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是儒家哲学基本价值观的第一原则。不讲仁义，离开仁义，儒家价值观中的许多具体细目都将失去基础。“仁”的基本内涵是普遍地关爱人类，并延伸到对自然万物的一体关照。“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平等爱人可以说是仁的基本含义。“爱人”就是尊重、敬爱一切人，把人当作具有平等人格的人对待，即“出门如见大宾，便民如承大祭”（《论语·颜渊》），“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孔子提出了一条君子“可以终身行之”的基本社会交往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这是推己及人的行为方式，即根据自己的思想情感意愿去类推他人。自己不愿意的，也勿强求他人。这就是仁的品格在社会交往层面体现出的含义。“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是从正面出发对他人的类推，自己有所树立、有所成就，也要允许别人有所树立、有所成就；或者说，自己有所树立、有所成就，应该有助于、有利于别人有所树立、有所成就，而不是损害别人的成就和利益，要表现出君子“厚德载物”的襟怀风度。“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在具体的行为方式上，君子应该“温良恭俭让以得之”（《论语·学而》），并行“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于天下，甚至要具备“不念旧恶”（《论语·公冶长》）的宽容精神。孟子也认为：“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上》）这都可以说是“仁者爱人”原则在社会交往中的运用，它能使人际关系更加和谐。

但这并不意味着君子要无原则地讨好取媚他人，君子应该以“贞”“直”“忠信”立身，“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不要“巧言令色”，也不搞虚假表面的一套。对于那些不得罪人的滑头“乡愿”，孔孟都斥之为“德之贼也”。

“义”的基本内涵是适宜，延伸为恰当、公平、公正。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儒家判断是非的一个标准即“义以为上”，见利应该思义，义就是适宜正当的行为^[1]，衡之于利欲，应是“可欲之谓善”（《孟子·尽心下》）。“无欲其所不欲。”（《孟子·尽心上》）“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孟子·尽心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孔子在这里明确把义即公平公正看作天下普遍使用的原则。孟子把仁义连在一起使用，提倡行仁义。荀子提出“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荀子·荣辱》）。

物质利欲不能有损个体品格，权威势力、外在诱惑也不能改变个人的意志。君子应该“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乐其道而忘人之势”（《孟子·尽心上》），即志意修、道义重则可以轻王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只要个体选择正确，行为光明正大，就“难狎”“难胁”，就能够做到“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侧”（《荀子·非十二子》），就不愧为“诚君子”。

唐代韩愈提出“博爱之谓仁”（《原道》），宋儒把仁解释为“生”“生意”“天地生物之心”，以仁作为生命本体。近代谭嗣同吸收佛教“众生平等”的学说，在《仁学》中把“仁”解释为“通”，仁就是众生平等、万物平等。毛泽东对“仁义”做出现代解释发挥：“要特别忠于大多数人民，孝于大多数人民，而不是忠孝于少数人。对大多数人有益处的，叫做仁；对大多数人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对农民的土地问题、工人的吃饭问题处理得当，就是真正的行仁义。”（《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号召》）习近平认为“讲仁爱”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价值之一，并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把仁义拓展运用到外交方面，提倡建立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关系新秩序。有的国家却把国家间的政治定义为“争强权”，一味追求“强权统治下的和平”，实际上就是搞霸权主义。这种国际关系绝对不合理、不公正，也不可能长久维持。只有建立亲仁善邻的国际关系新秩序，才能维护世界和平。(www.daowen.com)

由仁义形成的一系列基本价值观在中国历史上长期起着积极作用，并为广大人民所熟知，如仁义，仁爱，仁民爱物，仁政，仁义礼智信，智仁勇，仁人志士，仁至义尽，仁厚，仁慈，义勇，当仁不让，恻隐之心，博爱，敬爱，忠信，与人为善，恭宽信敏惠，温良恭俭让，信义和平，礼义廉耻，正义，道义，仗义，有情有义，义不容辞，义无反顾，义愤填膺，见义勇为，等等。

儒家哲学历来追求崇高人格理想，如严于律己，正己正人，坚持正义，宁死不屈，宁折不弯，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等等。儒家对崇高人格的追求与西方个人自由价值观各具特色。

仁义精神在现代经济交往中衍伸出“互惠互利”“合作双赢”等新观念，在国际交往中衍伸出“共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观念。