聚人心，意义重大。2012年11月29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后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中国梦”概念，明确把“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通过“四个讲清楚”诠释中国特色，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说，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生动表达了中华民族的奋斗目标和中华儿女的共同梦想，也构筑和巩固了中华民族和世界人民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其内涵、条件和实现途径都和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通。中国梦的系列讲话精神，是当代中国道路对中华民族伟大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关于中国梦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3月7日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我们先人们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这一论述把中国梦和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联系了起来，也创造性地诠释了传统儒家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理想。

儒家明确指出了小康社会和大同理想的出处——《小戴礼记·礼运》篇。孔子对弟子仲弓描述了儒家理想社会：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从中可见，儒家在政治方面有两个理想目标，一个是最高理想目标，即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以实行王位禅让贤能的尧舜之世为代表；一个是最低理想目标，即实现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以实行王位家族继承的夏、商、周三代六位圣王统治的时代为代表。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从周代到民国，从孔子到孙中山，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理想无不参照这一理想目标体系去实践治国方略和构建政治理论体系。

中国道路也与儒家理想社会传统息息相关。毛泽东时代确立了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邓小平时代确立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到21世纪中叶，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中共十八大以来，确立了新的目标：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再经过一个阶段的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邓小平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借用儒家最低理想目标——实现小康社会，提出了在生活水平上达到小康的目标。而在习近平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完整使用儒家关于理想社会的用语——“小康”，而且在邓小平设想的21世纪中叶实现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之后，又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儒家孜孜以求的最高理想“大同社会”在当代的诗意表达。习近平说，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在中国道路的战略蓝图中都有具体对应的地位。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说：“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小康’这个概念，就出自《礼记·礼运》，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使用‘小康’这个概念来确立中国的发展目标，既符合中国发展实际，也容易得到最广大人民理解和支持。”令人记忆犹新的是，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如果说第一个一百年的目标是建成小康社会，那么第二个一百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就是迈向“大同社会”的重要阶段性目标。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过程就是不断、无限接近理想中的“大同社会”的追梦过程，同时也是不断接近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追梦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当代中国的一大表现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和儒家最高理想社会（大同社会）的调协同构。

从礼法共治的小康社会到普遍德化的大同社会，也贯穿着“大一统”“通三统”的儒家政治社会文化思想。西汉董仲舒在重申儒家“大一统”思想“《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的同时，又明确提出“通三统”思想：(www.daowen.com)

《春秋》曰：“王正月。”传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王者改制作科奈何？曰：当十二色，历各法而正色，逆数三而复，绌三之前曰五帝，帝迭首一色，顺数五而相复，礼乐各以其法象其宜。顺数四而相复，咸作国号，迁宫邑，易官名，制礼作乐。（《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董仲舒把儒家历史文化传统的传承方式归结为《春秋》大义“通三统”，即分别封前两代后裔以方圆百里的大国（如宋国承夏代、杞国承殷商），尊爵为公，继续奉行原有故国文化传统和礼制，与当世大一统王朝分庭抗礼，以先代一王之统的名分客而不朝。五帝之后裔则封以小国奉祀，存续其文化传统。但九皇仅尊其号而只有附属小国，再前面的百王后裔就成为民。九皇和更古的百代先王在郊祀和封禅中与上天一起祭祀，以表达对古代文化传统的崇敬，在祭祀的过程中纪念和传承上古文化传统，保持文化的多元多样，方便当朝与后来王者借鉴取法。所有这些做法可使古代文化传统精神在天地之间永久流传，使海纳百川、含英咀华的中华传统文化生命之流生生不息，既有源头活水滋养而永葆青春，又能包容和合而与时俱进。

孔子服膺文王、武王、周公在传承中创新的西周礼乐文明制度，曾经由衷赞叹并发扬“通三统”文化传承的优良传统：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论语·尧曰》）

孔子强调文化发展必然是在传承中的创新，因革损益，源流分明，只有懂得尊重古代传统、珍视先贤智慧并加以创造性传承，才能做到政通人和、天下归心。西方一些汉学家断言儒家传统已经在当代死去，成为“博物馆中的历史收藏物”^[1]，这虽然是对中国文化发展规律的误判，但也算对中国文化当代传承困局敲响了警钟。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许多错误对待，但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是真正存在、处处显见的优秀传统文化，存续在传统家庭和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中。俞荣根先生在2011年上半年主持了一项“中华民族崇拜问题”的问卷调查，了解当前人们心中中国历史上最受中华民族崇拜的历史人物，结果在海内外华人12280份有效问卷中，孔子以6988份得票高居榜首。^[2]张祥龙先生提出要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的设想，即基于“通三统”的思想给儒统以独立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给各种文化形态和传统以足够尊重，留下宝贵的文化基因“助我华夏子孙避难成祥”，这就需要当代“新统”具备一个让自己的民族和根本文化形态绵绵不绝的深远视野和博大心胸。^[3]真正的“通三统”是本代政权的政治文化制度与前两代政治文化制度平等并存。自古以来，古今中外历代历朝的文化传统皆有存续余地，在地域、民间社会和文化学术体制中留有空间。^[4]

以儒学为重要内容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因为包含“大一统”“张三世”“通三统”等丰富而高明的思想传统，故具备开放性和包容性，讲信修睦，爱好和平，追求大同，以“和而不同”的态度对待世界多元多样的文明传统。正因如此，中华民族才成为世界上仅有的一个历经数千年发展而文化传统连续传承的伟大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